俄罗斯揭秘档案中的大跃进：历史重要信息揭露

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档案资料，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页历史。

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要从1957年说起。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末，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5—326页）

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超过英国这一件事。1958年1月28日他写的《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有：

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

四千万吨钢，现在是五百廿万吨

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多一点

四千万启罗瓦特发电容量，现在是四百多万……

五年到八年完成四十条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2页）

毛泽东最初想的是十五年赶上英国，只是他越想越快。1958年5月18日他写的一条批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里面说的是“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同上书，第236页）。而在同年6月22日写的一条批语更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同上书，第278页）同年9月5日，这时正是“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说：“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同上书，第381页）毛泽东想的，首先是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于是“大跃进”首先就从大大提高钢产量着手。

“大跃进”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当年的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在《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这一件档案中，毛泽东对六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谈话里就谈到了这件事，这一篇讲话的官方记录在《毛泽东年谱》有记载，中文原本可以拿来同档案译文对照着看。在译本里，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第八卷，第260页）这是不够准确的译文，据《年谱》本，毛泽东的原话是：“我们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第三卷，第454页）“以钢为纲”正是当年一个重要的口号。

毛泽东关于大炼钢铁提出要求这件事，据档案译本是这样的：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7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但在8月份的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第八卷，第260页）

而这一段译文又不很准确。据《毛泽东年谱》所载，他的这一段原话是这样说的：

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们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同志在一个地方吹，我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到八月一查，还差得很多，我就着了急，我说我的炮放错了。就是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我和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地方管工业的书记开了一次会。（第三卷，第454页）

两个材料的日期不相符，不知何故。这里用了毛泽东的原话“翻一番”这样的口语，就比译本里“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不但更生动、更传神，而且更准确得多。1957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提出“翻一番”，就是说要求1958年达到1070万吨，增加了一倍；译本说“增加2倍”，岂不是要求达到1605万吨吗？更加重要的是，毛泽东明确表明：要求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都是他本人提出来的，是他放的炮。而在译本里，这些都没有了，变成“会上有人问”，也就看不出问者何人，该由谁对这件事负责了。

要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生产出这么多的钢来，用正常的工艺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提出了一个“大中小相结合、‘土’‘洋’相结合的方针”，8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解释这个方针说：

小的“土”的炼铁炉、炼钢炉，比起大型的和中型的现代化钢铁厂来，技术的确是落后的，但是却具有现代钢铁厂所没有的优点。这就是投资少、设备简单、技术容易为群众所掌握、建设时间短。以小型的和“土”的为主，我们就可以在目前技术骨干缺乏、钢材供应不足、现代设备供应不上、资金也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发动全党全民来办钢铁工业。

执行这个“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方针，立刻就出现了看得见的结果，《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里面，这一位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报告说：

在中国的经济中出现了一些部门之间比例失衡的现象，开始感到工业原料的不足，许多产品的质量都降低了。允许加快小型冶金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物力和人力的分散，导致了日用品生产的急剧减少。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在1958年下半年建设了90多万个小型冶金企业，吸纳了8000万—9000万农民。如此多的农民在农忙期间不参加农活，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庄稼没能完全收获。（第八卷，第399页）

劳动力都大办钢铁去了，成熟的庄稼没有人去收割，任它烂在地里，这是“大跃进”破坏农业生产的事例之一，也是加剧马上就要来临的粮荒的一个原因。

这样的“大办钢铁”不但占用了大量劳动力，而且用这种方法炼出来的钢铁是毫无用处的。在苏联国家对外经委主任斯卡奇科夫的《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的附件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司长Г.舍维亚科夫说：

据周恩来同志今年6月17日同扎夏迪科同志（引者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会谈时承认，在计划国民经济和领导经济建设中，中共中央和地方机关在1958年采取了主观主义立场，出现了重大失误。没有充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大大提高了计划任务指标，如煤炭、冶金生产任务和铁路运输，过高估计了“小高炉”（习惯叫法）的作用。经验证明，小高炉不行，根本不能作为发展冶金工业的基础。这些小高炉生产的大量生铁（约6000万吨）和钢（250万吨）质量不高，含硫和磷很高，不能用来生产优质钢和轧材。用这种方法冶炼的部分金属根本就没从边远地区运出来。（第八卷，第370页）

《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里面也说了：

为了实现“大跃进”，中国的同志们大搞所谓的“小高炉”。他们认为借助这种办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大提高生铁和钢的产量。不顾对其他部门，首先是对农业的损害，大约有9000万人被投到了“小高炉”工作中去。1958年为建设自制的小高炉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消耗了几千万吨煤炭。结果炼出300万吨钢，但它们不得不从国家指标中划掉，因为这些钢，连中国同志自己都承认，回炉都不能用。这是不奇怪的。在今天，在原子能时代，当生产建立在高科技成果基础之上的时候，哪里还需要这样的金属呢？（第九卷，第65—66页）

接着，苏斯洛夫拿苏联冶金业的情况来做对比，他说：“顺便指出，在1959年整个苏联黑色冶金部门，其中包括采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总共才70万人。这年，我们的黑色冶金行业为国家生产矿石9440万吨，生铁4300万吨，钢6000万吨，轧材4690万吨。”（第九卷，第66页）

对于中国土法炼钢这一件事，几年之后赫鲁晓夫还在议论。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1963年12月13日）里面，他就是这样谈到这件事的，他说：“他们开始用手工方式建造小高炉。可是，即使200多年以前彼得一世在乌拉尔所修建的炼铁炉也要比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要先进。但是，如今中国人却开始建设此类炼铁炉。可哪里有合适的能在此类炼铁炉里炼制的金属呢？他们可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们集中了上千万人来搞此类建设，农业无人问津。据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也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个这样的炼铁炉，以证明自己尊重总路线和毛泽东的英明才智。此类‘工业’的最终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如今，这些炼铁炉已经废弃了，而所谓赶超英国也放弃了。”（第十卷，第322页）

在《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这一件档里，毛泽东还谈到正在大办起来的人民公社：

索菲亚市委书记请毛泽东同志讲一下人民公社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说：在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党对群众的领导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政治方面，人民公社组织主要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存在，但公社不应与党的组织混淆。因为党是一个由进步人士构成的组织，是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大规模地将群众组织起来，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有制。以前，我们共有70万个农业合作社，现在由这些合作社组建了2万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人民公社有7000个农户。有的人民公社甚至包括有上万农户，或几万农户。（第八卷，第261页）

前面已经指出，这一次接见，在《毛泽东年谱》里有记载。其中所载毛泽东的原话比这译本里的“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大规模地将群众组织起来，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有制”要更简洁更鲜明，他说的是：“人民公社，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一个公。”（第三卷，第455页）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的数据，“到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达到26000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以上”。（第496页）

前面引用过的《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里面，着重描写了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

在农业领域，1958年中国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把所有的物力和人力都动员起来加快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在1958年开始了深化合作化的运动……提出了把公社变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单位的口号，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农民的所有私人财产公有化，归各级公社集体所有，把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公社，废除农民劳动中物质利益的原则（在公社中实行免费就餐，这在事实上意味着平均主义）和自愿的原则，对于日常生活的广泛集体化没有进行应有的组织和准备（在公社建立宿舍、食堂等），过早地把地方的权力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相合并。在组织公社期间允许在实践上推行“军事化劳动”，这就加剧了单纯的行政化。（第八卷，第399—400页）

应该说，他说的大体上与实际情况相符。其实这时候中共党内也感觉到一些问题了。在《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记录：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1959年8月28日）这一件档案里，习仲勋对扎夏迪科说了一点。这里说的八中全会，就是批判彭德怀的那一次庐山会议。习仲勋在这个时候奉命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少不得要批判彭德怀的观点，说“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社遭受了失败”，不过，他还是说到这一工作中有过缺点：

在建立公社的运动中，许多的超前行为得到了允许。分配领域中出现的类似超前行为也得到了允许——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得以确立。但是，这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1958年在郑州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错误，并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来修正这些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都知道，党在八中全会召开前的7个月里的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一些修正工作。

……习仲勋笑着说，在他看来，“现在苏联同志可以对我们放心了。”（第八卷，第392页）

在《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里面，也说到了办人民公社这回事：

1958年中期，在中国兴起了建立“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为取代现有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成立农民联合企业，在这种企业里，中国的同志们企图实行明显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以军事化的方法组织劳动。在这种公社里，大体联合有5000个农户。地方工业、贸易和财政问题交给公社管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被取消，其职能转交人民公社管理部门。在人民公社里开始建立连、营、团。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农村，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也建起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里，农民的全部财产，包括房舍、家禽和家什都实行了公有化。按劳分配被平均实物供给所取代。用强制的办法实行公共食堂制。

所有这些实验，不是在一些个别地区，而是在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的全部国土上进行的。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中国的同志们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第九卷，第66页）

苏斯洛夫接着写到了人民公社试验的失败：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政治的复杂化迫使中国的同志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改变了对人民公社的许多观点和方针。生活严肃地纠正了他们。他们被迫在公社恢复被他们破坏了的社会主义劳动原则和分配原则，纠正把农民财产充公的路线，取消了农村军事化制度。现在形式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大型的农民合作社联合企业。中国的同志们现在强调这些联合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保留人民公社名称的情况下实际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公社内部基本的生产单位现在是生产队，是实际上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房舍和小副业不再公有化。给农民重新分配了宅旁地段，鼓励农民个人饲养牲畜和家禽。吃食堂现在采取自愿原则。（第九卷，第67页）

在《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1961年8月17日）里面，赫鲁晓夫表示了他不赞成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态度。他说：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于一些重要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因为我们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方针在国内的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如果农民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永远将是“旱和涝”。我们在1930年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原因在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地领导农业。结果是十分凄惨的。

中国领导人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在建设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没有支持他们。看来，现在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将认识到建设公社这一路线的错误。中国同志想要越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整个阶段，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因为这样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农民说，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是办不到的。我很愉快地阅读了我们驻朝鲜大使的电报，其中包括金日成同志去中国行程的信息。毛泽东同志在与金日成同志的谈话中说，你们朝鲜的情况很好，你们没犯错误，而我们犯了。（第九卷，第319页）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结论：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对照二十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赫鲁晓夫这一席话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出格的地方。

“大跃进”在农业方面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报纸上关于各地“高产卫星”的报道。放卫星这个提法，还跟苏联有一点关系。《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1958年8月3日）的译本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我们发射了‘斯普特尼克’。现在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建造了洲际火箭。报纸上说，在美国也有德国人在工作，但是，第一颗‘斯普特尼克’不是美国发射的。”（第八卷，第183页）这个“斯普特尼克”是俄语Спутник（人造卫星）的音译，指的是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卫星1号”。这件事对毛泽东颇有刺激，他也想放卫星，可是当时中国的空间技术还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他把农作物高得离谱的产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说成是“放卫星”了。毛泽东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就已经举出一些地方农作物的高得出奇的单位面积产量：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1页）

后来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地方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比这里说的更出奇得多了。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说：

夏收期间，这种浮夸风集中表现为虚报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竞放高产“卫星”。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高产“卫星”，据称亩产达到2105斤。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西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据称亩产分别达到3.69万斤和1万多斤。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发射”的最大一颗水稻高产“卫星”，竟然宣称亩产高达13万多斤。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实际上是采用“并田”的方法，即将多块地里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假造出来的，也有的是找出一两株长势特别好的农作物，用它们的收获量乘以大田的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484页）

可惜的是，对于报纸上不断刊登的这些假报道，农家出身的毛泽东竟也都信以为真，他以为真正生产出了这么多的粮食。他甚至为太多的粮食不好处理而着急。《阎明复回忆录》里面讲到一件事，那是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的时候：(www.xing528.com)

图-104专机在停机坪停稳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迎上去，同赫鲁晓夫握手致意，互相寒暄，走进会客室。在会客室休息片刻，毛主席简单地向赫鲁晓夫介绍了国内的情况，说“我们现在确实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粮食多了，不知道怎样办”。赫鲁晓夫说，“那好办，给我们就行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册，第471页）

虽然这时候赫鲁晓夫表示了愿意接受中国多余的粮食（看来是一句随口说的玩笑话），可是后来在正式会谈记录里并没有看到讨论这件事。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1958年8月2日）里，毛泽东说：“我们提出了从今年开始‘进行三年艰苦奋斗’的口号。届时，人均粮食将达到1000—1500公斤。这些数据我们暂时不想公布。”赫鲁晓夫说：“是人均1—1.5吨吗？这可是很多呀！”（第八卷，第163页）人均1—1.5吨粮食，就是说每人每天得消化2.7—4.1公斤的粮食，恐怕没有谁吃得消。毛泽东不得不为这些吃不完的粮食找出路，他在想各种办法。在1958年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的扩大会议上，化学工业部党组在20日提出了一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问题的参考资料，说是要解决我国粮食“吃不完用不尽”的问题，可以用粮食去制造合成橡胶、乙二醇、乙烯类塑料等等，酒精是制造DDT和有机磷制剂等农药的主要原料，淀粉是制造抗生素、葡萄糖等药品的重要原料。化学工业部党组的这一份文件认为，如果这样去制造化工产品，“即使每人平均粮食达两千斤以上，处理多余粮食还是有办法的”。这个材料使毛泽东心里有了底。9月，他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9月5日说：“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9月8日就说出了化学工业部党组的这个意见：“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80页、第394页）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当年中国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曾经奉命研究这个粮食的多种用途问题。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还真研究出来了一些成果，例如可以用粮食制造酒精、乙烯、丁二烯等等。

不过农业上离奇的高产纪录，多余的粮食，只存在于报纸上的假报道里，在现实里并不存在。怎样满足每人每天的口粮问题很快就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在《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1959年5月27日）里，邓小平对苏联大使尤金谈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严重失误，邓小平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去年大丰收的许多粮食，被人民公社的农民吃饭不要钱而消耗掉了。邓小平讲到在此之前，由于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农民注意经济核算和节约用粮，浪费粮食的现象很少，现在5亿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他们需要更丰富和更美味的食品。邓小平重复说，目前最大的缺点是，农民自己消耗的粮食太多，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太少。（第八卷，第359页）

邓小平就这样向外国人作了解释：粮食紧张，是因为农民自己吃多了。不过他说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说了“去年大丰收”，所以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不能把1958年包括在内。邓小平大约是按照一个统一的口径这样说的，在前面引用过的苏联国家对外经委主任斯卡奇科夫的《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的附件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司长Г.舍维亚科夫说：“农村粮食供应也紧张，据陈毅今年6月8日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北京外交代表通报情况时所讲，这是人民公社（有5亿多农民）免费饮食过度浪费造成的。”（第八卷，第371页）陈毅和邓小平说法一样。

邓小平和陈毅所指的“吃饭不要钱”——或者翻译为“免费饮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宣布：人民公社是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所谓“吃饭不要钱”，就是一种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分配给公社社员的劳动报酬，不是生米而是熟饭了。为此，人民公社大办起公共食堂来。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的数据，“到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入口的70%至90%”。（上册，第498—499页）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里面还说了：

居民供应总的形势依然紧张。5月份，粮食和其他商品仓库储备继续减少。例如，到5月底，同4月份比较，粮储减少24%，棉布仓储减少5.2%，植物油减少2%。

城市食品，尤其是肉、动物油和植物油短缺。由于出现紧张，除粮食、植物油和棉布限额供应外，1959年肉、糖和肥皂也开始凭票供应。市场上和商店里开始排长队，食堂2—3个小时便卖完一天的定额，只好关门。（第八卷，第371页）

因为缺粮，当然不再研究粮食的多种用途，而改为研究粮食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人的食物。实在找不到许多“代食品”，于是不得不向国外买粮。在《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1961年2月23日）里面，刘少奇告诉苏联大使：

中国将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他继续说，数年来，中国举全国之力进口粮食，而之前中国甚至是粮食出口国。粮食进口量非常大，现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签订了约200万吨谷物（主要是小麦）的合约。现在，刘少奇继续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来研究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因为200万吨粮食对中国来说是微小的数量。此外，他说，我们不能确信帝国主义不会阻止我们，他们可能会购买粮食，然后禁止粮食出口到中国。就这样，他继续说，进口的粮食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后，我们就不能增加其他商品的进口量，由于中国的现汇很短缺。（第九卷，第293页）

帝国主义“他们可能会购买粮食，然后禁止粮食出口到中国”，这一句译文有点费解，是不是他们可以出售粮食，却不让粮食被中国买走？不管怎样，刘少奇接下来对苏联大使说的话就很直白了：“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人口的非自然死亡。”

在《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1961年6月25日）里面，周恩来告诉苏联大使：

国内情况比较严重，有一场旱灾，情况比去年更糟，遭旱灾的省份还在增加。夏收很快就要开始了，很显然，今年要比去年减产1000万吨，去年夏收是3000万吨，而今年将只是2000万吨多一点。……夏收在全年粮食收成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五分之一。去年收获1.6亿吨谷物，根据夏收的情况，估计今年很难达到去年的程度。（第九卷，第308页）

周恩来指出了造成困难的主观和客观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有必要说明一下比例失衡的原因。在客观原因中必须指出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的下降。这对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城市人口的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提到主观原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并以中国人的实践为基础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既会有助于我们取得新的成就，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周恩来继续说，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工作中存在很多漏洞、缺点和错误，并因此受到了惩罚。（第九卷，第309页）

周恩来在指出自然灾害这个客观原因的时候，还把主观原因和“三面红旗”直接联系起来，并且说“因此受到了惩罚”。他还向他的苏联同志诉说了自己的辛苦：“周恩来就他个人而言，在大跃进三年间从未有过度假，即使在1959年他生病之时。”（第九卷，第310页）

啊啊，假如当时他们不这样辛苦，情形也许会好一些吧。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问题》（1959年6月1日）里，刘少奇向尤金介绍“大跃进”情况的时候，又说到了“大跃进”另一个方面的后果：

话题转到国家现状上来，刘少奇认为，就整体而言是很好的，但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去年，中国发动了“大跃进”，来解决所有新的、困难和紧迫的问题。现在，党认为并且希望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各领域之间出现的发展不协调，特别是工业和农业。1958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部分时间内，工业发展一直领先于农业，农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党的口号是工业和农业并举，这样的情况本不应该出现，但却发生了。形成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仅一年时间，中国国内的工人和雇员的数量就增加了2200万人。1957年底，中国拥有2400万名工人和雇员，而现在有约4500万。这样一种急剧的增长带来了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工人们拿到工资，因此，提出了额外的商品供给的要求。……尤为困难的是人口与物资供应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我们无法满足人们对包括食品在内的一系列商品的全面需求。所幸我们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

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发展。我们讨论了将过去一年间进城的部分工人送返回到乡下的可行性的问题。（第八卷，第360页）

刘少奇所说的，把大量城市人口遣送到农村去，正是“大跃进”失败之时不得不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在前面引用过的《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里，也说起了这个问题：“谈到1958年几乎增加了2100万职工，周恩来同志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不需要招收这么多职工。一部分新招收的工人没有用场，还得给他们发放工资。工资总额的急剧增长加剧了城市和农村居民供应的紧张。”（第八卷，第370页）

“大跃进”的后果，给国家建设造成的损害，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里也有一点反映。在《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谈判》（1961年12月26日）里面说，在谈判中，中国方面表示：

1962—1963年不打算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请求今后停止向中国供应合同中规定的在1961—1962年应该向中国供应的设备以及往年没有抵达的设备；

……

无论是周恩来的声明，还是中国方面其他代表的声明，在解释减少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原因时都说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困难，其中包括中国近年来遭受的自然灾害。（第九卷，第351—352页）

苏方认为，这是中国“以国内经济困难为借口”（第九卷，第353页），其实是大老实话。有一点外汇就得拿去买粮食，哪里还有钱去买成套设备呢。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1963年12月13日）赫鲁晓夫还认为，中国搞“大跃进”的目的是想超过苏联。他说：“中国领导人想在最短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苏联。他们开始宣称，虽然自己胜利得较晚，但要更早地建成共产主义。为了急于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和开展‘大跃进’，并开始兴建小型炼铁炉和实施了其他一些举措，但结果却破坏了国民经济。”（第十卷，第328页）

苏联方面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把“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和中苏两党的关系联系了起来。在《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里面说：

中共与各兄弟党关系人所共知的转折是在1958年年底。苏共对人民公社、对放弃物质利益原则的理论“根据”保持沉默的态度，此时这个问题逐渐明朗了。这一事实可能提醒了中国，他们的一切有关追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新举措得不到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他们密切注视着苏共的观点，因为苏共有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证这一国际政治条件的丰富经验。

因此，1958年以来中国同志首先关注的是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工作。这一时期邀请访华的是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团，而且代表团的性质也是各式各样的。中共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人民公社、小高炉炼钢等。（第九卷，第206页）

在《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1963年7月10日）里，苏斯洛夫说：

不能不看到中共中央开展反对苏共运动，同因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导致当时中国国内遭受经济困难之间存在的联系。中共中央在其党内和国家里如此起劲地批评苏共，是不是想把造成国内困难的责任推到他人头上？（第十卷，第125页）

在《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1963年12月）里面，他说：

十分明显，中共领导在国际舞台推行自己的特殊路线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相联系，即用列宁说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庸俗化”成为“三面红旗”方针的后果。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明显失败，国家好像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不是真诚自我批评地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正国家的状况，而是在对外政策上走上沙文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企图诿过于人，竭力把自己内政失败的罪责推到苏联身上，把失败和撤退苏联专家联系起来。（第十卷，第285页）

在《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1963年12月）里面，他说：

大家知道，所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路线导致中国经济何等的巨大失败。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大的和落后的国家——事情是复杂的，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像列宁说的，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现在要非常重要地说明：为了什么目的在发展经济的领域采取错误和冒险的措施？中国领导人在1958年前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取得了无疑的成就后，马上进行危险的试验，使国家经济倒退了几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十分明显，中国领导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路线，试图飞跃地、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超越所有发展阶段，因此声明自己要求担当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大家都看得清楚，“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时还有“丑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都失败了，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所谓“调整国民经济”的口号。这个运动的简单思想，实际上就是让地方干部承担犯错误的主要责任，形式上保留原来的口号，竭力掩盖放弃总方针。（第十卷，第293—294页）

在《伊利切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1963年12月）里面，他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年来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都失策了，现在力图把中国人民遭受困难的过失推到苏联身上，使沙文主义欲望在中国人民中炽烈起来，并在民族主义的浪峰逃避承担自己的责任。（第十卷，第306页）

在前面引用过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1963年12月13日）里面，也谈到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可以看做他的总结发言：

“大跃进”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如今，人民公社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称谓。他们所谓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采用了我们集体农庄的章程。

有一次当我们访问北京时，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形势很好，中国几年内将完成“向将来的跃进”。他当然不曾与我们协商过此事，而只是作了一个通报，是我们要这样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硬要往坑里跳，并认为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举动，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非常谨慎而礼貌地告诫毛泽东关于此类实验的危险性。但我看到，自己这样做并不会有所帮助，而人家也不愿听。怎么办呢？于是，我也只能说，那就让他试试吧，但我们将坚持列宁主义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集体农庄生产的一切有利因素。（第十卷，第322页）

这些苏联领导人振振有词地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好像他们比中国高明。可是现在呢，他们自己的试验早已以失败告终了。看了这些档案材料之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从这些档案中还可以看到：“大跃进”这样一场运动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的。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1958年8月2日）这一件档案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到了正在迅猛掀起的“大跃进”，指出这和过去不久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关系。他说：“我们在6亿人民中进行了整风，没有整风，也就没有今天的‘大跃进’。”（第八卷，第172页）这个意思，不久之后，他又在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79页）他一再说明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的这种关系。事实也正是这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大多数能看出点问题、敢于提出一点不同意见的人，这时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被投入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之中。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得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种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也就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在前引《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这一件档案中，毛泽东对六国代表团说起，他是怎样提出“大跃进”的：

我们再说几句关于“大跃进”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第八卷，第259页）

这一段译文不很准确。与《毛泽东年谱》中的这一篇讲话的官方记录对照，就可以发现译本里“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的“关于收割的”五个字应删去，只说“一个会议”就好了。据《年谱》的注释，这个会议是“指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第三卷，第453页）想来也不会在春天开讨论收割问题的会议。此外，字句上的小小差异还有一些，例如“苦干三年”原作“苦战三年”。

在这一部档案集里面，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不少，现在摘录这一点，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文中所有的引文都不代表摘录者的意见，特此声明。

（本篇曾在《炎黄春秋》2016年第2期上摘要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