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事件解密：揭开历史档案的真相

1956年10月、11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20世纪世界史上头等大事之一。几十年间记述和评论这一历史事件的，已经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也因此而流传了不少误说。沈志华教授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苏档》），提供了许多可以借此了解这一事件真相的第一手材料。

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前不久，波兰波兹南发生了流血事件。当年人们把这两件事合称为波匈事件，《苏档》第26卷里有一篇《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56年7月10日），其中就谈到了波匈事件。这时，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刚刚发生不久，赫鲁晓夫同他们说到了这一事件的情况。匈牙利事件这时候还没有爆发。可是他在谈话中已经表现出了对匈牙利局面很不放心。他是这样讲述这两件事的：

最薄弱的环节是波兰。那里的同志们把计划工作搞乱了，给工资拨的资金少了：工人们不相信他们说的6年内工资提高了26%，此外，在波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削弱了。尽管我们给予了告诫，但还是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报刊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波兹南事件的发展非工人们所想的那样。他们本不想走得比罢工更远，然而反动力量把罢工变成了起义。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挑拨者烧掉了3辆坦克，还想枪杀一名军官，但工人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起义停止了，因为它还缺乏充分的准备。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人许多东西。

匈牙利经济情况比波兰好。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中出现了混乱。问题在于，枪毙拉伊克是斯大林提出的，而拉科西不能谈这件事，法尔卡什则对此加以利用。此外拉科西本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行为也不够奉公守法，而党和政府领导人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就不统一。（《苏档》第二十六卷，第511页）

关于匈牙利的情况，赫鲁晓夫说的这短短的几句话却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一件事是拉伊克被冤杀一案造成的影响；一件事是拉科西本人犯了严重错误；一件事是匈牙利知识分子不很合作的态度，而当局压制不力（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最后一件是党内高层就不统一，有一个深得人心的反对派纳吉。正是这些因素，使匈牙利一步一步走近了10月23日。赫鲁晓夫看到了这些，他是预感到匈牙利会要出事的。不过，还有一个造成匈牙利事件的最重要因素赫鲁晓夫故意没有说，那就是苏联和匈牙利的关系，说得直率一些，就是匈牙利人的反苏情绪。

《苏档》第27卷里为“匈牙利事件”设有专题，其中收有108件关于这一事件的档案材料。可惜这里所收关于这一事件的档案并不完全，漏收了好几件十分重要的档案。幸好这些漏收的材料在也是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以下简称《俄档》）第七卷里收录了。赫鲁晓夫说了的和他故意不说的各种因素，在这两种档案集里都有所反映。

现在看看这两种档案集里关于苏联和匈牙利关系方面的材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1956年10月12日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里，说到了事件前夕匈牙利公众对苏联的态度：

如果看一下匈牙利现在的反苏宣传所针对的一些问题，那么，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苏联军队驻扎在匈牙利；

2.反对匈牙利向苏联支付所出售的德国财产的费用；

3.反对匈牙利似乎向苏联廉价销售铀；

4.声称，匈牙利同苏联做外贸生意对匈牙利不利。（《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70页）

果然在不久之后的匈牙利事件里，在人民群众中，甚至在党内高层都有人提出苏军撤出匈牙利的要求。担任过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哈里曼在他的回忆录《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里谈到苏联驻军匈牙利的事情，说：“俄国人有八十万军队驻在匈牙利，要靠当地供养。”“红军士兵的行为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人民中造成了根本的敌意。”（《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页）苏军驻扎在匈牙利，不仅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也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安德罗波夫1956年8月27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里说了这样一件事：

近日，“自由欧洲”电台报道说，由于匈牙利有为数众多的苏联军官及其家属，他们仿佛领取高工资，以至（致）有苏联部队驻扎的城市，市场上价格猛涨。目前（日前）格罗同志就此问题对我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不断收到居民的信，抱怨苏联军官家属哄抬了市场物价，并且“一般都表现不好”。（《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53—254页）

安德罗波夫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说：“我们认为苏军政治部向驻匈牙利苏军司令部下达有关加强军人家属管理工作的指示是重要的。”（《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56页）

说到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态度，就得说到那时匈牙利许多地方自发地组织起来的裴多菲俱乐部或者叫做裴多菲小组。米高扬7月18日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说：“他们的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是没有开枪的意识形态的波兹南。”（《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38页）这就是把它看成敌对势力了。卡达尔的看法要比米高扬多一点分析，他7月14日同米高扬谈话的时候说，参加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的“有三种人：其中之一是正直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但他们对拉科西同志怀有不信任情绪，怀疑他能改变领导方法。第二种人是因头脑混乱而怀有对立情绪的人。第三种人是明显的敌对分子。”（《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24页）他认为，并不全都是敌对分子，不过其中明显有敌对分子。知识分子多持批评态度，这些在档案里多有反映。

说到拉科西本人犯的那许多错误，其根本原因也就出在和苏联的关系上。1945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站在纳粹德国一边作战的匈牙利作为战败国被苏联占领。拉科西这一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从莫斯科随着苏军的坦克车回到了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被安排为匈牙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身份：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有责任代表匈牙利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也完全明白：他只有作为苏联的代理人，才能够得到并且保持现在的职位。要二者兼顾是极难的事情。他下了决心：首先代表苏联的利益。这样，他的一系列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上面所引的安德罗波夫1956年8月27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里，转述了南斯拉夫《新闻周报》的评语：“知识界认为拉科西不能独自为匈牙利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盲目效仿苏联，只是莫斯科保着他的职位。”（《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51页）

安德罗波夫1956年10月14日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里，报告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瓦什·佐尔坦对他说的话：

战后11年期间，匈牙利“事实上已成为苏联一个共和国”的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值得赞许的。例如，匈牙利国家政权机关的整个结构都是仿效苏联的，党组织结构也是照搬苏共的。瓦什指出，需要直截了当地说，比起苏联的经济机制，“南斯拉夫的经济机制要灵活得多和方便得多”，所以，匈牙利应该仿效（而且要一定仿效）南斯拉夫的这种模式。由此可见，纳吉想从各方面为匈牙利选择的，仅仅是对匈牙利最合适的道路，这没有什么不好。（《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77页）

从瓦什这一席话里，人们也可以知道：拉科西和纳吉这两个人的分歧在哪里，分别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拉科西是坚定不移地把苏联模式移植到匈牙利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一概照搬不误。包括这些政策在苏联本国造成的弊端也都移植过来了。这里只说农业集体化一项。前面摘引过的安德罗波夫1956年8月27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里说：

我们的朋友面临着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严重任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表明，以今年6月30日为准，匈牙利计有4863个生产合作组，有343万4000社员、组员。这些合作社占有247万9000霍尔特精耕地，约为全国耕地面积的20%。1956年上半年农村合作化速度比去年同期加快。去年上半年成立了有25000社员的101个合作社，而今年上半年则建立了327个新合作社，入社的有55000个社员。在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体会议上，佐洛、绍莫季、博尔绍德等一些州委会在实行合作化方面所犯的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敌对分子企图利用这些谴责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农民中进行相当广泛的宣传，号召他们脱离合作社。需要指出，这些宣传并非没有作用。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佐洛、绍莫季州，大约有100个村里的农民递交了要求解散合作社和退出农业劳动组合的申请。最近2—3个月，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明显减慢了。（《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48—249页）

苏联大使把合作化运动中的挫折，归咎于敌对分子的破坏。其实敌对分子的破坏宣传之所以能够奏效，岂不正是因为农民并不欢迎合作化吗。

拉科西的错误引起了党内外广泛的不满。1956年6月，苏共中央派苏斯洛夫到匈牙利来，在一个星期里，他和高层领导以及基层群众都有所接触。在《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传电报》（1956年6月13日）里，他说了自己的印象：

把所有不满的人都列为敌对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是不对的。在他们之中无疑有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由于近几年党的政治路线多次发生曲折，1949—1952年期间在干部问题上严重破坏法制和犯有过火行动，迟迟不修正上述错误，明显自由主义地对待法尔考什，公众软弱，缺乏创新而使他们对政治局领导人，特别是对拉科西同志表示不满。（《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04页）

应该说苏斯洛夫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的。既然拉科西已经无法控制局势，苏共中央就派大员米高扬到布达佩斯来解决这个问题。《米高扬同拉科西等人的座谈纪要》（1956年7月13日）这一件档案中说：

今年7月13日上午11点米高扬同志来到布达佩斯后马上就同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和维格同志进行了两小时的座谈。米高扬同志说，苏共中央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非常担心匈牙利局势，因为从所得到的通报和根据资产阶级报刊的材料可以看出，匈牙利国内没有坚强的领导，而敌对分子开始在布达佩斯和地方上为所欲为地活动，扩大自己对群众的影响。（《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1页）

在目前情况下，最好是拉科西同志自己提出辞职，以保证党维护自己的领导和便于粉碎反对派分子和敌对分子。（《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2页）

在谈话中，米高扬问了拉科西一个问题：“为什么对敌对分子的头目不加镇压和逮捕？”他回答说：“情况是那样的复杂，形势是那样的紧张，以致逮捕也无济于事。我们逮捕一部分人，就会出现另一部分人，我们逮捕另一部分，又会出现第三部分人，这是没有完的。”（《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2页）米高扬责备拉科西镇压不力。其实在能够用镇压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拉科西从来没有手软过。不过这时已经是天怒人怨，他知道逮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真要镇压，也只能等待苏军的坦克车了。

这一天米高扬真是忙碌。上午才和拉科西他们谈完话，下午3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开会，他又出席会议坐镇指挥了。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1956年7月13日）这一件档案里可以看到，米高扬谈到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他说：“苏共中央以及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不能不为匈牙利的情况而担心，因为不允许在匈牙利发生类似波兹南事件的那种突然而令人痛心的事件。”他没有料想到的是，匈牙利即将发生的事件，其规模和暴烈程度都不是波兹南事件所能够比拟的。在会上，他又一次提出了镇压不力的问题，说：“党中央纪律松懈，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已溶化在对政府怀有敌意的小资产阶级之中。匈牙利的领导同志实际上对这些敌对分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可以看出，政权正在从他们手中一天天地逐渐失去。”（《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6页）接着，米高扬明确提出了撤换拉科西的问题：

现在是什么妨碍中央整顿国内的秩序呢？这主要就是它的队伍缺乏真正的团结。中央委员们对政治局和拉科西同志本人不信任，认为拉科西是直到1953年的毫无根据地镇压共产党人的主要的罪魁祸首。十分清楚，只要领导层内不发生应有的变化，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的这种不信任依然如故，这就不可能使团结得到巩固。因此，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党的利益，难道不应该研究一下拉科西同志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建议吗？（《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6页）

米高扬的建议得到到会者的赞同。马上就要接替拉科西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格罗说：

认为拉科西同志是党内进行这种破坏的罪魁祸首，已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他辞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是一项正确的措施，这项措施是惟一的出路，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打破现今局势的僵局。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已太迟了，实际上已经拖到最后一刻。（《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8页）

中央委员瓦什·佐尔坦的发言更涉及了拉科西其他一些政策方面的错误，他说：

至少应该推迟10年实行合作化，而拖拉机，特别是“万能”牌拖拉机应该卖给个体农民。必须毫无限制地让价值规律在匈牙利经济中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允许竞争。要按照南斯拉夫这个较为民主的样板改革匈牙利国民经济的管理方式。（《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9页）

这里，米高扬提出了“拉科西是直到1953年的毫无根据地镇压共产党人的主要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现在只讲一个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拉伊克被冤杀案件。赫鲁晓夫说：“枪毙拉伊克是斯大林提出的，而拉科西不能谈这件事。”他这话说得又对又不对。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斯大林敏感地断定：对于在他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来说，铁托这样闹独立性的倾向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必须把各国领导人里面的铁托分子找出来予以消灭。他把这个任务下达到东欧各国，于是各国就来寻找自己的铁托分子了。1949年，阿尔巴尼亚处死了副总理科奇·佐泽，匈牙利处死了外交部部长拉伊克，保加利亚处死了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处死了党的前总书记斯兰斯基。所有这些政治审判都为斯大林制造出了指控铁托的材料。从这些在各国几乎同时发生的冤案来看，当然可以说处死拉伊克是斯大林提出的。不过斯大林布置消灭铁托分子的任务并不会具体到人，具体对象的选定还是各国自己的事。处死拉伊克是拉科西呈报斯大林批准的。拉伊克的遭难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在所著《苏南冲突经历（1945—1953）》一书提出的，以上各国的这些政治审判有一个共同特点：

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东欧国家中，被送交法庭的首先是战时呆在国内，同本国人民共命运的那些领导人，而不是1945年，在红军开到之后从莫斯科前来接管政权的那些领导人。（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39页）

斯大林为什么要消灭这些人呢？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说：“在东欧，他最仇恨的是战时呆在国内，认为有可能找到比苏联有人情味和比较文明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的那些共产党人。”（同上书，第340页）

拉伊克跟拉科西不同，他不是从莫斯科回国的，而是长期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的一位能干的领导人。这里不妨借用高岗的一个提法，这是“根据地的党”和“白区的党”的区别。苏联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根据地。长期居留苏联的拉科西就是“根据地的党”的代表，而拉伊克就是“白区的党”的代表。这两个人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就在这里。拉伊克最后以铁托分子的罪名被冤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这里。

在拉伊克这一件冤案里，拉科西当然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后来给拉伊克的冤案平反的时候，拉科西尽量把责任推给具体办案的国防部部长法尔考什身上（这也是一个从苏联回国的领导人，在制造拉伊克冤案时十分卖力。此人作恶多端，后来被专案审查并且判了徒刑）。在前面引用过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这一件档案里说：

法尔考什案件的调查委员会成员科瓦奇和奥普罗同志指出，在调查法尔考什案件的过程中，拉科西同志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个人责任显得越来越清楚，掩饰这种责任会越来越困难。（《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18页）

拉伊克宣布平反昭雪之后，1956年10月6日重新安葬了他的遗骸。拉科西1957年1月9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这时他已经失去权力，住在苏联）说起这件事：“拉伊克的葬礼变成了反对人民民主的大规模游行，这表明国家无领导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苏档》第二十七卷，第438页）

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安德罗波夫10月12日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里更说：

在安葬了拉伊克的遗骸后，反对派分子举止尤为放肆无礼。他们公然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重返政治局，追究拉科西和法尔考什的法律责任，而且要求解除许多同志的领导职务。（《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68页）

这时已经是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前夜了。安葬拉伊克这一件事，无疑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1956年7月26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里面说：

公证人巴罗什万·伊斯特万声言：“撤销拉科西的职务是事态发展的自然结果。任命格罗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这是玩火，因为各行各界公认他是共产党中的极左分子……国内的反抗正在加剧，农民阶级将暗中破坏粮食收购工作，工人阶级将以怠工破坏生产，而知识分子将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几周后将爆发公开起义和暴动。”（《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44页）

这一位情报官员上报的这一条情报可以说是相当准确。10月23日，公开起义和暴动开始了。

这一次事件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在突然爆发的十一天之前，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里转述了格罗对他说的话：

危险在于，如果在3—4个月前，表示不满的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现在不满情绪开始十分广泛地渗透到工人中间，更不用说明显焦急不安而要求解散许多地方的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了。（《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68页）

不满的人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这岂不是说已经有全民的性质了吗。事情也确实是这样。这里还可以举事情过去之后的一个文件作为旁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这一件档案里面说：

匈牙利法西斯叛乱期间，由于匈牙利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匈牙利专家和在中国的匈牙利人民军队演出团成员中弥漫着不健康的反苏情绪，中国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阐明匈牙利事件的真正含义。（《俄档》第七卷，第218页）

可见这些在国外的匈牙利人，甚至包括外交官、专家和军队文艺工作者，那时情绪也很不健康，他们的同情大约是在国内的那些不满者一方。至于他们的这种态度是怎样表现出来竟让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又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大量教育工作才端正了他们的认识，档案里没有反映。

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观者的看法，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的看法。在《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57年10月19日）这一件档案里，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镐对尤金说：

我曾同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有过严肃的争论……他说，在匈牙利发生的不是反革命叛乱，而是群众反对党和政府的错误政策。（《俄档》第七卷，第324页）

在这个突发事件的巨大压力之下，格罗完全无力应对，只好请纳吉出任政府总理，帮他支撑这个危难局面。这里顺便说一下纳吉其人：纳吉·伊姆雷（1896—1958），他也是战后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在拉科西的政府里担任过部长。他不赞成拉科西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于1949年被清除出政府。1953年斯大林死后，在政治空气有一点变化的情况下，他出任政府总理，到1955年因为被指控犯了右倾的错误而下台，并且被开除党籍。在匈牙利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颇得人心的领导人。接替拉科西担任总书记的格罗有意解决纳吉的问题，没有成功。在《安德罗波夫同格罗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日）这一件档案里引用了格罗同纳吉的谈话：“在谈话中纳吉曾不止一次地暗示，他在匈牙利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和具有很大影响，政治局在解决他的问题时应该考虑这种情况。”（《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58页）1956年10月12日，这时已经是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前夜，政治空气相当紧张的时候，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里说到格罗同纳吉又一次谈话的情形，说他还是拒绝承认错误，“他声言，生活本身已经表明，在所有有争论的问题上，他，纳吉都是对的”。（《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69页）现在他不计前嫌，临危受命，共渡难关了。

事变发生的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开会讨论对策。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份《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十分重要的档案没有收入《苏档》，不过在《俄档》第七卷里却是收录了的。它的内容如下：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3日会议

出席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和谢皮洛夫。

关于布达佩斯和全匈牙利的形势。

（朱可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三同志）

朱可夫同志通报情况：

布达佩斯10万人游行。

广播电台被烧。

在德布勒森市，市委大楼和内务机关大楼被占领。

赫鲁晓夫同志主张出兵布达佩斯。

布尔加宁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出兵的建议是正确的。

米高扬同志：没有纳吉就控制不了运动，控制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对出兵表示担心。用匈牙利人自己的手整顿好秩序，我们有什么损失？我们出兵会自找麻烦。先尝试政治措施，然后再出兵。

莫洛托夫同志：匈牙利已经让纳吉搞得动荡不安。同意出兵。

卡冈诺维奇同志：正在推翻政府。不能和波兰相比。同意出兵。

别尔乌辛同志：必须出兵。

朱可夫同志：与波兰有差别。必须出兵。派一名中央主席团委员去。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实行宵禁。

苏斯洛夫同志：形势与波兰不同。必须出兵。

萨布罗夫：为了维持秩序必须出兵。

谢皮洛夫：同意出兵。

基里琴科：同意出兵。

派马利宁同志和谢罗夫同志去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吸收纳吉参加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总理。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乘飞机去布达佩斯。（《俄档》第七卷，第66—67页）

根据这一次会议的决定，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就于24日飞抵匈牙利，就近指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和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大将也到布达佩斯来了。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说，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他们白天进城，晚上回到我们部队驻扎的机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99页）后面将要详细引用他们两人逐日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

会后，军事行动也立刻开始。1956年10月24日国防部部长朱可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下：

兹报告：根据苏联政府关于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发生政治动乱特向该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定，国防部采取下列行动：

1.于今年10月23日23时向下列部队发出战斗警报：

——苏联驻匈牙利由2个机械化师组成的特别军；

——由1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组成的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

——部署在罗马尼亚靠近罗—匈边界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的1个机械化师。

共向苏军5个师发出战斗警报，计31550人，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装备，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

我空军同时进入战斗准备：

驻匈1个歼击机师和1个轰炸机师，喀尔巴阡军区1个歼击机师和1个轰炸机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

2.向发出战斗警报的部队下达如下任务：

——特别军：其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以部分兵力在奥地利—匈牙利边境担任掩护；

——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进入匈牙利领土并占领该国东部大行政中心：德布勒森、亚斯贝雷尼和索尔诺克；

——独立机械化集团军的机械化师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并占领塞格德市和凯奇凯梅特市。

3.部队在完成上述任务时，至今年10月24日12时的态势如下：

——特别步兵军于当地时间10月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继续维持秩序，肃清电台以及党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阿斯托里亚旅馆附近的示威者。该市部分地区进行着相互射击。部队中和匈牙利居民中都有一些伤亡，伤亡人员数正在核查。匈牙利安全机关的部队和内卫部队与苏军正在该市配合行动。

——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其主力正通过尼赖吉哈佐市和德布勒森市，先头部队已接近索尔诺克市。

——独立机械化集团军的机械化师主力于当地时间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并于9时20分进入凯奇凯梅特市区。该师1个团留守塞格德市。

——歼击机部队正在掩护行军中的部队，轰炸机部队在机场待命。（《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79—281页）

这一次出兵的理由，据苏联宣布，是因为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事实是已经出兵之后才“得到”这样一个“邀请”的。10月28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才将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封信函用电报转交苏联政府：

莫斯科

我谨代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请求苏联政府派遣苏联军队帮助平息发生在布达佩斯的暴乱。以便尽可能地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并为和平、团结劳动创造条件。

1956年10月24日于布达佩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理　赫格居斯·安德拉什

安德罗波夫于1956年10月28日

（《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07页）

这样一份重要文件，大使应该在收到的当时立刻转发回去的，怎么拖了四天之后才发回去呢？还有，10月24日这一天，赫格居斯·安德拉什的政府总理的职务已经由纳吉·伊姆雷接替，他已经不是政府总理了，凭什么资格在这一份倒填日期的邀请信上签名呢？对于这样的疑问，《苏档》的一条注释作了回答：

据赫格居斯在其回忆录中说，要求苏联出兵一事是格罗同安德罗波夫交涉的。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信应由总理签署，但在10月23日夜里，决定让纳吉出任总理。从10月24日由纳吉签署法令，格罗请求纳吉签署这一邀请书，纳吉回避，直到10月26日，格罗才让已经不是总理的赫格居斯签署了这一文件。所以这一文件直到10月28日才由安德罗波夫转给苏联政府。（《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07页页末）

原来所谓应匈牙利政府“邀请”就是这么一回事。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10月24日从布达佩斯发回来了第一份电报：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无法在布达佩斯的机场降落，只好在靠北九十公里处着陆，所以，我们没有及时到达现场。在军部附近，我们停下来确定方位。从那儿我们与伊万·谢罗夫和米哈伊尔·马利宁一起乘坐装甲车动身到布达佩斯。因为此刻的布达佩斯正在进行枪战，双方都有伤亡（包括苏联官兵），所以一路上坦克护卫着我们。

在布达，人们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平静地注视着我们队列的行进。有些人显得很焦虑；另有一些人面带笑容迎接。进城的路上和城内布满了苏联的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

街上是匈牙利巡逻队和苏军。在佩斯，在成群孤立的挑衅者和个人与我们的机枪手之间发生连续枪战，从桥上开始，一直蔓延到国防部大楼，并向中央委员会大楼延伸，这与平静的布达形成对照，炮击声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士兵，对于零星的射击，我们以炮火齐射回击。

在国防部，我们接见了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同时还有一群中央委员会成员——科瓦奇·伊斯特万，瓦什·佐尔坦及其他一些人。他们受命领导该市的平息暴乱的工作，那儿有一个负责和匈牙利人联系的野战司令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军部同格罗进行的一次电话谈话中针对我们关于形势问题的询问，他回答说形势既有所改进又有所恶化，苏军的到来对包括工人在内的居民的情绪造成了消极影响。

在同军方官员的谈话中，我们听取了苏联部队指挥官和匈牙利武装部队指挥官的预测报告。这些报告（在被进一步了解之后）原来是以悲观的方式过分地夸张了局势。在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近旁我们停了车，在那儿我们同格罗·埃诺、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及赫格居斯·安德拉什交换了意见，他们向我们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和他们采取的平息暴乱的措施。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其他同志外，格罗特别夸大反对派的力量，而低估了自己的实力。在莫斯科时间五点钟时，该市的局势是：

所有叛乱者的据点都被捣毁了。在广播电台聚集大约有4000人，消灭这个主要据点的战斗仍在进行。叛乱分子举起了一面白旗，但是当匈牙利当局的代表出现时，他们提出免去格罗的职务作为他们投降的条件，这当然遭到了拒绝。

我们的司令部正在分配今晚清除这个据点的任务。匈牙利的工人们，尤其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叛乱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忍受了弹尽粮绝而造成的失败和一营新叛乱的匈牙利士兵对他们的进攻，这具有重大的意义。

同志们认为尽管匈牙利军队指挥得不太高明，但德布勒森师却干得很出色，巡守多瑙河两岸的海军，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公安机关部队和职工们同样干得非常出色。

450多名暴乱的煽动者和组织者被捕，揭发和逮捕煽动者的行动仍在继续。

任务已经部署，要完成清除躲在大楼里剩下的叛乱集团分子。由于事件已出现了转机，（我们）决定大胆地使用匈牙利部队巡逻，拘留那些可疑分子及违背紧急状态指示的人，守卫重要的设施（如火车站、公路等）。

匈牙利同志，尤其纳吉·伊姆雷赞成更多地使用匈牙利部队、民兵及公安武装部队以减轻苏军的负担，并突出匈牙利在平息暴乱中的作用。大部分工人没有参加这次暴乱，甚至有人说切佩尔的工人们赤手空拳地赶走了企图煽动他们起来暴乱的挑唆者。然而，有一部分工人特别是年轻工人的确参加了这场暴乱。

匈牙利同志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在昨天十二点以前，他们没有允许任何人向参加暴乱的人开枪。

匈牙利方面正采取措施，在工厂和地方党委中组织工人战斗小组并配备武器，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

他们没有实施已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他们不能在工厂里运送武器，担心中途会被敌对分子拦截。今天，在我们装甲车的帮助下，匈牙利方面采取措施，准备运送武器。他们组织了党和政府重要领导人及其他知名领导人的广播讲话。纳吉·伊姆雷和蒂尔迪·佐尔坦发了言。将要发言的有道比·伊斯特万、赫格居斯、萨卡希奇、卡达尔、桑托·佐尔坦、马罗山与罗奈伊。《妇女青年》和工会的呼吁将要被刊载发表。

今天没有出版一份报纸，只发表了一份公告。定于明天至少要发行一种报纸，而且向公众宣布：在今后二十四小时内没有交出武器的所有市民将被指控为犯罪。

我们没有播送更换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消息，因为大使馆已作了报道。在与匈牙利同志交谈时，我们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统一。我们询问纳吉·伊姆雷与党内的反对派开始斗争的时间及情形，他说他在昨晚六点时才卷入这场斗争。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是由于集会中的青年人要求他去那儿同他们对话。

他以为在近乎十万人中，大多数会赞同他的呼吁。但当他讲到必须与党组织保持一致时，许多法西斯分子大喊大叫，吹着口哨。法西斯分子与示威者在广场上展开了搏斗。整个人群平静地散开了，但继而在该市的不同地方重新聚集起来，接下来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事件了。

纳吉回答时，格罗反驳说集会前他们四处寻找却不见纳吉。纳吉则说如果他们早点出现在人群前，在集会前或集会时宣布领导成员的变更的话，事情就不会复杂化。其他同志对纳吉的声明表示沉默。

当我们问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对已发生事件是否看法一致时，大家都做出肯定的回答。然而，格罗却说他听到了许多反对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意见，认为他应该对整个事件负责。对于他的话，纳吉批驳说：必须纠正的是这不涉及政治局委员，也不涉及中央委员会成员，所听到的这些意见来自下面的群众。他援引了他收到的一位工厂党委书记的信，来信反对格罗当选为第一书记。我们问能否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说匈牙利同志已控制了局势并且肯定能对付得了，他们回答说可以。

格罗说他已有两夜没合眼了，其他的同志也一夜没睡。我们原计划今晚八点钟要会见这些同志。我们感觉到参加会见的这些中央委员对我们此时的到来均表现得很友好。我们声明说我们是来帮助匈牙利领导人消除摩擦，维护公众利益的。匈牙利同志，尤其是纳吉对此表示赞同。（《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82—285页）

从这一份电报里，可以看出纳吉的政府对苏联持完全合作的态度。

10月25日的电报：

今天，10月25日，黎明前布达佩斯的局势刚刚稳定下来，而中午又恶化了。

在议会广场上集聚了成群成群的人，苏联军队要求他们离开广场，他们不予理睬。甚至有人从邻近的屋顶向我们的军队开枪射击，我们的一辆坦克被一枚燃烧瓶击中起火，因此被迫开枪还击。据报，打死60名匈牙利人，受伤人数不详。

除此之外，就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跟前，当着谢罗夫同志的面，我们的坦克兵同前来加强保卫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匈牙利一个连的士兵发生了枪战。坦克兵怀疑前来的士兵是暴乱分子。枪战中有10名匈牙利士兵被打死，一人受重伤。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和匈牙利的同志正在中央委员会开会，而我们一辆坦克上的机枪手，用大口径联动式机枪向会议大厅的窗户扫射了一梭子弹，墙皮被打落，匈牙利领导人惊慌失措，钻进了地下室，但是那里无法工作，然后，又从地下室出来，继续工作。

这两次严重的枪击事件加剧了城里的不满情绪，下午各街道上出现了手拿国旗和送葬旗子的和平游行队伍。

据匈牙利同志说，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的局势紧张起来了，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还提出了各种要求。

纳吉·伊姆雷同志请求增加苏联驻布达佩斯步兵人数，马利宁同志答应匈牙利同志们，增加整顿布达佩斯秩序的士兵人数。晚上，我军的将军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目的是讨论今天夜间和明天要采取的措施，我们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城里的枪声此起彼伏，苏联军队用机枪、什帕金式冲锋枪，有时也用坦克炮来回击来自屋顶和高层楼房上的零星射击。

鉴于广泛要求格罗下台，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白天举行了有我们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经格罗同志本人同意，解除了他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会议推选卡达尔同志作为接替格罗的候选人。

不久前进入政治局的克伯尔、进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多纳特提议把格罗开除出政治局，但这个提议没有被通过。

今天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确认了这些决定。

政治局会议决定让卡达尔同志和纳吉·伊姆雷同志发表广播讲话，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值得注意的是，克伯尔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了稳定局势，应宣布在匈牙利恢复秩序以后，匈牙利政府将请苏联政府从匈牙利撤军。

我们被迫声明，无论如何不能提出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的问题。因为这将意味着美国军队的进驻。我们告诉他们说，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将回到自己的常驻地。政治局其他委员没有支持克伯尔。

又及，深夜签署了这份电报后，收到了纳吉·伊姆雷广播讲话的准确译文。最令人吃惊是他的讲话不是在我们出席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那样，而正好相反，原话是：“匈牙利这份倡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就两国关系进行谈判，谈判将在对匈牙利友好的基础上进行关于严格遵循国际主义原则，其中包括苏联撤走驻匈武装力量的问题。”

早上我们就这个问题将找人谈话。（《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86—288页）

从这一份电报里可以知道，这一天苏方已经让卡达尔接替格罗担任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还有，纳吉公开提出了苏军撤出匈牙利的问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表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10月26日的电报：

一

我们同领导人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同格罗谈了几分钟，之后他去继续参加政治局同中央委员的会议，然后我们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谈话。纳吉·伊姆雷忙于同参与组织游行但未参与武装起义的具有反对派情绪的作家和大学生代表的会谈。之后他也来了，谈话将近结束时，赫格居斯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来了。

我们被告知，在有中央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执政内阁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临时机关，其成员有：卡达尔、纳吉、赫格居斯、奥普罗、明尼赫、桑托。

卡达尔同志平静详细地通报了中央委员会正在讨论的问题和已经做出的决定。

卡达尔同志根据初步确定的政府成员名单通报说，中央委员会基本上已一致同意这个名单，他已把这个名单通知了纳吉·伊姆雷。

卡达尔同志声称，他们赞同政府的人员构成。对我们提出新进入政府的人中有无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肯定地回答说没有。他说他们是好人，他们在原则上承认社会主义和民主，党的代表占据着决定性地位，但把某些非党社会活动家放进政府有助于党吸引人民群众到自己方面来。

卡达尔说，遗憾的是人民群众现在已经不再接受我们的影响，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望已大大地降低，特别是由于过去的错误。

卡达尔提请注意，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和反苏情绪已控制了工人群众和其他居民。

卡达尔说，在反政府运动中应当分清反革命叛乱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反革命叛乱分子是想消灭人民民主制度，对他们应当进行彻底的武装斗争（他说这是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共同意见），而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的参加者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多数工人阶层甚至相当一部分党员。这些广泛的不满被反动力量利用了。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人民群众摆脱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一边来。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任中央书记多纳特采取投降主义立场，实质上为反革命叛乱进行辩解，建议在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告人民书中承认包括武装叛乱在内的整个这场活动为人民革命的运动，因而它是正当的合法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明尼赫、科瓦奇和哈扎伊均激烈反对多纳特。我们坚定地对匈牙利同志说，必须严格地警告多纳特，如果他继续坚持自己的投降主义立场，而不严格执行中央委员会决定，那么对他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大多数中央委员愤怒地抨击了多纳特的言行，决定同叛乱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采取政治措施以便影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尤其是他们已决定满足工人群众关于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的要求并将研究关于改善工人物质状况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赞同卡达尔和纳吉·伊姆雷昨天的发言。

纳吉·伊姆雷向我们重述了基本上是以前谈的那些话，这些话我们已向你们转告过，即他们两种可行的途径。纳吉·伊姆雷说，除了武装镇压叛乱外，还要实行和解和使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向我们靠近的政策。迎合人民运动和国民情绪，以便领导这场人民运动从而粉碎反革命分子并维护人民民主制度。纳吉说，另一条途径是，人民群众只好依然反对他们，而他们依靠苏联军队和党的脱离人民的那一部分力量，这条途径是悲剧性的，会导致美国人的干预。

纳吉·伊姆雷通报了同作家和大学生的谈话情况：这是一些他以前就认识的很多作家，而那些大学生则是他曾给他们上过课的共产党员。这些人准备动员大学生帮助警察同叛乱分子进行斗争，但他们要求，例如撤换内务部长，关于这个问题，纳吉说已经得到解决，他们还要求，将来匈牙利不要内务部特别部队，因为匈牙利历史上未曾有过这类部队，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没有这类部队；只有国家近卫军、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他们认为，匈牙利也应当有这些部队，而且他们对内务部队对付居民使用的那种残酷手段表示很大的愤慨。

从谈话中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纳吉·伊姆雷从心里不反对对于内务部队的这一要求。卡达尔摇头表示不同意。

纳吉·伊姆雷通报说，这些代表团也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有鉴于此，我们向纳吉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声明，苏联方面不会同意把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出，政治局大多数人否决了撤军建议，为什么他在昨天的发言中答应同苏联进行关于从匈牙利撤出苏联军队的谈判？而且匈方的这一撤军声明事先没有通知我们。纳吉·伊姆雷和当时这场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格罗在内都承认，他们很晚才开会讨论纳吉·伊姆雷的发言稿的。他们考虑到工人群众，特别是大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和包括德布勒森和米什科尔茨州党委等很多党组织的撤军要求，为了控制局势和保留对工人的影响，不得不采用这一提法，但他们认为，这一提法是温和的，不是绝对的。

格罗补充说，他起初反对这一提法，后来犹豫了，但最后没有找到其他出路，于是就同意了。

我们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苏联撤军不可避免导致美国军队的到来。像过去一样，我们认为，一旦恢复秩序，苏联军队可能很快就返回自己的基地。我们声明，我们反对把从匈牙利撤出苏联军队的任何许诺加进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即将发出的呼吁书中去，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不论是纳吉·伊姆雷还是卡达尔都答应不把从匈牙利撤出苏军的提法加进党中央和政府的呼吁书。

从早晨同纳吉·伊姆雷的谈话中看出，他在支持宵禁和禁止示威游行的问题上是不坚定的。我们坚持，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支持，根据局势在今天和明天不但在夜间而且在白天都要实行最严格的宵禁制度，禁止上街活动以避免示威游行。

我们的几点结论：

1.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都坚决赞成彻底镇压反革命。在此，考虑到纳吉·伊姆雷的摇摆不定，他由于自己的机会主义性格尚不知道退让到何种地步。

我们已警告他们，不应再作进一步的退让，否则将导致丧失政权。

2.我们认为，在已形成的局势下，吸收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的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进入政府以扩大对政府的社会支持是可以允许的，合适的。

以明尼赫同志代替军事部长巴塔，是对于我们事业十分恰当的决定。巴塔同志尽管是位诚实的人，但没有必要的条件和能力。

3.我们认为，他们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意向在现在形成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因为这会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更多的支持。

4.如果谈到投降危险，我们以为，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不会投降的。危险可能出在德布勒森或米什科尔茨，那里将可能出现投降主义政府。为对付他们，我们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不止是政治措施，而且还有军事措施。

5.我们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已经不是军事措施，而是控制工人群众。

截至莫斯科时间18时市内局势平静，这不包括我军部队用坦克的火炮和机枪对有零星叛乱分子射手的房屋的射击。大规模的混乱的示威游行今天没有发生，基本上保持着该市城防司令规定的秩序。（《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91—296页）

10月27日的电报：

一

今天我们参加政治局会议3个多小时，会议讨论了政府组成问题和当前形势问题。

政治局委员们从加强政治稳定的观点更改了政府成员的最初名单。例如，奥普罗是执行内阁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几天表现很好，被批准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实际上他将成为第一副主席，因为其他副主席均为非党人士，且能力较弱。

希拉基的内务部长候选人被撤销，因为他政治上不坚强，明尼赫批准为内务部部长。因此，前负责后勤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扬查·卡罗伊被批准为国防部长，他是共产党员，可靠，工人出身。

高尔多什·拉斯洛文化部长候选人的资格由于同样原因被取消，卢卡奇被任命为部长，他是著名哲学家，尽管在哲学上有某些混乱之处，但从政治上说，他是比较可靠的，在知识分子中有威望。

为了增加非党人士代表批准匈牙利著名社会活动家蒂尔迪·佐尔坦为不管部长。纳吉·伊姆雷同志建议不把蒂尔迪·佐尔坦安排在政府内，因为他同农业部长科瓦奇·贝拉关系不好。但这条建议未被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市内夜间出现了传单，传单称纳吉·伊姆雷为叛徒，建议科瓦奇·贝拉当总理，并号召为他举行游行。

纳吉·伊姆雷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给住在城外的科瓦奇·贝拉通了电话。问他同意不同意参加政府？他给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他已被邀请参加群众集会，如果他去参加集会，他要发表反对游行支持政府的言论。

非党员专家里比安斯基被批准为国营农场部部长。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候选人都被一致通过，个别人的更换未遭到来自纳吉·伊姆雷方面的反对。

匈牙利同志在同我们谈话时声称，他们认为这个政府从政治上和工作能力上看都是合适的。纳吉·伊姆雷特别强调这一点。

今天当地时间12时已由电台宣布政府的组成。

我们的印象是，从整体上说这个政府是可靠的。从社会舆论界看，它是比较有威望的。

二

奥普罗同志以坚定的口气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同时指出，医院里有近3000名匈牙利受伤人员，其中在医院死去250人。其他伤亡人数不详。

由于各省的形势不平静，卡达尔同志问能否增加苏联军队数量？

我们声明说，我们有预备部队，需要多少部队，就将有多少部队。政治局委员会对此感到很高兴。

奥普罗就组织今后城市内的斗争和整顿市内秩序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

奥普罗通报说，叛乱分子已开始大量缴枪，已收缴了700支步枪。

奥普罗说，外省局势开始稳定，尽管卡达尔同志和赫格居斯同志对此持怀疑态度。

匈牙利同志开始武装党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们由于得到了武装已开始感到比较有信心。决定让武装起来的党员参加城市警察队伍。决定向电台和报社派驻军事检查员。

建议各部部长安排好各部和企业的工作。

卡达尔同志通报说，新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洛松奇和新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多纳特昨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投降主义言论，某些中央委员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二人发表声明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并提出辞职。

在卡达尔通报这一消息时，纳吉·伊姆雷不在场，他忙于同新任部长们的谈话。之后由于过于劳累他心脏病发作（顺便说一下，会议休息之后我们在办公室看到纳吉·伊姆雷正处于昏迷状态，匈牙利医生不知如何是好，碰巧苏斯洛夫同志有戊酸薄荷脂，纳吉服此药后恢复正常状况，为此他很感谢我们）。

考虑到洛松奇、多纳特与纳吉·伊姆雷关系密切，而后者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当时未参加会议，政治局决定关于他的事不作最后决定，暂时安排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工作。

我们同卡达尔和纳吉·伊姆雷谈妥，晚上以非官方身份作推心置腹的交谈。（《苏档》第二十七卷，第297—300页）

10月28日的电报，是米高扬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的报告转发给苏共中央：

兹报告10月28日的局势。

1.从与叛乱分子有联系的情报机构获悉，叛乱分子对进一步抵抗已产生怀疑。其最积极的部分主张继续斗争，如果停止斗争的话，也是暂时的，且必须具有保留武器的条件，以待适当时机重新进行活动。

2.友方的侦探于10月27日会见了反对派作家团体领导人波尔迪扎尔，后者在会议上对巷战表示担忧。其他会议参加人决定支持新政府并表示希望与叛乱者进行联系，说服他们停止抵抗。

3.在共和国的许多市中心和区中心，地方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四散逃走，已经建立起五花八门的“革命”的、民族的等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开始进行“活动”，解除国家安全机关的武装。如米什科尔茨市“革命”委员会在内务部大楼前组织群众大会，迫使工作人员放下武器，对抵抗者进行拷打。在同一天，该“革命”委员会解散了内卫部队。在佐洛埃格塞格市，“革命”委员会解除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武装，其工作人员被赶出该地区。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也发生一些相反的事情，如一些地区建立由大学生、青年人和人民军士兵组成的国民民警并整顿市区秩序。

4.在布达佩斯市，新任内务部长于昨天召集会议，开始恢复各区国家安全机关和警察局的工作。为防止挑衅行为，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穿上警察制服。

5.已经安排对美国大使馆进行有组织的监视，查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携带东西逃往市外。美国人奥利沃特和韦斯特对友方侦探说如在短时间内不平息叛乱，将根据美国建议调入联合国部队，那时将会出现第二个朝鲜。

6.今天早晨，布达佩斯电台播放了在军队报刊编辑部被捕的犯罪集团积极参加者埃尔托维的谈话。他声称，他号召青年人放下武器，因为以纳吉为首的新政府是履行人民要求的保障。在同播音员谈话时，向埃尔托维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在传单中写的是“临时革命政府”？埃尔托维对此回答说，当时他们写传单时，他们不承认政府，而现在就不这样作了，因为政府是合法的。

今天布达佩斯市各地平静，仅有个别的射击。但是仍有三个地方被叛乱分子占据。（《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05—306页）

10月29日的电报，还是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把谢罗夫的报告转发给苏共中央：

兹报告今年10月29日的局势。

1.在科尔文电影院附近，日格蒙德大街、塞纳广场和莫斯科广场活动的叛乱小组在夜间进行了缴械谈判。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已达成了缴械协议。

从其他城市来到布达佩斯市的几个小股武装小组已被注意。司令部已采取措施平息他们。

2.根据10月27—28日一些城市的居民向内务部的报告，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包括刑事犯在内8000多人被释放。部分被释放的犯人用从看守人员那里夺来的武器武装了起来。弹药是从袭击军事仓库中得到的。

在电台广播了政府声明以及赦免参与活动的大学生之后，武装小组开始缴枪。

3.国内一些大行政区的形势是：居民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员的情绪，在某些区武装起来的人员在居民住宅中寻找共产党员并向他们开枪。

在切佩尔工厂区（布达佩斯附近）有18名共产党员被枪杀。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匪徒在长途汽车上检查乘客，被确定为共产党的乘客遭到枪杀。

在德布勒森市，市党委转入地下，同军队联系要求支持。这些消息得到“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发给部长会议的电报的证实。米什科尔茨市工人委员会建议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放下武器并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包括副局长加迪少校在内的三名工作人员同意他们的要求。工作人员被一群人吊了起来。在凯奇凯梅特市，人群决定在广场上处死一名共产党员。匈牙利军队一名指挥员坐上飞机用机枪向人群开火驱散人群。

驻守在杰尔市的匈牙利军队的一名团长指挥该团整顿该市秩序。当这个城市的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又到邻近的城市去恢复秩序。他回到杰尔市以后，又重新恢复秩序。

4.由于政府决定取消国家安全机关，行动队员的士气低落，已经开展起来的揭发叛乱组织者的侦察工作已经停止。

10月28日晚，内务部召开工作人员会议，明尼赫部长讲话说，反政府活动是“劳动人民为满足自己正当要求而举行的运动”。

法西斯分子加入了这场运动，他们试图利用这场运动推翻政府。之后明尼赫指出工作人员忠实地完成了自己同敌对分子进行斗争的义务，最后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机关，建立统一的警察。但是明尼赫号召所有的人在原地留守。然后他通知说，成立特种法庭，该法庭有权对那些攻击人、攻击国家机关和社会公众机关的人处以绞刑。

正像我们的顾问所说的那样，这次会议之后工作人员的士气大大低落。某些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再也没有回来。

市内出现了署名“大学生革命委员会”的传单，号召消灭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

警察局的工作人员鼓动这种情绪，说什么国家安全机关中有叛徒，抗议他们身着警察服装。

内务部副部长哈尔什来找我们的顾问，哭诉说，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被看做是叛徒，而叛乱分子被当成革命者。他就这个问题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谈话，但没有得到任何令人安慰的回答。

内务部内卫部队司令奥尔班对我们的顾问说，他将集合军官潜往苏联。内务部前副部长杰坎说，奸细们正在策划屠杀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匪徒们正在调查工作人员的地址。杰坎打算建立一支由工作人员组成的部队带着武器去苏联边境。如果去不了，就搞地下游击活动打击敌人。

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停止了工作，各自回家。他们说，他们已被解散，无权同侦察机关会见。地方上的国家安全机关也停止了工作，因为地方权力机关解散了他们。

索波尔奇市州内务局的40名工作人员去了罗马尼亚。德布勒森州内务局的工作人员接近苏联边境的乌日格罗德区并请求边防军人放他们进入苏联。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边境上集聚了大量的工作人员等待放他们过境进入该国。

鉴于内务部出现的形势，晚上我打算同明尼赫会见并弄清楚他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匈牙利的看法（指解散国家安全机关）和如何进一步协调我们的工作。（《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08—311页）

10月30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全国和布达佩斯的政治形势不是好转而是变坏。这表现于如下方面：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不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出十分猖獗。现在他们不开枪而是占领机关。例如，昨天夜间他们占领了中央党报的印刷厂和编辑部。

新任内务部长派去的一百名战士同二百余人相遇，没有开火，因为在中央委员会有人曾劝说他们不要流血。这是深夜的事，当时纳吉·伊姆雷正在自己家里睡觉。他们看来不想同纳吉搞僵，因为担心不通知他便开火会成为削弱领导的口实。

他们占领了区电话局。广播电台照样工作，但不反映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因为它实际上掌握在别人手中。

反革命的报纸没有出版，因为报纸上有反革命文章，出版社的工人拒绝印刷。

2.科尔文电影院附近的一伙敌人同纳吉·伊姆雷进行了和平缴械谈判。但是，至今除了几百支步枪外大宗武器尚未缴出。叛乱分子发表声明说，只能在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之后才能放下武器，而某些人甚至说要在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之后。这样看来和平平息这个据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争取用匈牙利人的武装力量来平息这个据点。只是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我们的军事顾问说，匈牙利军官和将军们对苏联军官的态度近来变坏了，以往的那种信任已不存在，有可能派去对付叛乱分子的匈牙利军队与叛乱分子联合，到那时不得不重新动用苏联军队进行军事行动。

3.昨日夜间受纳吉·伊姆雷之托召见了安德罗波夫，人们问他，苏联军队继续由苏联开进匈牙利的消息是否确实，如果是，是何种目的？对此，我们未能谈好。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我们怀疑，这可能成为匈牙利改变在安理会的政策的转折点。

我们建议今天向纳吉·伊姆雷发表声明，到今天为止军队的到来是按协议进行的，一俟匈牙利政府能够控制住国内局势，今后不再派更多的军队进入。

我们建议指示国防部长停止向匈牙利派兵，继续集结部队于苏联领土。

只要匈牙利军队采取非敌对立场，这些军队是够用的。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

我们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不知形势恶化到何种程度。今天于莫斯科时间11时中央委员会议之后形势将明朗化，我们将向你们报告。

我们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刻前来匈牙利。（《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12—314页）

同一天。10月30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致苏联外交部的密码电报：

今天，10月30日凌晨两点我应邀会见外交部长霍尔瓦特同志，他说他受匈牙利政府首脑纳吉·伊姆雷委托，向我作如下正式声明。霍尔瓦特说，根据匈牙利政府现有情报，大批苏军在扎霍尼、德布勒森和尼赖吉哈佐地区越过匈牙利边境，正在向匈牙利境内前进。纳吉·伊姆雷责成他，霍尔瓦特，尽快查明，是否有大批苏联军队正在进入匈牙利领土，以及进入匈牙利境内的目的是什么。同时，霍尔瓦特同志还说，纳吉让他转告：“就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进行过商谈”。我试图弄清纳吉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但是霍尔瓦特继续说，他本人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霍尔瓦特在向我通报以上情况时，曾反复强调说，他们陆续从许多地方收到有关苏联军队调动的报告，以及由于苏联新增部队在匈牙利领土的出现引起居民愤怒的报告。

我对霍尔瓦特说，我不能立刻答复他，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霍尔瓦特请我立即查明这个问题，并在今天清晨答复他。

附注：我从外交部回来10分钟后，外交部副部长萨尔干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匈牙利主管机关核查了上述有关苏联军队情况的报告。现已查明，上述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15—316页）

除了这些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等人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通报了情况之外，在《俄档》里还有几件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的秘密档案，也是极重要的史料，现在照录如下：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8日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佐林

关于匈牙利局势。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同志——事情正在复杂化。初步拟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卡达尔的意向：与抵抗中心进行谈判。

纠正索博列夫在联合国所说的话。

工人支持起义（因此希望重新考虑“反革命暴动”的叫法）。

朱可夫同志——通报信息。暂时放弃对一个抵抗据点的镇压。

已经下达命令：不准许进行游行示威。

朱可夫同志——一些地区的铁路被毁坏了。

在德布勒森，政权已经移交给我们的军队了。

赫鲁晓夫同志——通报信息。局势已经复杂化。苏斯洛夫同志应该飞回莫斯科。

执政内阁还没有公布，建议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4人赞成，6人反对）。目前正在召开全体会议。

伏罗希洛夫同志——缺乏信息通报。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表现得很冷静，缺乏信息通报。

我们的处境很糟。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匈牙利同志也同意的方针。

米高扬同志不适合继续这项工作。已经拟定的那件事，应该进行（派出一组同志）。我们将不撤出军队——应该以坚决的方式进行镇压。纳吉是取消派分子。

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不好。局势正在恶化。

事情在许多方面正在向投降的方向发展。

纳吉马上就要反对我们了。我们的同志表现得缺乏信心。

对于我们让步到什么界限应该达成一致。

话题谈到了政府的组成，还谈到执政内阁。排除赫格居斯，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考虑我们了。关于与苏联的友谊问题，我们军队的援助问题——这是最起码的，米高扬同志安慰道。如果不同意，那么，就要讨论，将如何对待军队。

卡冈诺维奇同志——反革命活动活跃起来了。匈牙利共产党员们优柔寡断。对工人和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应该向卡达尔指明方向，也就是制止（运动）。对于反革命中心行动要果断，我们不应该后退。

布尔加宁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行动不明确。卡达尔摇摆不定。重要的是：要求卡达尔更坚定一些。

应该这样做：与米高扬通电话并告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的行动应该更坚决；否则，我们将不经过他们而采取行动。莫斯科的政治局将不得不亲自任命政府。

马林科夫同志——我们的同志们对目前的局势不能忍受。坚决实施镇压的方针。要求纳吉代表政府发表纲领。

朱可夫同志——关于米高扬同志的作用，现在对他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按另一种说法，当我们决定撤军时，局势就复杂化了。应表现政治灵活性，使中央采取更加灵活的行动。组织武装工人义勇队，准备支持我们的军队。对主要的抵抗中心进行镇压。

萨布罗夫同志——同意朱可夫同志的意见，在重大工厂占领自己的阵地。需要纲领。

赫鲁晓夫同志——要求停火并撤出军队，然后是投降。可能还有其他什么方案？

1.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好的方案），到时我们……

2.控制这个政府，派政府代表前往各省。需要行动纲领，莫斯科政治局（起草）我们致居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呼吁书，否则，我们只有开枪。

3.是否应该要求中国人、保加利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4.坚决镇压暴动分子的武装力量。

勃列日涅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应该起草文件。(www.xing528.com)

达成一致：各兄弟党应该向匈牙利人发出呼吁。

关于匈牙利局势。

（苏斯洛夫同志）

苏斯洛夫同志——局势复杂化。10月23日，我们的军队介入。10月25日，还剩一个抵抗点，10月26日才知道这一点。在科尔文剧院区，以霍尔蒂军队的一名上校为首的匪帮，零星的射击（经常性的），枪击军官。3000名伤员，350人被击毙（匈牙利人）。我方损失600人被击毙。目前对于我们军队的态度不好（已经恶化）。原因是：1956年10月24日驱散了示威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居民中有70人被击毙。挂出许多黑色旗子。

工人们离开了企业。

在各个企业（自发性地）出现了委员会（每个城市都在谈论着），游行示威具有反苏联的倾向。

如何控制局势？建立相对稳定的政府。

苏斯洛夫同志——我们的路线，不反对吸收一些民主主义者，昨天形成了政府。

10月28日晨5时，卡达尔同志前来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组织要求重新考虑对起义者的评价问题——应评定为民族民主起义。他们希望以波兹南事件为例进行评价。

卡达尔通报说，已经与工会工作人员就取消民族民主运动的提法以及有关国家安全机构事宜达成一致。

在呼吁书中，纳吉塞入了撤出苏联军队这一论题。关于停火问题（一直在坚持这一观点）。

目前我们的方针是：既然政府建议停火，指挥部制定将部队从布达佩斯撤出的命令。

纳吉和桑托提出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的问题。

选举不应该进行。

苏斯洛夫同志——我们是否发表公开宣言支持该政府？支持，没有其他出路。

（布尔加宁的发言未作记录）

伏罗希洛夫同志——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紧要的不是撤军。美国情报机关的活动比苏斯洛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还要积极。需要的是一组同志尽快前往。在达成协议、组织政府之后，就撤出军队。再派你们（指А.И.米高扬和М.А.苏斯洛夫）前往那里就徒劳无益了。（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表示反对）

布尔加宁同志——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同意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看法。赞成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志的做法。

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应该作出结论：在布达佩斯存在着这样的力量，他们希望摆脱纳吉和卡达尔政府。持有支持现政府的立场。否则，应该实行占领。这对我们来说很冒险。

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派军队问题，派出军队的做法是正确的。责难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不应该）——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把一切都推到他们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支持，就得占领这个国家。这将会使我们走得更远。还是支持政府。关于撤军问题宣言不进行改动。让他们提到友谊。关于加强党的问题，不再增派人员。

马林科夫同志——行动是正确的。指责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没有任何根据。对于该政府应该支持。经政府同意保留军队。

马林科夫同志——那里卷入了这样一些同志，必须保证赦免他们。

莫洛托夫同志——派出军队，这是正确的做法。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最初的就对待政府态度的通报是镇静的。党对群众的影响很弱。关于该政府，应该支持。但是，他们的关于与苏联的友谊——谈论时提到撤军——应该谨慎行事。

朱可夫同志——支持该政府。关于从匈牙利撤军问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谈论。提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威信。对各兄弟党提出要求，让他们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朱可夫同志——在布达佩斯，将军队从街道撤到一定的地区。也可能代表指挥部发表声明。关于对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的评价问题，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萨布罗夫同志——支持这个政府。应该在人民中提高政府的威信。不反对他们对于事件所作的评价。不反对撤军，但无须立即。

赫鲁晓夫同志——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支持这个政府。研究制定策略。同卡达尔和纳吉谈话：我们支持，宣言——显然，更多的你们（指卡达尔和纳吉）没有能力承受。我们停火。我们准备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约定条件，使抵抗中心停火。

莫洛托夫同志——第二，我们应该关心匈牙利的共产党员们。

布尔加宁同志——国内的人民民主政府垮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存在了。……掌握了政权。

卡冈诺维奇同志——话题谈的不是让步，而是为人民进行的战争。接受宣言。从首都撤出军队。

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哪怕是建立一个小组，也可以保留军队。不能指望任何人。否则就会有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我表示支持宣言。政治上对我们是有益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埃及制造了麻烦。不要陷入同一境地。不要抱幻想。人员我们保留。基本接受宣言。接受带有修改的（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安排好城市里的生活。来自各兄弟党的呼吁书。给南斯拉夫发出密码电报。波斯佩洛夫同志在1956年11月6日前着手准备报告。如果指挥部的传单……

赫格居斯、格罗、皮罗什，派他们前往保加利亚。（《俄档》第七卷，第72—76页）

从这一份简要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讨论的热烈情况。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是事发当天就奉派去匈牙利掌握局势的。五六天了，局势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有人要追究他们两个人的责任，也有人为他们讲公道话。事实上这局面是苏共中央通过拉科西长时期辛辛苦苦工作的后果的大爆发，米高扬苏斯洛夫两个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讨论来讨论去，没有别的出路。最后赫鲁晓夫表示：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政府，支持正在起草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并且准备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还要约定条件，使抵抗中心停火。会上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意见。看来，匈牙利的这一场事变就可以和平收场了。

两天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又开会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30日会议

第49号记录第1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

关于匈牙利局势。

米高扬同志和谢罗夫同志的情报被列入其中。

朱可夫同志：

关于在维也纳地区集中军用运输飞机事宜的情况通报。

纳吉在耍两面派（按照马利宁的意见）。

派科涅夫同志前往布达佩斯。

关于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

赫鲁晓夫：

考虑到我们部队驻在国的意见，通过宣言，今天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这些问题是在华沙条约会议上讨论的）。

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都是这个立场。

一份文件给匈牙利人，另一份给华沙条约成员国。

关于罗科索夫斯基的问题，对哥穆尔卡说，这是你们的问题（波兰人的）。

布尔加宁同志：

对于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中国同志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准备我们给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准备宣言。

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就给匈牙利人的呼吁书，以便立即开始关于撤军的谈判。

还存在着华沙条约。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

关于中国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我们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的关系。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基础上；党之间的关系，则在另一种基础上。

伏罗希洛夫同志：

应该向前看。宣言的制定，不应该将我们置于困境。可以批评自己，但要做到公平合理。

卡冈诺维奇同志：

至于五项原则，我认为，他们不会建议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

两份文件：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和宣言。

在这份文件中不需要进行自我批评。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差别。

谢皮洛夫同志：

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

谢皮洛夫同志：

基础是牢固的。消灭操纵者，不让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起作用，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方面仔细考虑一系列措施。

宣言，这是第一步。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就不应该再发了。

关于武装力量，我们坚持不干涉的原则。

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我们准备撤军。

应该同民族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

朱可夫同志：

同意谢皮洛夫同志所表述的意见。重要的是，在匈牙利解决问题。

反苏的情绪在扩大。

从布达佩斯撤军。如果要求，就从匈牙利撤军。

在军事政策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朱可夫同志：

关于驻在德国和波兰的军队，问题更加严重。

在协商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简短的决定，今天公布重要的内容。

福尔采娃同志：

通过共同的宣言，

而不是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

（宣言的呼声）并不高。

第二点，对于内部局势非常重要。

应该从其他方面看待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

关于与人民民主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有关相互关系问题）。

召开中央全会（通报信息）。

萨布罗夫同志：

赞同宣言和撤军事宜。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事后对群众的创造精神缺乏领导。

领导是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愿的。

没有奋起保卫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我们将落后于形势。

同意福尔采娃同志的意见。向各位部长、中央委员询问。

关于罗马尼亚，他们欠我们50亿卢布，依靠这笔钱那里的人民建立了公有制。

应该重新考虑相互关系。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相互关系。

赫鲁晓夫同志：

表达的意见一致。第一阶段应该发表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

通报与米高扬同志交谈的情况。

卡达尔表现得很好。6个人中有5个人态度坚定。

关于撤军问题，主席团内部正在进行斗争。

国防部长将下达命令，用武装力量镇压戏院区的暴动分子。（看来，马利宁很紧张，离开了会议。）

（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我们军队里。（《俄档》第七卷，第78—80页）

这一件档案的以下部分是讨论《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草案）的修改，对于那些发言中提出的修改意见这里就不去引录了。不过它的最末一段很可以注意，照录如下：

中国同志。

关于匈牙利局势。

（赫鲁晓夫同志，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

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达，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

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

发表宣言。说明我们的立场。明确对新政府的态度。

我们开始撤军的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纳吉——总理。

卡达尔——为国务部长。

蒂尔迪·佐尔坦——

科瓦奇·贝拉

洛松奇——共产党员，纳吉的支持者。（《俄档》第七卷，第82页）

赫鲁晓夫提出的“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看来是有意用和平途径解决问题了。

《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于10月30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当天广播电台发表，第二天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报纸上刊出。《宣言》对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有一点自我批评的意思：

在建立新制度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未解决的任务和明显的错误，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错误以及有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的那些侵害和错误。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极坚决地指责了这种侵害和错误，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代表大会宣布，必须充分估计到走上建设新生活的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

苏联政府正在贯彻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这些决议认为在尊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的主权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创造了条件。（《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18—319页）

这一篇《宣言》突出地提出了匈牙利问题：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就匈牙利事件发表声明。事件的发展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获得巨大进展的匈牙利劳动人民正确地提出了必须消除经济建设方面的严重缺点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问题，以及同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偏差进行斗争的问题。但是，黑暗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很快就混入了劳动人民这个正当和进步的运动中，它们企图利用部分劳动人民的不满来破坏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地主和资本家的旧制度在匈牙利复辟。

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深为遗憾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展竟引起了流血。

应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同意苏军部队进入布达佩斯，帮助匈牙利人民军和匈牙利政权机关维持市内秩序。

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市。

同时，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20页）

就在这篇《宣言》发表的时候，苏军撤出布达佩斯的行动也开始了。

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宣言》的墨迹未干，顷刻之间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是什么因素促使赫鲁晓夫改变了决策，把正要撤出的军队又开进匈牙利去呢？从《俄档》中透漏出的一点信息，他是听取了中国的主张。从前面所引的1956年10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这一件档案，可以知道中国的态度：不赞成苏联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军。关于中国介入匈牙利事件这一件事，在《俄档》里前面还有一件的档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1956年10月24日），它的主要内容是：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4日会议

出席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基里琴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刘少奇同志。

就波兰和匈牙利局势问题交换意见（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同志和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认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

通报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

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

有时是强加于人。

有时候（对待决议）的方法和方式过于仓促。

……

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

……

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意见。

谈话将继续进行。（《俄档》第七卷，第67—68页）

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应苏联的邀请前去讨论波兰局势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他们于10月23日晚上到达莫斯科，正好碰上了匈牙利事件爆发，于是他们也要讨论匈牙利事件了。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都是毛泽东在北京打电话遥控的，这些在《毛泽东年谱》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10月24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

10月26日晨2时15分至35分，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晚11时35分至12时8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次日晨零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晨1时50分结束。晨2时，和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邀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至晨5时结束。随后，又同周、陈商谈。晨5时35分至6时10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

10月2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

10月29日晚9时至次日晨零时20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开会中间，10时半至11时55分，同在莫斯科正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会商的刘少奇通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三卷，第17—18页）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至于苏联方面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主张的态度，《俄档》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30日）里有些这样的记载：“布尔加宁同志：对于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中国同志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莫洛托夫同志：……关于中国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我们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的关系。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基础上；党之间的关系，则在另一种基础上……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五项原则，我认为，他们不会建议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俄档》第七卷，第79页）这三个发言的人都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可是在这一天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里还是写了“和平共处”“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这些字句（《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18页），可以认为是表示对中国的让步。

至于中国代表团对于处理匈牙利事件提出了什么建议，在1956年的档案里只看到这样一处：在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10月30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达，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俄档》第7卷，第82页），并没有反映出怎样说服赫鲁晓夫改变决策的过程。这事在《刘少奇传》里有一点记述：

二十六日和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又两次出席苏共中央为讨论波匈局势而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在会议中，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尊重苏共中央的意见，一方面也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大局出发，提出自己对波匈局势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苏方得知匈牙利国内局势继续恶化、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反政府势力已占优势的情况以及苏共中央对此态势已经绝望、准备从匈撤出军队、放弃努力的态度后，紧急讨论了一整天，并把讨论的结果在电话中向北京作了请示汇报。在晚上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认为在现在这种局势下苏军撤出匈牙利，把匈交给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

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三十一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中共代表团成员启程回国，赫鲁晓夫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到机场送行。在机场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中共代表团，苏共中央经过开会研究，已经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的局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第805—806页）

在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里面的记述更要详细一些：

正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于10月29日再次飞到布达佩斯。他们在同匈牙利当局会谈时说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这是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调解苏波纠纷时，从苏联方面得到的通知。我们代表团认为此事很重要，立即报告中央，请求中央指示对此事应采取的方针。

10月30日，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准备发表支持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的声明的同时，也讨论如何对待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主席指出，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内政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军队，置匈牙利人民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在这时对匈牙利撒手不管，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就完了。苏军应当继续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政府平息反革命叛乱，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会议很快得出一致的结论后，毛主席提出，要赶紧起草电报，告诉少奇和小平同志，要他们代表我党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给代表团的电报当晚就起草好，经宣读通过，立即发出，这时已是10月30日深夜。

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于10月31日下午紧急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向他们转述我党中央的意见。少奇同志讲得很严厉。据少奇同志回北京后说，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都认为从匈牙利撤出苏军是不得已的事。目前的状况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好撤军。少奇同志最后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真是现在撤兵，对匈牙利撒手不管，那么你们将要成为历史的罪人。苏共主席团听了这些话大为震动，但当时并没有表示苏军要留在匈牙利。

11月1日，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党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时，赫鲁晓夫特意到宾馆送行，并和少奇同志同车赴机场。在赴机场途中，赫鲁晓夫在汽车上对少奇同志说，昨天下午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议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夜会，决定苏军继续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们一夜之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变得很快，但很正确，我们支持你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1—53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是中国代表团促使苏共中央改变了撤军的决定，派出重兵进入匈牙利去镇压了。后来刘少奇自己颇为自负地说过他做的这一件事，那是在四年之后，1960年11月，他和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这一次会议的特点就是始终贯串着中苏两党激烈的争论。在《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1960年11月26日）这一件档案里，刘少奇重提往事，他说：

请回想一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当时我们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我当时曾说，如果你们不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而撤走军队，那你们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我现在还想重复那些话，不要贯彻错误的路线，否则要犯历史的错误。（《俄档》第九卷，第239—240页）

也就是在这一次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中，邓小平也讲起了这一件事。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

小平同志还谈到了匈牙利事件。他说，苏共原来是要从匈牙利撤兵的。当时以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调解苏波纠纷，知道此事后劝苏联不要抛弃匈牙利人民不管，不能置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于不顾。当时他们不听，说什么也要从匈牙利撤兵。只是到了第二天，他们才接受我们的意见，重新派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暴乱。（上册，第382页）

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从1963年9月开始，中共中央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它的第一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里这样说起这件事：

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以上所引的这些档案材料和文献都表明：中共中央认为在促使苏联出兵匈牙利这一件事情上，是中国的主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认为这是自己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大贡献。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1月1日）的主要内容如下：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1月1日会议

第20号记录第1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科涅夫和谢罗夫。

关于匈牙利局势。

（米高扬等同志）

撤出军队的要求已经变成全国性的。

反苏情绪高涨。

（米高扬同志）

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

现在任何力量也无济于事。

参加谈判。（再等）10—15天。

如果当局将逐渐堕落，到那时再决定怎样行动。

绝不能让匈牙利脱离自己（我们）的阵营。

目前不要与军队闹翻。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再作决定，我们是否撤出军队。

再等10—15天，支持这个政府。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到时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

苏斯洛夫同志：

政治局势不稳定。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已经紧紧逼近。

近日局势将会明朗化。事件在很平静地发展着，但是没有党的监督。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出现了分裂——党内斗争转入公开化。

我不认为纳吉组织了暴动，但他的名字却被利用了。

这个政府能否保存下来，没有保证。

只有借助于占领行动才能拥有支持我们的政府。

谢罗夫同志：

发言稿是经过认真准备的。纳吉与暴动者有关系。

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应该占领这个国家。

布尔加宁同志：

通报1956年10月31日通过的决议以及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

布尔加宁同志：

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将失去匈牙利。

科涅夫同志：

布达佩斯处于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无政府主义蔓延，反动派获得了胜利。

决定：实施占领。

卡冈诺维奇同志：

讨论是复杂的。中国人表明了意见：我们不能撤军。

从客观上讲，极端反动的运动。

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应该等待太久。

反动势力在进攻，而我们却（不）进攻。

福尔采娃同志：

对宣言的反应。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正在将匈牙利拱手相让。

（朱可夫同志）

没有理由重新考虑1956年10月31日决议。

不同意米高扬同志关于（应该）支持现政府的意见。

行动应该坚决果断。取消一切废话，解除反革命的武装。

调动军队——使一切就绪。（《俄档》第七卷，第87—89页）

这里苏斯洛夫说的“我不认为纳吉组织了暴动”是不错的，纳吉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领去组织这么一场遍及全国的自发的暴动呢，至于说“他的名字却被利用了”，这话却要分析一下，事情不过是那些暴动者赞同他的政治主张而已。

赫鲁晓夫已经下定再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心，可是匈牙利人并不知道，以为还是可以同平常一样活动。11月1日安德罗波夫发自布达佩斯的密码电报：

今天是11月1日，上午7时接到邀请我去参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阁会议的请柬。主持会议的纳吉用一种相当不安的语调告诉与会者，早上他已就苏军越过匈牙利边界并向国家的心脏挺进这一事宜向苏联大使提出抗议。纳吉“命令”对这一事件进行解释。纳吉说这些话表明他希望我对他提出的抗议做出反应，而且他一直不停地看蒂尔迪·佐尔坦，像是在期望支持。

蒂尔迪举止庄重。他在纳吉之后立即发了言，语气更为友好与平和一些。他说如果苏联军队继续向布达佩斯挺进，这将会是一桩丑闻，而且政府将会被迫引退。蒂尔迪不愿让工人们把愤怒转向苏联。

蒂尔迪说他坚持苏联军队——至少按华沙条约规定不在匈牙利驻扎的苏军——即刻撤退。

卡达尔支持纳吉。哈拉斯蒂和埃尔代伊·费伦茨非常不安地发了言，而且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友好。道比则保持沉默。

他们发言之后我提出了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与我接到的指令一致。纳吉即刻回答说虽然我的陈词很好，但并未回答匈牙利政府的问题。

纳吉提出，既然苏联政府既不停止苏军的挺进，又不为它的行动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就要批准那天早晨通过的动议，即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宣布中立，并恳请联合国由四大国来保证匈牙利的中立。如果苏联政府停止苏军的挺进并立即撤回本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根据本国武装部队的报告做出判断），匈牙利政府也将撤回它向联合国的请求，但匈仍将保持中立。埃尔代伊和洛松奇强烈支持纳吉的回答。蒂尔迪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更为含蓄，而卡达尔的反应很是勉强，道比仍保持缄默。

一小时之后大使馆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宣布既然那天苏军跨越边界而且置匈政府强烈抗议于不顾，进入匈牙利境内，匈政府将即刻退出华沙条约。外交部请大使馆立刻通知苏联政府这一决定。他们向布达佩斯每一所大使馆及外交使团送出相似内容的通知。

附：我们得到消息说在社会民主党的挑动下，匈牙利所有企业的工人宣布两小时的罢工，要求苏军撤离匈境。（《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35—336页）

这是苏联大使和纳吉政府最后一次接触。纳吉在这里提出了要退出华沙条约，这是他后来受到指控的一个最大的罪名。其实这是一种曲说。他的意思说得很清楚：既然你苏联政府不停止苏军的挺进，那么我们就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如果你苏联政府停止苏军的挺进并立即撤回本土，那么我们就将撤回向联合国的请求。可见是你在进军我才要退出的。而指责他的人却说是因为他要退出我才出兵，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就在这天夜间，布达佩斯悄悄地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纳吉政府的两名重要人物卡达尔和明尼赫失踪了。原来他们秘密到了苏联大使馆，又从这里转送到某一个地方，为了成立一个配合苏联进军的新政府做准备了。苏联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从纳吉政府分化出来，又是怎样具体运作，在这两本档案集里面都没有看到有关的材料。

11月2日晚上，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冒着十分恶劣的天气飞到南斯拉夫去和铁托会谈，取得了铁托对于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赞同。（参看《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22页、第377页、第455页，以及《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02—603页）

苏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11月4日开始。这一天早晨朱可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

今年11月4日6时15分，苏联军队开始了整顿匈牙利秩序和恢复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的行动。

我军按早先制定的计划进行行动，占领了杰尔、米什科尔茨、迪恩迪厄希、德布勒森等省的反动据点以及匈牙利其他州中心。

在行动中苏军占领了包括索尔诺克市强大的无线电台在内的通讯枢纽、弹药库和其他重要军事设施。

在布达佩斯市行动的苏联军队粉碎了叛乱分子的抵抗，占领了议会大厦、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中央大楼以及议会区的电台。夺取了横跨多瑙河联结该市东西两部分的三座大桥和一个弹药库。

纳吉·伊姆雷反革命政府的全体成员躲藏起来。现正在搜查。

在布达佩斯市只剩下位于科尔文电影院区的一个最大的叛乱分子据点（位于市东南部）。已向守卫该据点的叛乱分子发出关于投降的最后通牒，由于叛乱分子拒绝缴械投降，我部已开始攻击。

匈牙利军队的主力卫戍部队已被包围。其中多支卫戍部队未经认真抵抗便缴械投降。我军部队下令：把被叛乱分子撤职的匈牙利军官送回原司令部，逮捕替换这些被撤职军官的那些军官。

为防止敌人奸细渗入匈牙利和叛乱分子头领从匈牙利逃走，我军已占领匈牙利机场并牢固封锁通向奥匈边境的所有道路。

我军部队继续完成受领的任务，肃清匈牙利领土上的叛乱分子。（《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42—343页）

同一天晚上21时，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

驻匈牙利苏军11月4日整天都在清剿溃散在某些居民区继续进行抵抗的小股暴乱武装分子。

布达佩斯市最重要的政府机关大楼已被我军完全占领，暴乱分子的反抗也已基本被平息。市内剩下两个反抗据点——科尔文电影院和布达佩斯西城区的莫斯科广场。

电影院和与它毗邻的建筑物占了整整一个街段，这里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暴乱分子并配有坦克和大炮。

对兵力进行了必要的调动部署以便彻底消灭布达佩斯市内残留的顽抗据点。

在我军占据的所有居民区内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

现正在清查被解除武装的暴乱者和匈牙利军队自身人数，以及被我军缴获的武器和弹药的数量。（《苏档》第二十七卷，第346页）

也就是11月4日这一天，大约就在苏联军队进攻的同时，卡达尔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的名义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要求苏军帮助平息暴乱了。

名将朱可夫统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得胜之师去清剿那些乌合之众，当然是不在话下，大获全胜。据《艾森豪威尔回忆录》提供的材料，11月4日这一天，“苏联立即对匈牙利发动了一次强大的进攻：二十万军队和四千辆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据报道，那一天有五万匈牙利人死伤在布达佩斯街头”（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册，第287页）。不过就是在这十天之后，11月14日，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给苏共中央的电报中还在说：“布达佩斯仍然是反革命中心，此处叛乱分子在居民中的影响仍然相当强。不能排除叛乱分子想再次发动居民去示威游行或在什么地方挑起武装暴乱的可能。”（《苏档》第二十七卷，第405页）真是英雄的人民！他们的坚持当然并不能改变必败的结局，不过是留下了一个壮美的尾声罢了。

11月4日早上，纳吉·伊姆雷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他对公众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现在发表讲话。今天拂晓，苏联军队进入我国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进行战斗。政府正在自己的岗位上。我现在把这一消息通告我国人民和世界社会舆论。”随后他就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避难一个时期，最后在1958年6月16日被处死。

《毛泽东年谱》1956年11月4日记载：

下午5时45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匈牙利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中间，约见尤金。本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4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者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评苏共二十大，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引者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第三卷，第22—23页）

《年谱》里说的“会议中间，约见尤金”，毛对尤金说了一些什么，《年谱》未记。不过在《俄档》第七卷《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这一件档案里却有记载：

作为苏联与中国共同协调行动的一个鲜明例子便是对肃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苏联政府所制定的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和支持工农革命政府的相关措施。毛泽东在1956年11月4日的谈话中，就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予以声明：“我们完全支持和赞同这些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没能实施的话，而我们（中共中央）又对此不予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和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俄档》第七卷，第197—198页）

这一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还说道：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与大使的一次会谈中说，列宁和斯大林说共产主义运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两把刀子，其中之一，他指出，我们给了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拿来进攻我们自己。（《俄档》第七卷，第199页）

尤金的报告写得很简略。这意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了一次，他是这样说的：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2页）

这些话，大约11月4日对尤金也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需要再写一篇（引者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这一篇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文章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文章认为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是：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

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500页、第519—520页）

文章宣称苏联出兵是“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第520页）

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毛泽东的思虑中，可以说是他有了一个“匈牙利情结”。他在考虑中国也发生一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当然，他是力求避免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采取什么对策来避免呢？他想到的对策就是开展一场反右派斗争。

《俄档》中的《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1957年5月22日）这一件档案可以印证这一点。在这一次谈话前几天，5月14日、16日、20日，中共中央接连发下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三个文件，反右派斗争正在紧锣密鼓紧张部署之中。周恩来在和尤金谈话的时候，把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和即将发动的反右派斗争的一些考虑告诉他，档案记载：

接着周恩来说，在开展这样一个对党和政府的缺点进行批评的广泛运动的时候，中共中央自然会对所有导致采取这一措施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仔细的分析。在这一问题上也会考虑到匈牙利的经验。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认为，匈牙利事件绝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党和政府紧紧地控制并掌握着国家的形势。（《俄档》第七卷，第273页）

这说明了匈牙利事件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7年6月8日是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就是斗争开始的发令枪。其中表明了他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决心以及对运动的具体部署，里面说道：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286页）

可见，他是把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作为防止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措施了。就在这个指示发出四天之后，湖北汉阳县第一中学初中毕业班八百多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游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适时地把这一次小小的学潮制造成为一场“小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发表的《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一文，竭力按照匈牙利事件的模式来描写汉阳的这一场风波。因为这一场人为制造出来的“小匈牙利事件”，最后处死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直到1986年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汉阳事件”这一冤案彻底平反。这一案例在我的《反右派斗争全史》一书里另有详细的记述。

1957年7月，毛泽东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一篇重要文章，又一次提及匈牙利事件，可见这一事件对反右派斗争的极大影响。他说：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上书，第489页）

现在，匈牙利事件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已经变成了匈牙利共和国。1989年6月16日，就是在纳吉·伊姆雷被处死的31周年，在布达佩斯，为他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参加者里面有政府总理内梅特等国家领导人，称他为“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他作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代表人物，永垂不朽了。

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时候，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一个重要的成员，对苏联出兵采取敦促的态度。到了1968年8月20日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扑灭了“布拉格之春”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事实上成了苏军的俘虏。这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分裂，原来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在中国报刊上已经被改称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中国当然不是这个集团的一员），于是中国的态度是谴责这一次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了。《毛泽东年谱》记载：

（1968年）8月2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都不赞成苏联这种行动。苏联现在是没办法了，不搞，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毫无办法，已经被占领了，群众很愤慨。捷克的石油、粮食、铁矿砂完全靠苏联。罗马尼亚不同，自己有粮食、石油。我们要注意，大庆油田被人家一占，我们就没有石油了。说是四川、鄂西有石油，要很快地搞一下，你（编者注：指李先念）要同富春商量一下。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说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苏联不去就不能和平、东欧就和平不了、威胁很大？美苏争夺欧洲，两家争夺，我们就争取人民，我们同情各国人民，站在人民方面。学生历来是起桥梁作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如此。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不在人多，只要是马列主义党，就一定能胜利。（第六卷，第184—185页）

这一回他是明确表示“站在人民方面”，肯定学生的“桥梁作用”，把参加“布拉格之春”运动的学生和中国当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学生相提并论了。

敦促出兵匈牙利在前，谴责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在后，相似的事件，相反的态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其实，匈牙利事件中的纳吉和后来布拉格之春的代表人物杜布切克一样：他们既是共产党人，也是要尽力保护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