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十大”），是苏联历史、苏共历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关节，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这一位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中最重要、最惊人的一件事，就是在“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

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件事的出版物，真足以汗牛充栋。不过多是别人的记述和评论。在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六卷里，笔者看到《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1956年7月10日）这一篇（第288—299页），却是他本人的讲述，简明扼要，是一件很值得重视的档案。这里摘要介绍一点赫鲁晓夫谈话的内容。

赫鲁晓夫同志首先谈及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谈的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曾考虑不公布这个报告，否则写法就不同了。此外，提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期间作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作出的，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两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原计划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由波斯佩洛夫同志作为通报来作，不过这可能使人们难以完全理解或者怀疑苏共领导人中间存在分歧。因此这个报告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来作了。

据吴冷西《忆毛主席》书中说，1956年3月17日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谈论苏共二十大问题的扩大会议上，“大家议论纷纷。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可见中国共产党高层是抱怨苏共事先没有打招呼的，却不知道这是会议进行过程中临时作出的决定，来不及事先打招呼了。附带说一句，吴冷西把中共这一次重要会议的日期记错了，据《毛泽东年谱》，这次会议是3月23日晚上开的。

“二十大”要不要作这样一个报告，这个决定并不是很容易作出的。赫鲁晓夫说：

在二十大进行期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过几次激烈的会议，主席团一些成员认为，不应当提出个人迷信问题，因为这会在国内工人运动中造成困难。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对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死负有罪责？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表明，现在的苏共中央包庇有罪责的人，同意他们的做法，不敢说出真相。像斯大林在世那样继续“拧紧螺母”，采取严惩措施等，倒是可以逃避批评，但这意味着危害党。

主席团里面反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可以想到莫洛托夫必定是坚定的一人。就是在苏联公众中，有许多人也很难从对斯大林长时间的迷信里解脱出来。赫鲁晓夫说：

在苏联斯大林像是半人半神。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来源于他。他是所有人的父亲。大家知道，他死后情况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人们列队去圆柱大厅那几天，街上压死了许多人。甚至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劝说人们散开都没有人听——所有的人都想看看斯大林的遗体。

在斯大林的家乡格鲁吉亚更不得了，就因为批判斯大林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赫鲁晓夫说了这件事：

如果谈在格鲁吉亚对揭露个人迷信的反应，那里的事并不使你们惊诧，原来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水平不高，因为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由贝利亚领导的，它实际是不受中央监督的。总的来说，格鲁吉亚靠我国其他州而享受许多经济优惠。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一事实，在该共和国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得到孟什维克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至于格鲁吉亚事件，是从一些无关重要的讲话开始的。在斯大林诞辰日，最初是一些孩子到他的纪念碑那里来来去去，接着出现了一些大学生，后来聚起数以千计的人群。发现了发表反对党和政府言论的演说者，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从莫斯科发出了保卫中央委员会大楼、邮局、电报局的指示。警备司令得到命令，要他在城里建立秩序并要求人群在指定时刻前散开。在这个时刻前示威者组成了两个小组，其中一个组夺取武器，而另一个组向驻有部队的邮电总局大楼进发。人群冲进一层楼，在向士兵开了几枪之后，开始冲向二楼。一个士兵擅自用冲锋枪打出一梭子弹，人群四散奔逃。剩下一些人在斯大林纪念碑附近被装甲车包围，他们试图冲出去，结果有几个人被打死。这些小组主要由大学生组成。工人们不支持他们。例如，一个大学生小组到一个工厂进行宣传鼓动，被工人们赶出去了。

赫鲁晓夫指出，促使格鲁吉亚人反对批判斯大林的是经济原因：

在格鲁吉亚过去实行的是不正确的经济政策。例如，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葡萄规定了较高的收购价格。集体化被搞成这样，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收入是从宅旁园地得到的。显然，与其说不满是由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引起的，不如说是在消除格鲁吉亚的原有弊端过程中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引起的。

尽管批评斯大林会要带来不少麻烦，可是斯大林体制已经积累下来的弊端太多、太久，这时候已经不可能不提出这个批评斯大林的问题来了。这时积累的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赫鲁晓夫说：

到斯大林死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告诫大家对下面所谈事实要保密）在监狱里关了大约20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胜希特勒后增多的：所有我们过去的战俘及一些少数民族都被驱逐，现在由于平反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人获得了迁回的权利，想回归故里，而那里已经住上了别的人。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那里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例如1916年入党的党员沙图诺夫斯卡娅过去在莫斯科州委组织处工作，我个人认识她，马林科夫同志更了解她，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把她抓起来流放了，我们当时认为她与敌人有联系。在贝利亚被揭发后我们把她释放了，恢复了党籍，现在她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显然，应当对这些人进行解释，使他们对党和对党的领导人别留下怀疑情绪。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70%的代表及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被枪决，而这些人都是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参加者、曾经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斗争过。

这个情况，可以查明绝对数字：苏共“十七大”正式代表1225人，杀了1108人，即杀了90%；苏共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39人，杀了98人，即杀了70%。

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有一种“完全不容异见的病态的疑心”：

十九大以后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准备随后就逮捕他们。斯大林死后才发现，以前被流放的莫洛托夫的妻子在莫斯科，看来是为了得到指控莫洛托夫的供词。加里宁的妻子坐了15年的牢。对伏罗希洛夫的窃听从1942年就开始了。不让他看秘密文件，也不请他出席政治局会议，原因是认为他是英国间谍。甚至对莫洛托夫提出了可笑的指控，说他是美国间谍，好像他在美国还有财产，有自己的铁路车辆。

这些说的是斯大林的肃反，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他又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赫鲁晓夫也说到了：(www.xing528.com)

斯大林死前不久委托我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的决议草案，这就把我置于危险的地位，因为我根据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的建议，对斯大林也许是不能接受的。我马上遭到了贝利亚的抵制，他声称赫鲁晓夫的工作与以前马林科夫所做的事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拟定了有益的建议并向政治局提出。然而斯大林既没看文件，又没看报纸，就问那上面说的什么。在听了说明以后，他推翻了建议草案并提出对它加以修改，根据是农民生活很好，只要能够卖掉一只老母鸡就能交上所有的税。他提出把对农民的税收增加420亿卢布，增加额相当于农业的全部收入。

1956年7月10日与赫鲁晓夫对话的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帕耶塔同志，他听了赫鲁晓夫的这些话以后，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可能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应当说，斯大林是一个专制君主和暴君。”赫鲁晓夫答道：

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同时他容不得竞争者存在。难怪有这么多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

有趣的是，胡乔木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在为斯大林辩护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说法：“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512页）不知道当年苏共中央是不是把这一份记录通报给中国了。

说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篇文章，我想起了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的那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就苏共“二十大”表明态度的第一篇文章，文章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并且表示了支持，说：“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就是这样印的。可是在以后编辑出来的印本里，这一篇中所有的“个人迷信”都改成“个人崇拜”了。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后来我看了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才明白了这样改动的道理。毛泽东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9页）

这就明白了：原来“迷信”是个贬义词，不能够分出“正确的迷信”和“不正确的迷信”；而“崇拜”是个中性词，可以分出“正确的崇拜”和“不正确的崇拜”。原来如此！

苏共“二十大”之后引发的大事是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和三位意大利朋友谈话的时候，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已经发生了，他和他们说到了这事件的情况。匈牙利事件这时候还没有爆发。可是他对匈牙利的局面并不放心。他这样讲述波兰：

最薄弱的环节是波兰。那里的同志们把计划工作搞乱了，给工资拨的资金少了：工人们不相信他们说的6年内工资提高了26%，此外，在波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削弱了。尽管我们给予了告诫，但还是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报刊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波兹南事件的发展非工人们所想的那样。他们本不想走得比罢工更远，然而反动力量把罢工变成了起义。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挑拨者烧掉了3辆坦克，还想枪杀一名军官，但工人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起义停止了，因为它还缺乏充分的准备。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人许多东西。

关于匈牙利的情况，赫鲁晓夫说：

匈牙利经济情况比波兰好。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中出现了混乱。问题在于，枪毙拉伊克是斯大林提出的，而拉科西不能谈这件事，法尔卡什则对此加以利用。此外拉科西本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行为也不够奉公守法，而党和政府领导人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就不统一。

赫鲁晓夫说的拉科西本人犯了严重错误，拉伊克的平反昭雪问题，这些都是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大题目。可见赫鲁晓夫是预感到匈牙利会要出事的。

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赫鲁晓夫也说了一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不错；经济形势差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活水平低于西德。”在两个德国的竞赛中，东德比不过西德的势头已经显现出来了。“阿尔巴尼亚从我们这里得到贷款，但是从来不偿还。”这大约也是后来两国关系破裂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个材料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后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原载《南方周末》2015年7月9日）

附记：我注意到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一词两译的情况，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阎明复回忆录》里记下了他们翻译组向王稼祥和师哲请教的事，照录如下，以供参考：

我们还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关于“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说，“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并存的局面。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册，第440页）

又：何方著《党史笔记》中曾论及“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二语用法的异同，他说的也可供参考：

个人崇拜是个外来语，一个时期也被译成个人迷信。因为这里的崇拜（Cult）崇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崇拜，如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而是指对崇拜对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伦理上的狂热追随，组织活动上的盲目服从，此外还有巫术治病、会道门、邪教等含义，所以译成个人迷信也许更确切些。但是个人崇拜已被长期普遍使用，这里也就只好从众了。只是要指出在中文上，个人崇拜似乎轻一些，个人迷信则严重得多，于是就可随政治上的需要而选用。……在英、德、俄等外文中并没有汉语中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这样两个平行的可以互换的词组。（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