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揭示朝鲜战争真相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下面简称《俄档》）里面有好些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下面从其中摘录一些相关的材料，对于人们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过程大有帮助。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开始的。事实上在战争开始之前中国就已经介入了。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胜利渡过长江，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这时候金日成的代表金一就秘密来到中国要求支持他们决定要发动的战争了。《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这一件档案就细说了这件事：

我5月14日与金日成会晤，他向我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平访问的结果。金一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谈判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问题（指由在满洲的朝鲜人组成的师）。

金一在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陪同下，于4月28日离开平壤，4月30日到达沈阳，并会晤了高岗。后者为金一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金一会见朱德和周恩来4次，会见毛泽东1次。金一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个朝鲜师中，有2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参加进攻战役。毛泽东说，他们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2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他们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同时，毛泽东提醒金一，上述师同他们的整个军队一样，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他建议朝方对这些师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

金一问毛泽东，由于上述朝鲜师使用的是日本武器，中方今后对这3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持。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

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对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询问得很仔细。（第二卷，第48—49页）

在《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这一件档案里，关于战争准备这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至于说到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可以提供这种援助。在中国东北有150万朝鲜人，已组成两个朝鲜师（每师1万名士兵）。其中一个师有作战经验，曾积极参加过同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作战。这些师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他们的要求转交给北朝鲜。当朝鲜同志现在暂时不需要时，我们负责全面保障和训练这些师。此外，我们还训练了200名军官，他们正在接受补充训练，一个月后可以派往朝鲜。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第二卷，第53页）

不过，毛泽东劝朝鲜同志不要性急，如果这个时候动手，中国还帮不上忙。他说：

即使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第二卷，第53—54页）

毛泽东的这个劝告被听进去了。为了更有利的形势，朝鲜人等待了一年多。到了1950年6月才发动，那时整个大陆的解放战争已告结束，海南岛也已经打下来。朝鲜人认为现在中国人可以支援他们了。

在《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1949年5月26日）这一件档案里，斯大林表示“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关于朝鲜问题的意见”（第二卷，第59页）。在《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0月26日）这一件档案里，斯大林把这个意见说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不应该采纳他们拟定的关于朝鲜人民军向南方进攻的计划，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发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第二卷，第139页）。

关于把中国军队里的朝鲜族部队调回朝鲜这件事，这一卷里有好几件档案。一件是《聂荣臻致毛泽东电：转林彪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电》（1949年12月29日），里面说：

根据最近的资料，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族军人已经达到16000多人。除了分散在解放军各部队的朝鲜族军人外，还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完全是朝鲜族军人。在现役中，有师长2人、团长5人、营长87人、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人。所有这些军人都是在人民解放军中锻炼成长的，并且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战士在实际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进行政治工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干部培养。在我军转移到华南以后，又一次发生了小规模骚动，表现为个别人要求返回祖国。但绝大多数还是绝对服从指挥和命令，坚决向南挺进。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考虑到朝鲜族军人的利益，我们打算派这些预备干部回国（如果愿意留下的我们也欢迎留下）。（第二卷，第199页）

接着，1950年1月8日莫斯科致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的电报（第二卷，第222页），1月11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的复电都是关于这件事的。什特科夫的复电说：“金日成说，他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人民军中上述数量的朝鲜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第二卷，第227页）可见他心里已经决定发动战争的大致时间了。

1950年1月22日刘少奇打电报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请示：

在第四野战军服役的朝鲜官兵有14000人。金日成派出以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为首的3名代表来接收这批朝鲜官兵。他们请求把这些朝鲜士兵组成一个师和直属该师的支队，还要带走所有装备：步枪12000支、轻机枪440挺、重机枪180挺、左轮手枪120支、掷弹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毫米火箭炮36门，还有弹药。林彪同志同意这一要求。请您就这一问题给予指示。（第二卷，第267页）

同一页上有1月25日毛泽东的批示：“完全同意满足这一要求。”

《聂荣臻回忆录》里写到了他经办这件事的情况：

1950年1月，金日成同志派金光侠等同志到中国来，要求接回一万四千名朝鲜籍战士。这些战士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我军，以后又随四野转战来到内地的。金光侠同志来到后，中央指示我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经过谈判商定，我们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给朝鲜人民军。金光侠同志说：“我们除了现有装备以外，没有多余的武器，这一万四千人编入部队后，要重新与苏联交涉购买武器，往返需要很多时间，可否请中国同志给予装备。”我答复说：“我理解朝鲜同志的需要，待我请示中央以后再答复你。”

我认为朝鲜同志的要求原则上是可以答应的，究竟给多少，应该根据四野的情况酌定。

此事我于1950年1月21日写了报告，事隔一天，中央就批示同意我的意见。当总参谋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圆满地将一万四千名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装备）送走以后，朝鲜同志是很满意的。（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下册，第744页）

据韩国金阳明著《韩国战争史》提供的材料，移交给朝鲜的军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六师，师长方虎山，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六师；第一六五师，师长金昌德，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此外还有分散在其他部队的一万朝鲜族军人，多数是在第一五六师的，也由全宇率领带到元山，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七师。（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1980年12月印本，第66页）这三个师，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1950年4月10日）这一件档案里，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提出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对会见金日成一事持肯定态度，并且将会晤时间定在今年4月底或5月初。毛泽东把预期的会晤与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以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

……在与李周渊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第二卷，第381页）

这时毛泽东已经提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了，可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将会卷入这一场战争。1950年4月2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的指示》，这一份电报发给四个野战军的首长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以上四野），陈毅、饶漱石、粟裕（以上三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以上二野和西南军区），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以上一野和西北军区），它说：

（一）四月十二日林彪同志给邓谭赵陶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五十三万六千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请中南局专为此事开一次会议，详尽地讨论一下，并订出在四个月内分批复员而又不出乱子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此种计划和办法希望能在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审阅。并请电告四个月内分批复员五十三万六千人这项巨大工作有何困难，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二）请饶陈粟亦照上述意图做出华东区复员计划，亦于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华东区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三）请刘邓贺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亦照上述意图办理复员工作，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八十万人而又不出乱子。（四）请彭习张考虑电告西北方面可以复员多少人，并是否可于四个月内办理完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这个《指示》表明：这时候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不要多久中国就要出兵朝鲜参战了。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访华计划》（1950年5月12日）这一件档案里说：

李周渊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卷，第407页）

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会介入朝鲜战争，他的这一番话显然表示了鼓励金日成动手的态度。这一件档案更重要的一项内容是这一位苏联驻朝鲜大使和金日成的这一段交谈：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想为从中国调来的使用日式武器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以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是，同总参谋长交谈后得知，他们已有了3个基数的弹药，便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第二卷，第408页）

苏联大使回避回答金日成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被授权回答这个问题，这反映出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表明这时候苏联不希望金日成从中国得到太多的援助。金日成当然能够懂得这个不作回答的回答，于是立刻表示他“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即将发动的前夕，中国、朝鲜、苏联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

不久，金日成和毛泽东直接会谈了。《罗申致莫斯科电：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5月13日）这一件档案说：

一、金日成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今年5月13日来北京。

二、今晚毛泽东同志会见了他们。在与毛泽东同志交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引者注：斯大林的化名）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第二卷，第411页）

金日成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已经允许他开始行动了。对于这么一件大事，毛泽东认为必须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证实。罗申的电报里说：“毛泽东同志提出：希望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

第二天，复电来了。《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1950年5月14日）这一件档案证实了金日成转述的确实是斯大林本人的意见。罗申大使把这个电报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和金日成交谈的内容告诉了罗申，并且说，“他同意朝鲜同志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同意他们对北南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这里说到“北南双方力量对比”，战争开始的时候，北朝鲜有20万兵员，配备有坦克和各种重武器；南朝鲜只有6.5万兵员，没有坦克和其他重武器。

后来，据《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提供的数据是：

在进攻即将开始时，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与南朝鲜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南北朝鲜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军队人数1∶2；步枪1∶2；机关枪1∶7；冲锋枪1∶13；坦克1∶6.5；作战飞机1∶6。朝鲜人民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预计，每天向南推进15—20公里，整个军事行动在22—27天内基本完成。（第十一卷，第209页）

如果仅仅是这两支军队打起来，胜负是很明显的了。

金日成的乐观估计感染了毛泽东，他甚至在考虑“朝鲜统一后”当然也就是战争胜利后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事了。（见《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朝鲜局势的评价》，第二卷，第413页）

为什么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还表示“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见前面引过的《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而现在1950年5月13日却主张“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呢？《赫鲁晓夫回忆录》里讲到过计划这一场战争时候的一些事情：“我记忆中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担心美国将会卷进来。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战争打得很快——金日成确信这场战争很快会取胜——那末就可避免美国的介入。”（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页）可见斯大林对于发动朝鲜战争的最大顾虑是害怕美国的介入。他说的“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华盛顿美国报业公会的演说，他声称朝鲜、中国台湾都在“我们防御的范围”之外。这就使斯大林解除了美国干预的顾虑，于是给金日成开了绿灯。不过继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认为：“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迪安·艾奇逊把朝鲜作为我防御圈之外的地区而公然加以‘勾销’，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迪安·艾奇逊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不过我以为尽管“艾奇逊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在斯大林却按照自己的希望去解释它，以为排除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所以，认为艾奇逊的这一篇演说是促使斯大林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因素，这个看法也不是全无道理的。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统一后与中国签约》（1950年5月16日）里面说：“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卷，第413—414页）可见斯大林也同样乐观，以为这将是一场必胜的战争。

据刚才引过的《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里面说：

开始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反复要求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样一个与南朝鲜有关的重大问题……需要做非常周密的准备”，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个计划。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随后，金日成于5月访问了北京，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第十一卷，第209页）

于是，这一场战争就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朝鲜人民军从十一个地点越过三八线。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于第一时间发回的报告说：进攻的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28日攻占汉城（今首尔）。

根据朝鲜（引者注：指韩国）军队的报告（此项报告已部分地为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战地顾问的报告所证实）北朝鲜的部队今天清晨已向大韩民国领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开始行动的时候大约在上午四点。瓮津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六点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瓮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栖部队已在东海岸江陵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九点陷落，北朝鲜大约有十辆坦克参加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

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韩民国的一场全面攻击。（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418页）

美国立即作出反应，27日，杜鲁门总统命令出动美国军队援助南朝鲜。正好在这一天，苏联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马立克宣布退出安全理事会，理由是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张闻天取代原国民党政府在安理会的代表蒋廷黻的席位，不达到目的之前他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在《斯大林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电：关于苏联退出安理会》（1950年8月27日）这一件档案里，斯大林这样解释他的这个决策：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正面目。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第三卷，第42页）

斯大林失策了。退出安理会，就让苏联失去了一次使用否决权的机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在苏联代表暂时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向韩国提供援助。接着还决定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兵，7月7日美国将领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这样，金日成面对的就不仅是原来计算中的李承晚的军队，而且还有原来预算之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了。起初斯大林顾忌最大的美国介入还是来了。

后来在《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1960年7月16日）这一件档案里，赫鲁晓夫还说起这件斯大林做错的事情，他说：

当年，为了展示我们的否定态度……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人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操纵联合国会议，通过了关于派遣联合国军进驻朝鲜的决议。而最终，我们又被迫重返安理会。（第九卷，第163页）

杜鲁门决定出兵，完全出于毛泽东的预料之外。据前面引过的《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里面说：

在金日成于1950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像朝鲜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南朝鲜拉日本军人参加军事行动时，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军不会介入战争，因此没有打算以派遣大量兵员的方式帮助北朝鲜。（第十一卷，第209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里讲到这一场战争就要发动时候的一件事：

正当金日成准备进军的时候，斯大林召回了在北朝鲜师团里作为咨询人员帮助建设军队的所有苏联顾问。关于这件事，我问过斯大林，他不耐烦地回答我：“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里太危险了，他们可能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顾问被召回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页）

这样，就给由苏联顾问一手训练出来的朝鲜人民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经中国铁路运送武器等事》（1950年7月8日）里面，大使报告了金日成和他的谈话，主要就是谈顾问这件事：

金日成说，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向他询问苏联顾问是否与自己一同前往南部。金日成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于是姜健声称，如果苏联顾问不到汉城来，自己便什么也干不成。因为没有苏联顾问，自己便无法指挥部队。

金日成说，如果苏联顾问不去汉城，那就意味着失败，再说一次，就是崩溃。金日成接着说，姜健请他立刻正式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其允许苏联顾问前往汉城，到各军团领导小组中去，自己将保证苏联顾问的安全，不会让他们当敌人的俘虏。（第二卷，第432页）

当然，前线指挥官这样的保证无法改变斯大林的决定。这一位大使的电报最后说：“在我与金日成的多次会面中，这是我首次看到他的心绪如此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

在这几天里，斯大林发出了好几通和中国有关的电报。《斯大林致罗申电：关于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集结的问题》（1950年7月5日），要罗申大使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第二卷，第429页）在这里，斯大林使用了“志愿军”这个名词。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经中国东北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7月6日）。斯大林告诉苏联驻朝鲜大使：

一、武器将通过满洲里、安东、新义州运送。

……

三、我们全部供给2个师、2个坦克旅和12个营使用的武器、坦克以及其他军需品，然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要补充现有的师并使其兵员达到12000人。必须在各师建立征兵机构，负责补充兵员并对其加以审查和训练，然后补充到各师。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卷，第430页）

《斯大林致罗申电：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1950年7月13日）。斯大林要罗申大使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

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地区部署9个师的兵力。如果你们已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派遣携带有124架喷气式飞机的歼击航空师去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们认为，在苏联飞行员的帮助下，中国飞行员经过2—3个月的培训，我们再将所有空军方面的物资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这样，你们便可完成在上海组建空军师的工作。（第二卷，第433—434页）

这一些档案明白无误地表明：在战争刚刚开始并且进展顺利的时候，斯大林就考虑到了“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并且“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了。可见那种认为在战争初期“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介入战争”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

有档案表明：苏方早已知道中国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有了用“国际主义”这个大题目出兵朝鲜的准备。在后来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1960年9月17—20日）里面说：“据说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曾声明：‘由于苏联不适于派出军队保护北朝鲜，一旦敌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准备派遣中国志愿军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战。’”（第九卷，第218页）

战争开始还不到二十天，表面上看北朝鲜取得了较大的优势，攻占了南朝鲜大片土地。可是金日成很觉吃力，想要得到中国的军事援助了。《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政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1950年7月15日）里面，大使报告了金日成7月13日和他的谈话，谈到他面临的困难。比方说，打下了汉城当然应该说是大胜利，可是也背上了一个大包袱。金日成告诉他：“汉城有150万居民，很多人都失了业，工厂暂时又无法开工。有鉴于此，他打算让政府通过关于征召汉城工人到北朝鲜工厂工作的决议，而将另一部分（汉城）人迁移到农村。”更使他感到困难的是作战。什特科夫的电报接着说：

接着，金日成又将话题转向前线战况。他说，由于美国地面部队，尤其是美国空军的活动，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他心情很沉重。因而他想派朴宪永或金枓奉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量关于朝鲜今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金日成认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我有意回避了他的这一问题，只是对他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第二卷，第435页）

什特科夫再一次回避回答问题，也就是再一次反映出苏联不希望中国介入得太深。可是战局的发展使金日成越来越觉得需要中国的援助了。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前线状况和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7月20日）这一件档案说：

7月19日，应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见了面。

会谈伊始，金日成谈了前线战况。他生气地说，战局变得让人难以理解，这对我们而言可能意味着灾难。一切变故都是由于美国空军。没有人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金日成说，他今天已经两次责骂了前线指挥官金策和前线司令部负责人姜健，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无法理解整个形势的政治意义。（第二卷，第435页）

从金日成这种失态的表现可以看到他感到的压力有多大。这一件档案里还保存了一点中国援助朝鲜的材料：

金日成决定派贸易省副相去中国，请求其给予武器和马匹方面的援助，因为北朝鲜目前急需这方面的物资。

中国人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

这一件档案里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毛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是否想过向其他国家求助，以便后者派自己的部队来援助朝鲜。如果有过这样的请求，那么中国人也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

如果我们以外籍军团的方式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朝鲜，那么，就不会因此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卷，第436页）

这里的译文有不够准确之处，“外籍军团”显然应该译为“志愿军”。7月5日斯大林电文中已经用了“志愿军”这个名词，毛泽东这时也在考虑用“志愿军”的名义出动军队了，他说的“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这件事，具体内容可以看《周恩来年谱》里的记载：

（1950年）7月7日　根据美国军队武装侵略朝鲜的新形势，为防患于未然，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10日，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的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确定：（一）抽调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限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三）以十五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十三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13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查并函告《决定》起草的简况。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此执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53页）

显然，毛泽东说的“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就是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第四十二军。不久之后东北边防军渡过鸭绿江，就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了。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中朝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1950年7月22日）。这个电报说：

关于为中朝边境线地区我军提供空军掩护、我航空兵改装喷气式飞机并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的全部武器装备的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对于您的这一提议特表欢迎，并对您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援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

关于我歼击机改装喷气式飞机问题，拟按以下方法加以解决。在巴季茨基喷气机航空团的基地上于近两个月内建立一个改装训练中心。

为培养160名机组人员，以便使用你方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我方拟首先对混成航空兵旅现有65名歼击机机组人员进行改装训练。待其改装训练即将结束时，即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各联合飞行技术航校1月份的毕业生中挑选人员进行第二批改装训练（100名机组人员）。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于1951年3—4月内完成接收新式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可见，我们完全能够在这一时限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

为及时实现预定的改装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对60人同时进行训练的训练中心，并要为其提供训练器材、直观教具及最必需数量的教练人员。为实际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派我空军代表及首席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空军少将前往莫斯科就此相商，是适当的。

请将您的决定告知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第二卷，第437—438页）

罗申大使在将这个电报转发给斯大林的时候，加写了一条“备注”：

在即将给您发出该电时，收到了苏联军事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给军事总顾问和巴季茨基同志关于进行改装训练，并将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朋友的指示。有鉴于此，总参谋部已同我军事顾问共同准备了一个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将中国的一个混成航空兵旅集中到上海、南京、苏州地区进行改装训练。所缺飞行员由哈尔滨—锦州联合航校抽调。有关飞机的转场和人员的集中工作将于1950年11月完成。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同意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0年7月25日）。电报说：“受菲利波夫委托，请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拟议的训练中国的喷气式飞机飞行员的方式和期限，已经同意。”（第二卷，第439页）

在中国，这时候还只是为即将投入的战争作准备。在正在作战的朝鲜，这时候就迫切需要空军的支援了。《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政府请求提供国际空军援助》（1950年8月19日），电报里说：

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苏联朝鲜族人）来找我，并说，他受金日成的委托向我通报一个秘密问题。

我问是什么问题。文日说，正卧病在床的金日成把他找去，并以忧心如焚的心情告诉他，自己收到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一份问题非常严重的报告。

文日说，报告中讲到，敌人开始用重型飞机对我军实施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我们在前线的所有部队都遭受到了这样的轰炸。

敌机以30—40架为一编队，向我部队上空投掷了许多箱子，这些箱子在空中打开，从中散落下许多小型炸弹。

由于这样的轰炸，我方部队，不论是有生力量，还是武器装备，均遭受了重大损失。

1950年8月18日，由于受到这样的空袭，我第四师几乎无一人生还，该师师部被摧毁，师长牺牲。

第三师和第十二师也遇到同样情况，由于受到敌机轰炸，他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阵地。

接着，文日补充道，他从未见过金日成的心情如此沮丧。

文日又说，金日成派他来，除向我通报此事之外，还想询问一个问题，即朝鲜人民军是否能得到帮助。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第三卷，第32页）

金日成在困难中，很自然地希望得到中国的军事援助。《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1950年8月29日）里面，什特科夫大使报告了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和他的谈话。文日告诉苏联大使，金日成“仍然想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的前线情况目前太困难了。但他想事先了解一下苏联大使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看来，文日已明白，我不想与他讨论他刚提到的那个问题”。（第三卷，第45页）看来大使是奉命不讨论这个问题，这反映出了斯大林的态度。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中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他和金日成的态度并不一致。什特科夫这个电报还是报告了真实情况：

近期，由于前线迟滞不前和美国空军不断对人民军部队、北朝鲜交通线实施攻击，大量工业企业遭到严重破坏，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他多次试图征得我的同意，以便其去请求中国人用军队来帮助朝鲜。

这时还是美军仁川登陆、战局急剧恶化之前，金日成就已经“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了。可是斯大林偏偏沉得住气。《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与金日成会晤的情况》（1950年8月30日）里面说，什特科夫大使向金日成通报了斯大林给他信件的内容。这一部档案集里没有收斯大林致金日成信件的原文，只是有一条编者注介绍它的大意：“针对金日成请求让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在电报中强调，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下去。他同时答应再向朝鲜提供200架作战飞机。”（第三卷，第46页）这就是说，对于金日成请求让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没有回答，也就是没有表示同意，不过，除了精神鼓励之外，再给200架作战飞机。对于斯大林的这个回答，金日成应该会感到有一点失望吧，可是不能表示失望，什特科夫的电报说：“金日成对您的信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一再强调这封信太好了。”他还要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传达这封信，因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我不想评论这件事，我看到的是，金日成和敌人作战很困难，和自己人打交道也并不轻松。

只是在美军仁川登陆成功、战局严重恶化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才完全改变过来。这时候除了请中国出兵参战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说到仁川登陆，前面引过的《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1950年8月29日）里面说，“8月26日，金日成通过政府电话向我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第三卷，第44—45页）这个情报相当准确，不过加强防务的措施还不够得力，麦克阿瑟的登陆作战还是成功了。对于敌军在战线后方登陆的可能性，毛泽东这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家，还在战局顺利进展的时候就预见到了，据《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前线状况和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7月20日）这一件档案记载：

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朝鲜同志怎么看——美国人是否将在朝鲜长期参战。在此，毛还加了这么一句话：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完全撤离朝鲜的，为了赢得胜利，他们会向朝鲜投入很多自己的军队。

金日成是否想过这样一问题，如何撤退，从哪里开始后撤，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第2卷，第436页）

仁川登陆以后，在《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对朝鲜战事的建议》（1950年9月18日）里面，周恩来向罗申抱怨两件事，一件事是中国得不到朝鲜方面提供的情报，像“美国海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除了刊登在报纸上的消息和平壤电台的报道，中国领导人不掌握任何其他情报”。“中国曾尝试向北朝鲜派遣一些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到战场实地勘察情况，但至今平壤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复”。第二件事，“中国总理又进而抱怨北朝鲜不理会毛泽东早先提出的建议和预测”。周恩来说：

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不知道美国是否在仁川登陆，中国政府只能根据官方消息提出一般性建议：

1.如果北朝鲜在汉城和平壤之间有10万人的后备队，那么他们就能够也应该消灭登陆的敌人。如果没有那些后备队，就应该在前线留下部分部队坚守，而将主力部队北撤。应该将美国部队挤压出防区，迫使他们分散在正面地带，进而在运动战中将其各个击破。

2.必须建立主力突击队，并将之隐蔽起来，等到决战时使用。（第三卷，第51页）

事实上，美军登陆已经成功，周恩来的这些一般性建议算是白提了。这时候，只有中国出兵才能够扭转战局了。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询问可否请中国军队参战》（1950年9月21日）这一件档案的内容，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之后什特科夫和金日成、朴宪永谈话的情况。里面说：“朴宪永又指出，希望能让中国到朝鲜来参战，况且中国已与苏联有约在先。”（第59页）这里“与苏联有约在先”恐怕是“与朝鲜有约在先”之误。因为这次谈话前面有这样一段：“金日成解释道：周恩来指的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仁川或镇南浦或元山登陆，他们——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第三卷，第58页）就可以知道是中国“与朝鲜有约在先”了。在这以前，苏联并没有要中国出兵参战的意思，当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约定。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9月22日）这一件档案的内容，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哥而（苏联朝鲜族人）说给苏联大使听的情况：

此次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议题：如何答复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鉴于朝鲜局势复杂化而给朝鲜政府的建议。

金日成在会上读了朝鲜大使李周渊关于自己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的报告，并询问了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

朴宪永、金枓奉和朴一禹在发言中均认为，局势很严重，他们显然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

随后发言的金日成说，怎么会这样呢，要知道，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

金日成接着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加入朝鲜一方参战后，会不会导致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这里，金日成似乎引用了毛泽东曾说过的话：中国与任何国际条约都无关，也未参加联合国，因而可以帮这个忙。

金日成声称，虽然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因朝鲜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朝鲜——正如美帝国主义者所言——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点，因而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

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问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我们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以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

金日成接着说，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加速组建新部队，那么，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不过，他们担心，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第三卷，第60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金日成也没有多少自主权。于是向苏联请示了：《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1950年9月30日）这一件档案的内容，是转呈金日成和朴宪永两人署名的信。信中说：

敌人占领仁川后正在汉城内进行巷战。

形势十分危急。

人民军各部队正英勇地抗击着向前推进的登陆之敌。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敌人各种型号的近千架飞机，在未遇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完全夺取了制空权，对我前线和后方实行昼夜不间断的空袭。在前线，敌机械化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无阻碍地进行机动作战，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同时，敌机肆无忌惮地轰炸铁路、公路，摧毁电报电话线路、通信设施和其他目标，破坏我军给养供应，瓦解我军的作战意志，使我们无法适时展开反击作战。我们在整个战线都面临这种困难。

敌军在切断了我军各部队之间的所有联系之后，已使仁川登陆的和突破我南部防线的这两支部队会合，从而使汉城的失陷已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在朝鲜南部作战的人民军各部队已被敌人从北面加以分割，处于南部的人民军目前无法补充弹药、给养和干粮。此外，一些部队已失去联系，有些已被敌人包围。

显然，敌人只要一攻占整个汉城，就将向北朝鲜继续进攻。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上述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美国的侵略最终将获胜。

为了保证军队能得到一切必需品和不断向前线运送给养，我们首先必须拥有相应的空中力量。然而，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干部。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有信心克服面临的困难，决不让朝鲜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了人民的独立、民主和幸福，我们将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因此，我们果断地采取坚决的措施：组建和训练一些新的师；把在南朝鲜动员来的10余万人的军队部署在更有利的作战地区；武装全民，准备打持久战。

尽管如此，如果敌人不给我们时间来实现我们预定的措施，而且还利用我们极端严重的局面来加速对北朝鲜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阻挡敌人。

因而，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不能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换句话说，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第三卷，第70页）

这封信写得很动人。不但把迫切需要军事援助的原因说得很充分，也很注意了收信人的心态。首先，是“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么退而求其次，“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这里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过是拿来作陪衬的，那时，事实上只有中国有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了。这样写，是为了使收信人情绪上容易接受一点吧。

斯大林很快批准了金日成的请求，同意请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了。《斯大林致罗申电：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1950年10月1日）。这个电报说：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第三卷，第72—73页）

同一天，斯大林还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和驻朝鲜军事代表发去电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报：对朝鲜局势的处理意见》（1950年10月1日）。这个电报首先批评了什特科夫：“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鲜领导同志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我认为你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朝鲜同志自然要征询建议和寻求帮助，而什特科夫同志却故不作答，从而使朝鲜领导人更加动摇不定。”（第三卷，第73页）电报的正文是就作战方法向朝鲜方面提出的一些建议，最后，要大使转告金日成：“关于派武装力量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能接受的援助形式是派志愿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同中国的同志们进行协商。”（第三卷，第74页）

中国收到了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之后，2日，毛泽东写了复电：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97—99页）

毛泽东的这个电报表示了中国同意出兵参战的态度，还写下了他对未来的战局的设想。他当然知道敌我两军装备的差距：“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决定用过去以多胜少的老经验，“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他“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这正是后来战场上出现的情况，他预见到了，可是无法避免。

不过这个电报没有发出，据《毛泽东年谱》1950年10月2日的注释：

这份电报未发出，可能起草于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前，原准备在会议作出派兵入朝参战决定后发给斯大林，后因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故将电报搁置下来。（《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01页）

毛泽东另外写的电报中文原件未见，只见于俄罗斯解密档案《罗申致斯大林电：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1950年10月3日）里。毛泽东另写的电报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也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第三卷，第77—78页）

这个电报很快收到了回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考虑》（1950年10月5日），从各个方面消除毛泽东的顾虑，力促他同意出兵。电报说：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争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原，没有能力给美国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它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在您的答复中谈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这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情况。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中国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将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当然，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是否能够克服中国国内局势的这些困难，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同志来决定。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将与他们交谈。（第三卷，第80—81页）

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共中央高层的意见一时还没有统一，还在犹豫。《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报：朴一禹通报中国出兵决策的情况》（1950年10月7日）里面说：

内务相朴一禹已于10月5日从北京返回朝鲜。1950年10月6日劳动党政治局开了一个会。

在这次会议上朴一禹通报说，他在北京期间再次受到了毛泽东和5位（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接见。第一次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第二次6个小时。

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提供帮助，但就是不能派军队。原因在于，如果中国（派军队）帮助朝鲜，那么此举实际上就会将苏联也拖入这场战争。

目前世界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另外，中国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却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

（毛泽东）建议朝鲜人继续在前线和后方坚持斗争，并着重强调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说，金日成可以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后方。

在讨论了目前朝鲜的战争形势后，劳动党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使在得不到外部武力援助的情况下，也将在山区继续坚持战斗，还可以在中国组织突击军团，从而为以后的进攻做好准备。

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由李承英具体负责。在北朝鲜，在发生撤退的情况下，也将展开游击斗争，领导人为朴一禹。（第三卷，第83—84页）

《罗申致斯大林电报：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态度》（1950年10月7日）：

10月6日北京时间22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答复。

毛泽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一、他完全同意您对国际形势及今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做的评价。

二、他对于您在答复中谈到中国和苏联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如果谈到打仗，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就应该打。同时他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三、涉及派中国军队到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适宜的不是派出5—6个师，而是最起码要派出9个。但是，这些师的技术装备非常差，他们只有108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

与此同时，毛泽东援引了从朝鲜朋友处得到的资料说，美国的1个军（3个师）就有大约15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坦克。

毛泽东认为，要摧毁美国1个军的部队，中国人应该拥有比其多4倍的兵力和2倍的技术装备。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由于拥有后备力量，关于步兵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解决，而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还说，目前他们还不具备培训好的炮兵、坦克兵和其他技术兵的专业人员。

关于中国军队到达朝鲜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指出，他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但是，他认为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给美国人机会，使其将自己的部队向北方集结，分散驻扎，这样中国人便能顺利地将他们分批歼灭。

四、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1000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这是因为：

（一）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二）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

（三）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

五、毛泽东还提请注意，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应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

六、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1951年度的整个财政预算是22亿美元，其中只有2亿美元可用于为部队购买武器。

七、鉴于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向您汇报有关情况以及中国朋友的全部打算。周恩来和林彪10月8日即可动身。他们可以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抵达伊尔库斯克。我们必须派专机到伊尔库斯克迎接他们。（第三卷，第84—85页）

从这个电报可以看出，这时候中国已经大体上决定出兵了，“他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不过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必须苏联帮助解决，“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应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所有这些大概就是要派周恩来和林彪飞赴苏联当面向斯大林请示的吧。

最后下决心是10月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知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8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了您的回电。我党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您的意见。我已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高岗同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们已于今天早晨（10月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部队大约能在10月15日前开始入朝。

我已将派中国志愿军入朝的决定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已于今晨8点乘飞机前往您的所在地。他们的使命请予保密。

毛泽东（第三卷，第88页）

这一天毛泽东真是忙碌。他打电报将派中国志愿军入朝的决定通知了金日成，他给彭德怀、高岗、贺晋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发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全文收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0—101页），这里就不摘引了。

中国出兵，困难中的金日成当然是欢迎的。《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感到前途光明》（1950年10月8日）里，大使说：“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此很满意。金日成说：‘现在我们有了光明的前途。’”（第三卷，第90页）他立刻就同苏联军事代表研究怎样使用这时还在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军队了。[见《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部署中国军队的意见》（1950年10月8日）（第三卷，第89—90页）]

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在《周恩来年谱》里有记载：

1950年10月11日　午后，和林彪抵达苏联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同在此休养的斯大林会谈。会谈中，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要否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表示，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情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85页）

这一份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毛泽东的电报，即《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放弃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50年10月11日），内容如下：

驻北京的苏联使馆立即转告毛泽东同志：

贵国代表已于今日到达，我们联共（布）的领导同志与贵国代表一起讨论了贵国已知的那些问题。

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以下情况：

1.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装备差，缺少大炮，没有坦克，执行掩护任务的航空兵至少2个月后才能到位，用于装备和培训上述军队的时间至少需要6个月。

2.如果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

3.因此，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

基于上述原因并且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因中国参战而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致决定：

1.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

2.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深入。

3.一部分朝鲜军队应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军队要转入敌后打游击。

4.把战时应征入伍的朝鲜人中的优秀分子及指挥员分批悄悄调入东北，在那里把他们整编成朝鲜师团。

5.要尽快对平壤和北朝鲜山区以南的其他重要据点进行疏散。

至于中国同志所需的用于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充分予以满足。等待您的决定。（第三卷，第91页）

从这个电报可以看出，在是否出兵朝鲜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林彪的意见跟毛泽东存在分歧。电报里说的出兵的种种困难、种种不利，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可就是无法说服坚决主张出兵的毛泽东。但是他们确实说服了比毛泽东多一点现实感的斯大林，让他相信了这时中国出兵真是困难重重。他只好承认现实，同意和周恩来联名发出这个电报。在他，这个决策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毛泽东收到这个电报之后的反应，最初，他表示同意。《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暂不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菲利波夫：

北京时间15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4784号电报。毛泽东同志请我向您转告：“您和周恩来签名的电报已收悉。同意你们的决定。”（第三卷，第92页）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下令停止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我同意10月11日电报的意见。

我方军队还没有出发，我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

关于朝鲜同志应根据形势重新部署兵力并准备新的工作计划一事，我已委托高岗向朝鲜同志进行解释。

毛泽东（第三卷，第93页）

同一天，斯大林通知朝鲜办理善后事务了：《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电：立即组织朝鲜政府撤退》（1950年10月12日）：

请向金日成宣读下列内容：

“昨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就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问题召开了会议。

从周恩来的报告中得知，原计划赴朝支援的中国军队尚未做好出兵准备，没有坦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对陆军的空中掩护大概至少要2个月之后才能提供，还需配备坦克和大炮，培训坦克兵和炮手，这至少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

鉴于周恩来通报的情况，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只有在6个月后才可能出兵援助。

因为这样的援助已为时太晚，那时美国军队可能已占领北朝鲜，所以会议得出结论：中国军队在装备差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目前不可能在朝鲜取得胜利，相反，会陷入危险境地。

鉴于这些情况，由中苏双方的中央代表召开的这次会议建议：

1.立即开始对平壤等重要据点进行疏散，不要惊慌；

2.朝鲜人民军边作战边向北方撤离，牵制敌军，防止其迅速向北方深入；

3.一部分军队在元山和平壤以北的山区集结，在那里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另一部分军队要组成小分队进入敌后打游击；

4.为组建新的后备师而应征入伍的朝鲜人要分批经中国边境进入东北，在那里组建师团（中国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5.利用已到货的、朝鲜军队尚未使用的苏联武器来装备在东北组建的朝鲜师团；

6.派所有在苏联学习过飞行的朝鲜人去执行飞行任务并在东北把他们整编成航空兵部队，所用飞机由苏联提供；

7.对于所有苏联顾问，要么派他们回苏联，要么利用他们在东北组建新的朝鲜师团——一切都由金日成酌定。

还要向您通报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第三卷，第93—94页）

这时，斯大林已经决心放弃朝鲜了。可是，他未必想到的是，一天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又有了180度的大变化。《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3日）：

10月13日21时毛泽东把我叫去宣布了下列事项：

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

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同志马上把周恩来拦在了莫斯科，给他下达了同您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指示。（第三卷，第96页）

促使毛泽东态度发生大变化的，彭德怀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彭德怀自述》里说，毛泽东用飞机把他从西安紧急接来北京参加讨论，他“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因此毛泽东才下决心出兵参战。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及对苏联的要求》（1950年10月13日）：

菲利波夫同志：

作为对我的2406号电（包括在第25612号电内）的补充，毛泽东还谈到：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在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军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1951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

最后，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朝鲜同志进行艰苦斗争时帮助他们，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指示已送周恩来。（第三卷，第96—97页）

毛泽东10月13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

周恩来同志：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菲里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22时

（《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3—104页）

毛泽东于10月14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告诉他了：

（一）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二）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三）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先头军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二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二十六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十天时间，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四）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五）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5—106页）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再次做出援助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13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

我刚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中共中央再次对时局进行了讨论，尽管中国军队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对朝鲜同志予以军事援助。

我在等待毛泽东有关此事的详细通报。

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第三卷，第98页）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停止执行撤退的计划》（1950年10月14日）：

经历犹豫和若干暂时决定后，中国同志终于作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定。

我为终于作出的这个有利于朝鲜的最后决定感到高兴。

有鉴于此，您要注意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共同决定。

中国军队所需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第三卷，第99页）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报告：苏军将在中国东北集结》（1950年10月19日以前）：

兹报告关于派往中国沈阳地区的空军和坦克兵的整编和集结期限等事宜。

关于歼击航空兵

截至今年11月3日，部署在中国境内的米格-15歼击机第一五一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每个师共2个团，每个团有飞机30架。

其中一个米格-15航空师有可能在短期内全部配备中国飞行员和后勤技术人员。这些飞行员中既有在沈阳地区培训的，还有从上海专门调拨过来的。

在米格-9防空歼击航空兵第三二八师和一四四师的基础上组建4个歼击航空师，每个师共2个团，每个团有飞机30架。截至今年10月24日前，这4个师中的2个师将在其现驻防地完成整编，其余2个师——根据指示，将在抵达中国境内之后再完成扩编。为这2个师提供后勤保障和服务的部队和一个歼击航空团也将随之一同从苏联发往中国。

通过铁路将上述所有部队运往中国需用40个专列。

专列首发日期确定在今年10月24日，平均每昼夜5个专列。发运截止日期为11月3日。列车换装将在满洲里车站进行，期限为今年11月11—20日之间。因为满洲里车站每昼夜只能换装5个专列。

这样，上述部队在沈阳地区集结的日期为今年11月28日。在苏联已完成整编的2个航空师将于12月5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而尚需在中国境内完成扩编的2个师，则需延迟至今年12月15日前。

关于强击航空兵

在后贝加尔军区空军第四十五军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的基础上，截至今年10月31日前将组建如下部队：

一个由2个团组成的强击航空师，每个团有伊尔-10型飞机30架。

一个强击航空团，拥有伊尔-10型飞机30架。

这些新组建的强击航空师和强击航空团的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将于今年11月12—17日间经铁路用10个专列发往中国，11月14—20日间在满洲里站换装，今年11月25日前在沈阳地区集结。

所有飞行人员将于今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间，即所属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在沈阳集结完毕后，空运至沈阳。

关于坦克兵

由后贝加尔军区第六近卫机械化军的2个坦克师和1个机械化师组建10个坦克团，平均每个团配备装有85毫米的Т-34中型坦克30辆，ИС-2重型坦克6辆和ИСУ-122自行火炮发射装置4台。

ИС-2重型坦克将于今年10月21日从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布依（Буй）等地区的坦克后备基地启程，发往满洲里站。

鉴于这些新组建的坦克部队距满洲里站只有120—160公里，因此它们可以自行前往该车站，抵达目的地的日期应是今年11月1日，并于11月3日直接在这里换装，经铁路运往沈阳。

运输这些坦克共需56个专列。该车站每昼夜可装载坦克5个专列。坦克的运送将分两个阶段进行：11月3—9日发送35个专列；11月20—24日发送其余21个专列。之所以如此安排，原因在于11月10—20日间运输歼击机和强击机航空师的专列要在满洲里换装。

截至今年11月30日，10个坦克团将最终完成在沈阳地区的集结。(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我们将在中国境内集结的部队如下：

截至11月28日——若干歼击航空师；

截至12月1日——1个强击-歼击航空师和1个强击航空团；

截至11月30日——10个坦克团。

现驻防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将于今年11月3日前改编成两个师。

上述空军师和坦克团在中国境内的组建和集结活动由苏军总参负责监督，并向各站点派遣有专人负责的工作组。（第三卷，第100—101页）

这个文件说明：苏联已经着手进行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的工作。关于这件事，接着还有好几件档案：《巴季茨基的报告：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将开往中国》（1950年10月28日，第三卷，第102页）、《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航空兵部队集结并开往中国》（1950年10月30日，第三卷，第105页）、《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苏军的进展情况》（1950年11月5日，第三卷，第107—108页）。在可望能够得到一定的空中掩护的时候，中国出兵参战了。

1950年10月18日黄昏时分，中国军队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同联合国军作战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11月7日）：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

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为12个军，计36个师，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的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装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

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名称和数量如下：

一、苏式步枪14万支。

二、步枪子弹5800万发。

三、苏式自动枪26000支。

四、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

五、苏式轻机枪7000挺。

六、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

七、苏式重机枪2000挺。

八、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

九、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

十、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

十一、梯恩梯炸药1000吨。

请您将你们对我的这一请求的研究结果告诉我。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第三卷，第109页）

从这个电报可以知道战争初期中国出动的兵力有多大、战场上武器弹药的消耗有多大。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汽油等问题》（1950年11月16日）：

菲利波夫同志：

现在，我国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已由6个军18个师增至9个军30个师。此外，我们还有3个军9个师作为预备队。因此，运输任务非常繁重。关于汽车问题，苏联政府已同意在12月15日以前为我们提供3000辆。

我们必须及时解决汽油和润滑油的问题。我请求您批准按以下数量提供汽油和润滑油：

一、新的订货：汽油10000吨，机油2720桶（容量53加仑，下同），后轴箱润滑油220桶，刹车油110桶，黄油（润滑脂）144桶。

二、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向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的订单规定，提供下列油料：汽油7000吨，机油2380桶，后轴箱润滑油190桶，刹车油95桶，黄油（润滑脂）126桶。

三、必须从苏联购买的各类油料（第一、二两项相加）总数为：汽油17000吨，机油5100桶，后轴箱润滑油410桶，刹车油205桶，黄油（润滑脂）270桶。

请您在12月底以前先提供上述汽油和润滑油的50%，另外50%请在1951年1月20日以前提供。

上述内容是否需要另行提出详细报告？

盼复。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第三卷，第115页）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抽调驻旅大地区苏军的汽车》（1950年11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据彭德怀和高岗报告，我们从事后方运输的车辆不足，敌机给运输汽车造成了损失，而当地人力资源和物资也同样无法保障供给，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

新的战役即将开始。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到敌机轰炸。

江水开始封冻，因而无法架设暗桥和浮桥。所以在大江尚未封住，汽车尚不能从冰上通过之前，我们必须在最近八九天内，以极快的速度运输粮食、冬装和弹药。否则，将影响下一阶段战役的完成。

因此，除了动员东北一切可以动员上前线的车辆，我们最多能从中国北方动员200辆汽车并迅速将其派往前线以解燃眉之急外，我恳求您命令驻辽东半岛苏军司令部给我军运送500辆汽车。这500辆汽车将从您答应于11月25日至12月25日发来的那批为数3000辆汽车中抽出归还。

您能否满足我的请求？请您尽快予以答复。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第三卷，第118页）

很快，周恩来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1950年11月17日）：

致扎哈罗夫同志

转周恩来同志：

关于请求紧急提供500辆汽车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将满足您的要求。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的汽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的旧车辆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站交付新的汽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5辆汽车，11月25—26日移交355辆汽车。

其余的车辆将于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

菲利波夫（第三卷，第118页）

这些来往电报从后勤工作的角度反映出了战况的激烈。更有从正面反映战况激烈的材料。《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彭德怀与金日成讨论前线形势的对策》（1950年11月17日）是一件很重要的档案材料，它记载了什特科夫参加的金日成、高岗和彭德怀等人的一次会议的内容。会上，

金日成说，朝鲜人民军经过良好的训练，武器精良，完全可以承担摧毁李承晚军队的任务。

而当美国人参战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尤其是在空军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金日成强调，由于苏联对朝鲜人民军的巨大援助，战争期间人民军的一切必需都能得到保障，苏联从未拒绝向朝鲜提供援助。

在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因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都集中在南方，根本没有力量来组织对登陆之敌的抵抗。

而当敌人占领了汉城和挺进三八线之时，他（金日成）曾请求毛泽东给予朝鲜军队援助。他原指望在敌人占领平壤前能获得这种援助。

随着汉城的丢失和敌人向北方的推进，尤其是平壤的失陷，战局急剧恶化。人民军信心动摇，失败情绪和朝鲜人不是美国人的对手等言论广泛传播。

金日成感谢中国同志所给予的帮助，并指出，中国军队的进攻是朝鲜战争的转折点。

中国军队阻止了敌人的推进，使朝鲜人民军有机会重新集结和组织部队，并在中国境内积蓄后备资源。不论是朝鲜军队，还是朝鲜民众中都重新燃起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金日成接着谈了根据朝鲜政府和人民军司令部所制定的方针路线，正在采取的相关举措。他们对撤退回来的朝鲜人民军各师进行了重新编组：组建了9个现役师，并已开始对之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飞行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为此将人民军第二军团司令部留在了铁原地区，还准备向敌占区派遣3—4个师。

金日成指出，由于分布在国家主要生产部门的地区和粮产区业已丧失，他们目前在物质方面极其匮乏。（第三卷，第120页）

什特科夫记下了金日成这一席话之后，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按语：“应当说明的是，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故意回避了关于中朝军队作战中的从属关系问题。”

这一件档案记下的彭德怀的发言：

彭德怀说，我们要面对的将是强大的、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

彭德怀尤其对美国空军的行动作了着重强调。他指出，美国空军会使用大量飞机实施集群式作战，向我军使用包括燃烧弹在内的大规模轰炸。美国空军通过向山林、山地投掷燃烧弹的方式来点燃地面的杂草树木，从而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

鉴于敌人空军行动频繁，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被迫只能在夜间展开作战行动。因为中国军队现代化装备很少，坦克和空军几乎没有。因而，看来，我们只能进行持久战——延长战争时间1—2年，甚至可能3年。

彭德怀再次指出，对中国军队的主要威胁将来自美国空军。

彭德怀说，中国战士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朝鲜没有苏联飞行员？

……

在指出中国军队在弹药和粮食供应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之后，彭德怀指出，这些困难主要源于汽车运输不足，朝鲜道路状况不好和铁路运输工作不能尽如人意。

他还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军队得不到任何人的协助，因为朝鲜地方政权机关都跑到中国境内去了。（第三卷，第121—122页）

在这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说道：“不排除这种可能，即蒋介石会向朝鲜派遣10—20万人。”（第三卷，第121页）这大约是他从情报部门得到的信息，并不知其详。关于这件事，《杜鲁门回忆录》提供了一点细节：“蒋介石曾经指示他的大使转告我们说，他愿意派遣为数达三万三千人的地面部队，但是他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因此必须由美国协助，把福摩萨（引者注：即中国台湾）的地面部队输送到朝鲜，并供应它们给养。”美国人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提议。理由是：

国务卿艾奇逊说，如果福摩萨的军队在朝鲜出现，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因为他们可以趁此打击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以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以便他们试图进攻福摩萨时蒋介石难以自卫。

三军参谋长指出，蒋介石委员长所提供的三万三千人，尽管他自己说是他的最精锐的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同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一样。

此外，如果把他要求我们提供的运输力量，用之于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品和增援部队输送给麦克阿瑟的任务，可能更好一些。（前引书，第428页、第430页）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同金日成讨论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1950年11月24日），这一件档案反映了两国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金日成说，他不明白中国人，他们想要怎样，他（金日成）从来没有反对过建立联合司令部，并曾经责成朴一禹（朝鲜内务相、金日成在中国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与彭德怀协商过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但后者并未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而在（朴一禹）与高岗会谈中后者声称，联合司令部可以在11月份中国人所发动的战役结束之后再成立。

接下来，金日成看来是想听一下我的意见。他说，他们已在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应当任命谁担任中国（军队）副司令更好一些的问题。最终决定的人选是金策。但在收到这封电报（引者注：指刚才交给他的斯大林的电报）之后，看来，对金策的任命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虽然曾担任过前线司令员，却没有执行关于三个师的命令。而要是任命朴一禹去，他可能也有些不适合，因为他不是军人，任命金雄（人民军总参谋长）——也不太适合，让自己（金日成）去担任这样的副职——这也不太好，因为这样他将不得不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

怎样能较好地处理这件事，现在他（金日成）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回避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声明，这是你们的事。

他接着说，看来，毛泽东根本不了解他（金日成）。（第三卷，第132—133页）

事实上，在一个月以前，毛泽东已经任命朴一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了。《中央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的电报》（1950年10月25日）里面说：

彭德怀同志为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前已通知），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四同志均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二同志均兼副政治委员，解方同志为参谋长。

党委组织亦照原名单加入彭、朴二同志，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邓华、朴一禹二同志为副书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52页）

朝鲜的代表已经安排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志愿军党委的副书记了，不知道为什么金日成还要提出联合司令部的问题来。在《金日成致斯大林电：同意中朝联军由中国统一指挥》（1950年12月1日）里，金日成说：

您关于（中朝联合部队）统一指挥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和及时的。另外，我们也认为，该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员无疑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而其副职由朝鲜人担任。（第三卷，第142页）

看来，他似乎并不是想要得到多一点实际指挥权。在这个电报里，金日成告诉斯大林：“我将于1950年12月2日前往北京与毛泽东同志会面。”他在北京的活动，《周恩来年谱》里有记载：

12月3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就朝鲜战争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下属两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次日，周恩来将会谈详情电告彭德怀和高岗。从此，中朝两军开始在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前引书，第102页）

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过事实上金日成并不很尊重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情况》（1951年1月26日）是转呈彭德怀的一份来电，彭向毛泽东报告他和金日成会谈的情况：“我提出了将俘获的20000名南朝鲜军队士兵分配给5个军团的建议，但未被采纳。至于我提出的用新组建的3个军团补充现有各军团的建议，他们也未采纳。这一建议虽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我认为今后不宜再坚持这一意见。”（第三卷，第217页）

还可以说一件事，《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铁路运输交志愿军管理》（1951年3月25日）：

我们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最近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如下意见，即为正确组织军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指挥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支持这个意见，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会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诉您，即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顺利进行解放战争起见，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我们一般地认为，为朝鲜本身利益着想，最好能建立起中国和朝鲜间的更密切的国家关系。（第三卷，第261页）

从这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彭德怀的工作很不容易做。

关于这时候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据前面引过的《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里面说，参战不久，“中国入朝部队的总数达100万人，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人员被派往朝鲜做运输工作。至1951年底，朝鲜人民军总数约33.7万人”。而说到这两支军队的相互关系，这个报告说：

在战争的这段时间，金日成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人不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弃汉城的做法，并指责他们未对东线人民军部队提供支援。

在中国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中国人企图拉拢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说明这种看法的例证之一是朴一禹事件。朴是朝鲜人民军驻中国志愿军司令部首席代表。金日成不止一次宣称朴一禹的言行俨然是毛泽东的私人代表，他试图诋毁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中国人煽动各种阴谋，利用朴一禹来反对金日成。彭德怀大言不惭地发表对金日成军事指挥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国指挥官明显地蔑视朝鲜人。表现出一种大国主义态度。有一次金日成到彭德怀的司令部时，曾遭到中国警卫的阻拦，并被他们扣押了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第十一卷，第210页）

后来，金日成因此惩罚了朴一禹。

这个报告说“中国入朝部队的总数达100万人”，而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1958年8月1日）里面，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在那里有150万人。”（第八卷，第155页）

1950年10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11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就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了。在《罗申致莫斯科电：关于停止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里面说：

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我并且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传达了下述事项：

近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

他们的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在不利的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将下述说明交伍修权，以答复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和特里格夫·赖伊：

“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

周恩来以书面方式转交了上述条件。

周恩来接着说，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恳切地要求苏联政府：中国政府希望今天就得到答复。

我告诉周恩来，对于他转述的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和有关答复的请求，将尽快呈报苏联政府。（第三卷，第151—152页）

当天就得到了答复：《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内容是让大使转交一份菲利波夫即斯大林本人签名的复电：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会周恩来并且转告下述事项：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

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一旦被美国利用，就如同打了两个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考虑，在此可以仅限于提出下述说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你们，英国、瑞典、印度的代表先生们一样，欢迎尽快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将竭尽全力，以便尽快结束强加给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行为。

二、因此我们想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停战条件的看法。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既不是联合国，也不是美国授权同任何人谈停战条件的全权代表。况且，英国代表团已同美国、法国、挪威、厄瓜多尔、古巴代表团一起，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谴责中国并以此阻挠朝鲜问题调解事宜的决议案。

三、因此，我们将耐心地等待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所提出的意见。

菲利波夫”（第三卷，第153页）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停战问题的指示》（1950年12月7日）的内容，是政治局发给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一份指示：

目前的形势是，美国军队连续遭到失败，美国人为赢得时间并避免美军的彻底失败，越来越经常地提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

苏联代表团的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

二、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第三卷，第154页）

这是在告诉维辛斯基：要反对印度等国的代表正在进行的促成朝鲜停战的活动。苏联的这个“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主张的意思其实十分明显：如果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了朝鲜，朝鲜人民军完全有力量战胜南朝鲜军队了。

在《周恩来年谱》里记载了执行斯大林这个指示的情况：

12月12日　（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13日，将谈话情况电告伍修权、乔冠华，并指示：你们对提出十三国提案的国家应表明的立场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争。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看它是在继续战争、扩大战争，还是在想结束战争。各国代表如果真想和平调处朝鲜战争，就应该像苏联代表那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而不是其他。（前引书，第105页）

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提出先停战后谈判的主张。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反对，重申“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事后看来，当时拒绝这一个停战的机会未免失策。后来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得到的条件，并不比这个时候可能得到的更优越。而这以后的两年半作战中所牺牲的大量人员和大量资财，是多余付出的代价。

当时为了配合外交斗争，在战场上也作了很大的努力。《聂荣臻回忆录》里面说：

第二次战役之后，为了配合我国代表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斗争，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军接着就发起第三次战役。当时彭德怀同志从前线报告，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又据敌情报告，在第一线兵力上，我军不占绝对优势（只比敌人约多两到五个师），因此，我也建议，战役推迟两个月打为好。但毛泽东同志为配合政治斗争，仍决心要打。于是，1950年12月31日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九天连续作战，将敌人赶到三七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一万九千多人。（前引书，第740—741页）

志愿军作战的情况，《彭德怀自述》说：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页）

前线的这些困难，毛泽东也知道。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作战计划问题》（1951年1月28日）里，毛泽东在提出“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的时候，也承认“我军尚未得到人员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第三卷，第218页）

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1951年3月1日）里，毛泽东报告了朝鲜战场的情况：

目前敌人的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占住阵地以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进攻。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军舰艇对朝鲜沿海地区实施积极的攻击，敌军航空兵不断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我运往前线的物资补充，部队仅得到其中的60%—70%，而其余30%—40%则因敌机袭击而被炸毁。

……

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目前正在朝鲜作战的10个军（计30个师）为第一番志愿部队。现正由中国国内调去的6个军和目前位于朝鲜的3个军（将于最近得到补充，其中2个军正在元山、咸兴地区进行休整），共计9个军（27个师），将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第二番志愿部队约于今年4月上旬全部进抵三八线地区，用以替换现阶段在汉江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的6个军。

此外，我们还拟使用将从中国调去的6个军及从志愿军编成中抽调4个军，共计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拟于6月左右用于前线。

……

中国志愿军在前4次战役中的战斗和非战斗损失（阵亡、负伤和其他原因丧失战斗力）为10万多人。为了弥补这一损失，需要用12万老兵和新兵。预计在今明两年还会损失30万人。因此，还需要有30万人用于补充，才能保障实行战争中轮番使用兵力的战术。

……

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敌人则将定期获得补充（例如，到6月底将又有6—7万美军开抵朝鲜）。我们预计，在4、5月份，我们将可以使10个航空团参战，但至今我们在朝鲜领土上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土地尚未解冻，因此我们尚未对机场进行大修。此外，一个最为严重的因素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航空兵掩护，我们在今后也无法进行修理工程。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苏联航空兵最好是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位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

……

至于汽车问题，我们要求于今年下半年内通过商贸这一渠道向我们再提供6000辆汽车。（第三卷，第251—252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联空军入朝问题》（1951年3月3日）回答说：

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一五一和第三二四共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1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2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4座的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6000辆卡车。（第三卷，第253页）

不久，《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增派苏联歼击机师去中国》（1951年3月15日）更说：

在朝鲜，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在最近将面临几个大的战役。显然，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你们将需要大量的飞机。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即2个中国歼击机师配置在安东地区，以掩护这一地区。但是，现在我们看出，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1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用于那里的战役。（第三卷，第256页）

志愿军作战条件是这样艰苦，可是在金日成看来还是作战不力。《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进攻迟缓不满》（1950年12月13日）里面说：

我感到，金日成对中国人的作战推进速度并不很满意。

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

——中国军队自1950年12月5日至1950年12月12日期间一直按兵不动，即休息了7天；

1950年12月13日，金日成对我说，中国人在打到三八线之前一直进行局部性作战行动，而在打到三八线以后预计又要停一段时间。如果敌人不越过三八线，估计他们的这种战斗间歇仍会发生。

——在三八线以南的人民军游击队发展太慢，因为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援。

按金日成的话说，中国军队战斗进展迟缓，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北京的有关指令。（第三卷，第166页）

不但金日成这样看，在《戈尔拉乔夫报告：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情况》（1950年12月15日）里面也说：“在这一持续13昼夜的战役中，中国部队行动不坚决，在敌可能从外部进行打击的方面，兵力部署薄弱。在战役之初，第二十六军未被用来向咸兴突击，以控制此地并前出到在东海岸活动的敌军后方。故敌虽遭到重创，还是于12月10日冲破包围，退到咸兴。”（第三卷，第170页）这戈尔拉乔夫只是苏军的一名上校，也在向上级的报告里这样贬低志愿军的作战。

《拉祖瓦耶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的作战计划不满》（1950年12月30日）里面说：

1950年12月29日，朴宪永在与顾问马尔琴科的私人交谈中说，金日成现在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迟缓不满。金日成如今对中国人的作战活动似乎已另有看法，这与他刚从北京回来时不一样。关于这一点，朴宪永也曾对我说过。那天，当研究中国人目前的作战计划时，金日成对其即将实施的计划表示了不满，原因在于：

1.中国军队的作战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2.在实施了有限的作战行动之后，又再度打算停顿至3月份，即春季来临前夕。关于这一问题的类似情报我们已向（苏联）军事部长作了汇报。（第三卷，第177页）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同金日成讨论作战计划的情况》（1950年12月31日）里面，提出了一个“我对中朝军队之间关系恶化的情况不了解”的问题。朝鲜方面在志愿军的代表回答说，“朝中军队之间以及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彭德怀和高岗都发布了相当命令。因此，即使存在个别问题也不能说（朝中军队间）整体关系不好”。看来是为了答复认为中国军队作战不力的不满，朴一禹说：“中国军队人员损失很大，需要补充兵员和休整。”（第三卷，第183页）

这些档案反映出中国朝鲜的合作之中还是有分歧的。

档案中也反映出了苏联事实上参加了朝鲜战争的情况。《苏军总参谋部二局报告：前往中国和朝鲜执行任务的人员情况》（1950年12月2日）统计了前往中国和北朝鲜各类军事人员的人数，其中担任顾问的将军2人，军官142人；担任翻译的军官1人，士官12人；担任服务人员的军官9人，临时雇用人员1人；前往执行个别任务的军官10人。（第三卷，第144页）

战争发动之初，中国空军还在培训之中，那时的空战都是苏联空军打的。《马兰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24日）：

美国空军歼击机在安州和安东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

12月22日在宣川和阳册关（Риосяккан，新义州东南25公里处）地区的两次空战中，第五十歼击机航空师的飞行员们击落了美军五架F-86歼击机。

我们的损失：

被击落1架米格-15，飞行员跳伞生还；在执行作战任务过程中大尉巴尔谢吉扬未归。（第三卷，第175页）

《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报告：1950年11—12月的作战情况》（1951年1月9日）：

1950年11月以来，我空军反击敌空军的行动更加频繁，我歼击机军前锋已经推至北朝鲜。根据无线电站指挥引导所（安东）的报告，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分别从辽阳、鞍山和沈阳机场，对中朝边境地区特别是安东、新义州地区敌军发动袭击。

此时，敌人空军正针对北朝鲜后方的目标开展积极活动，特别是新义州的有关后备力量、交通线和跨鸭绿江大桥。

我歼击机作战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进攻性质。敌人在空战中损失严重。11月，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击落敌机31架，自己损失3架飞机。

第一七七歼击机团移师安东机场后，行动开始活跃起来，仅在12月22日和24日，该团飞行员就击落9架F-86飞机。

仅12月，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就在空战中击落37架敌机，自己仅损失4架飞机。

歼击机军主要的作战任务是掩护安东地区的渡口和电站、中国东北的其他设施。歼击机军胜利完成了上述任务，在整个作战时期，敌机未能接近这些目标。（第三卷，第192—193页）

这一篇报告在陈述了这些战绩之外，还说到了自己的困难：

歼击机军只是部分地完成了保护北朝鲜后方交通线和其他设施的任务。敌空军有计划地对铁路、机车和行进中的部队实施了猛烈攻击。

我歼击机未能有效保护北朝鲜设施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中国边境只有一个机场——安东，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从这里开展行动。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所在驻地距离中国边境太远。

为加强战斗力，从上述机场升空的歼击机未能按时抵达作战区域。

2.负责截击的我编队未能与敌机相遇。比如，1950年12月21日就起动了26架次，只有4架米格-15飞机与8架F-86交火。1950年12月18日、26日、28日，起动了74架次，却没有找到敌人。

总的说来，在12月，我歼击机将近40%的起飞都没有找到敌机。

3.缺少实用的雷达定位、空中侦察、预报天气的系统。实际上，歼击机军空军只能从安东雷达站得到天气预报，但是该站仅能预告安东周边不到130公里地区的天气。空军指挥员既不了解敌区、也对自己所在区域的多数地带的天气缺少了解。

也无法了解敌机低空飞行（在雷达站监视范围之外）直接接近安东的情况。（第三卷，第193—194页）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1951年4月12日）的内容是“派遣别洛夫军的2个歼击机航空师进驻朝鲜的平壤地区和1个航空师进驻中国的安东地区”所必须采取的最起码的六项措施。（第三卷，第271页）

《索科洛夫斯基的指令：第十探照灯团前往中国的行程安排》（1951年4月11日）规定：“在发送上述部队和物资前所有苏联标志和苏联生产的物资装备上的工厂标识均应清除干净。”（第三卷，第270页）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问题》（1952年4月14日）里面说：“在这一地区中国人共有5个空军师。他们作战非常小心谨慎，主要只与敌F-80和F-84等机型作战，而一般不参加针对敌F-86的战斗。朝鲜人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则根据本国政府的禁令，不参加作战活动。”（第四卷，第212页）

可见朝鲜战争早期的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

在朝鲜的空战历史中，还有过一次用米格-15飞机调换米格-9飞机的事情。《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2日），电报说：

东北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飞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你们仅需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10天的时间。（第三卷，第288页）

毛泽东即于5月25日复电表示同意，并且十分感谢。（第三卷，第290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6日），电报说：

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

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

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第三卷，第292页）

看了这一件电报才知道，大约是因为米格-9歼击机的性能比不过敌机，在空战中吃了一点亏，于是决定调换米格-15歼击机。至于说是无偿提供，斯大林却说是中国给苏联代买天然橡胶的回报。购买天然橡胶这事，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有关档案就不必介绍了。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军费开支是一个大问题，中国要负担多少钱？《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询问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4日）里面说：

三、您在您的电报中称，在1950年前10个半月期间，苏联政府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

不久前，王稼祥同志带回了2月和5月军事物资申请单，这两份申请单，他是从外贸部军事工程局得到的，其总价值为237548103.64卢布，其中2月申请单为114415274.67卢布，5月申请单为123132828.97卢布。

五、对您做出的关于根据军事贷款协定用军事贷款方式向我们提供铁路设备并将这种设备减价25%的决定，我深表感谢。

六、我们同意对1950年已提供的5000辆汽车及将于1951年提供的12 000辆汽车要按商品流通付款的意见。我希望，您对我的请求进行研究，并对提前提供其余12 000辆汽车以满足前线需要一事做出答复。

七、请告知我们，1950年10月19日发出的军用物资申请单中所列用于军事目的的汽车汽油和航空汽油，是否已将其列入军事贷款协定所规定的军用物资之中？军事贷款协定是否适用于上述汽油？（第三卷，第201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苏联提供的铁路设备有减价25%的优惠，其他物资并没有提到减价优惠；枪炮弹药等等是用军事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而汽车一项要按商品流通付款，也就是要付给现金。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9日）这一件档案以及它的附件《华西列夫斯基给扎哈罗夫和米古诺夫的电报》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所表示的愿望的答复。对于“能否将提供的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列入军事贷款项下”（第三卷，第207页）这个问题的答复是“石油产品的供货列在商品流通项下”（第三卷，第208页），拒绝了中国的请求。在所附给扎哈罗夫和米古诺夫的电报里，华西列夫斯基划分了一条结算的时间界线：

按现在的协议，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

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的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第三卷，第208页）

按照这种结算方法，“1950年运去的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项下的军用物资，总价值1.4亿卢布，列入商品流通项下的是1.25亿卢布”。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海军装备》（1951年3月27日）里面说：“朝鲜战斗行动仍在继续。所确定的今年的军事贷款已因朝鲜的军事行动完全用于购买必需的军用物资。而且，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已超过了军事贷款额。对于超过军事贷款的部分，我们将用外贸的方法弥补开支。”（第三卷，第262页）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1951年4月25日）里面，刘少奇告诉罗申：“7月份将召开中共中央全会”，“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财政问题。由于朝鲜战争，国家财政很困难。我们将被迫面临通货膨胀。现在已经感到了这一点。物价开始上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由于这些原因，全会应当制定实际措施，制止物价飞涨，找到在广泛的范围里制止通货膨胀的途径。”（第三卷，第275页）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1951年7月17日）里面说：

中国今年国家开支为39亿—41亿美元，陈云说，其中包括国防开支（63%）。国家收入为31亿美元。为了弥补赤字，政府打算额外发行4亿美元的人民币，动员人民手里资金4亿—5亿美元（通过征收飞机资金费、增加粮食税和其他税）。

即使开支不超过39亿美元，财政形势也将很严重，不能支撑；如果开支超过最高数字41亿美元，那么形势将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将被迫缩减对行政开支和经济建设的拨款，以避免进一步发行货币而保证前线之需。（第三卷，第363页）

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63%！其中不少是用在朝鲜战场上了。朝鲜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这么大。

在停战谈判期间，《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1951年7月20日）里面，毛泽东说：

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的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八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性。

……

……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第三卷，第374页）

为了避免财政上的大危机，毛泽东也不希望战争长时间拖下去了。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朝鲜战争前景及中国政治形势》（1951年7月24日）里面，记录了周恩来和罗申谈话的内容：

中国政府面临两大困难，这两大困难由于战争还在继续而加重了。第一个困难是财政非常紧张。战争开支现在已经消耗了60%以上的预算。同时经济也急需投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但是，周恩来补充说，如果朝鲜战争能结束，那么中国很快就会摆脱这种艰难状况，进行货币改革，增加对经济建设的拨款，提高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面临的另一大困难是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许多年来中国的革命是在农村发展的，老干部有在农村和军队工作的经验。但是，在500万党员、500万部队官兵和600万职员中，几乎没有掌握现代技术知识的专家。最近几年从大学来的青年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水平。旧国民党技术干部也不符合中国工业化的要求。假若没有朝鲜战争，没有对这场战争的大量拨款，中国政府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战争现在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它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第三卷，第378页）

周恩来指出了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家财政、国家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这也反映出了中国希望停战谈判成功的态度。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1951年11月14日）里面说：“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1950年预算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的32%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第四卷，第127页）

庞大的战争费用由谁承担？在1950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讨论财政问题的会议上，许涤新传达中央财委讨论结果，为了结合“国防建设目的”，财政上的方法有三，其中：“①加税，农民增加负担，每亩收三斤，扩大剪刀差，附加增至30%，丰收四分之一要拿出。②城市工商业税要增加。”（《陈修良工作笔记：1945—1951年》，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62页）这就是说，由中国每一个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出钱。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1952年9月3日）里面，斯大林介绍了一条苏联的经验：“我们的五年计划是公布的，我们把军事项目隐含到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中去。”（第四卷，第277页）这一件档案里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委托他汇报一下五年计划的总体设想并且弄清楚，在苏联需要订购多少普通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他们规定普通工业的订购额为77亿卢布，军事工业为45亿卢布。毛泽东请求弄清楚，这个比例对不对，军事部分是否太大了。

斯大林：这个数字太勉强了。我们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没有过这样高的军费。

周恩来说，45亿卢布的军事订货是由以下各项构成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飞机供货12亿卢布，等等。并强调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军费开支与工业开支相比并不是这么大，军费部分少一些。

斯大林：战时我们的军工生产约占40%—45%，但现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打仗。不过，需要保证空军和海军的供货。或许，毛泽东说的77亿对45亿卢布的比例是对的。

周恩来告知说，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44%（12亿卢布），1951年占52%（80亿卢布），1952年占27.9%（66亿卢布）。五年计划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兵工厂、航空、坦克制造、舰艇制造）占全部工业设备的12%—13%。（第四卷，第278页）

由此可见，这一场朝鲜战争对于中国的国家预算，对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多么大的影响了，只是斯大林说的“现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打仗”这话，让中国人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罢了。

在《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里面，彭德怀告诉斯大林：“自从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的开支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第四卷，第286页）

在《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与军事贷款等问题》（1952年9月19日）里面，莫洛托夫提出：“中国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

周恩来回答说，莫洛托夫同志理解得完全对，并再次肯定，中国60个师的装备结算应全额付款，而不是半价付款，因为这不是为中国制定的办法。（第四卷，第298页）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1952年12月17日）里面，毛泽东说：

为了给人民志愿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1953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项目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3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第四卷，第303—304页）

减轻了朝鲜的重担，却加重了中国的负担。

在《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1957年11月19日）里面说：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2亿卢布贷款。毛泽东指出，这批贷款一部分已经偿还，大部分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偿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还清苏联的债务。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三分之一用于经济建设，购买各种设备；三分之二用于朝鲜战争，购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中国将用自己的国内积累逐步偿还债务。（第七卷，第349页）

在前面引用过的《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这一件档案里，赫鲁晓夫在1960年还谈起越南战争时期的一件事：

当时正处在奠边府战斗进行的关键时刻。而越南人民军已是精疲力竭。于是胡志明同志便向中国领导人求助。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人民军的军队将退往中国边境，而你们来支援我们。胡志明同志的这一请求可把中国同志吓坏了。周恩来同志在与我进行的单独会谈中声明：“赫鲁晓夫同志，我以我们党的名义对您声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会参加战斗。如果胡志明同志退往中国边境，我们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不会为越南人战斗，因为我们的力量在朝鲜损失太大。”（第九卷，第160页）

像朝鲜那一场战争，中国同志是决不愿意再有第二场了。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1951年6月5日）里面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第三卷，第302页）他在这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的背景，可以参看《周恩来年谱》的记载：

1951年5月31日　在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的形势下，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3日，毛泽东同金日成在北京商谈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经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商议后，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25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朝鲜战争一周年的社论，支持马立克的建议。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且建议以开城为谈判地点。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举行。（前引书，第155—156页）

斯大林的这个电报，说明他并不急于结束朝鲜战争，也说明《人民日报》支持马立克建议的社论，不过是一种姿态。斯大林不急于结束朝鲜战争，是因为朝鲜战争符合他的全球战略的利益，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利益。在美国看来，美国主要的对手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而和苏联的对峙，首先是在欧洲而不是亚洲。如果为了在朝鲜战争中取胜而把大量兵力用在这里，从而让苏联有可能在欧洲从容运作，就是失策。所以他们真的希望尽早从这一场战争中脱身。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所说的：“要是真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的话，那么这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下卷，第560—561页）斯大林当然最愿意敌人犯这个错误，竭力把美国兵拖在朝鲜。这就是为什么谈判拖了两年多，停战协定要等到斯大林死后才能够签订。

而朝鲜人已经感到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迫切希望早日签订停战协定。《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1952年7月17日）的附件是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信中说：

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

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例如，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敌方就破坏了朝鲜的所有发电站，并且空军活动猖狂，使电站无法恢复。这就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并继续带来巨大损失。

敌机对平壤一个城市仅仅一昼夜（1952年7月11—12日夜）的狂轰滥炸，就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6000多人。（第四卷，第235页）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意见归结为“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第四卷，第236页）

这时候，中国人也很觉得艰难。《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1952年7月24日）里面说：“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实现您对弹药的申请，因为我们同时应该向你们提供10个师的武器。我们尽最大努力能拨给您申请的五分之一。这一部分您将于今年下半年收到。”（第四卷，第240页）弹药不足这个仗就很不容易打了。

对停战谈判，朝鲜方面是持什么态度呢？《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1951年9月10日）里，这一位苏联驻朝鲜大使提供了一些材料：

马立克同志的发言被朝鲜人认为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金日成在结束了7月份的北京之行后，极其沮丧地谈到了这一想法。

……

金日成及朝鲜的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谈判应该这样进行，即不能贬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信，不能破坏它的荣誉。中国人则倾向于向美国人做出让步只要能达成停战协定。

……

在答复了毛泽东之后，金日成的情绪非常不好，在同朴宪永交谈时他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我宁愿重新进行游击战争，而你们准备转入地下状态，反正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朝鲜。”

……

……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

朝鲜朋友已经表现出了尽可能快地实现停战的意愿。（第四卷，第42—45页）

后来，《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里面，金日成明确地对斯大林说，“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境十分困难，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第四卷，第283页）

在停战谈判中，曾经讨论过由中立国代表组成观察机构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问题》（1952年1月31日）里面说：

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

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且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第四卷，第170页）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苏联怎么能够说是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中立国呢？大多数的空战都是苏联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打的。而且更重要的，战争的整个过程直到现在的停战谈判，都是斯大林在遥控指挥，在这一部档案集里就收有大量证据，如《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1951年1月4日）（第三卷，第187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及行动计划》（1951年1月7日）（第三卷，第189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下一步计划》（1951年1月15日）（第三卷，第202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情况》（1951年1月26日）（第三卷，第216—217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作战计划问题》（1951年1月28日）（第三卷，第218—219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7日）（第三卷，第293页）。毛泽东把彭德怀从前线发给自己的报告以及他给彭德怀的电报都转呈斯大林，斯大林也及时批复：《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1951年1月8日）（第三卷，第190—191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第四次战役作战方针》（1951年1月30日）（第三卷，第219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1951年5月29日）对毛泽东27日来电提出了异议，认为“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第三卷，第294页），俨然就是这一场战争的最高统帅。

虽然停战谈判就要开始，可是每天的战斗仍旧在消耗大量武器资财，需要苏联供应武器装备。从《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1951年6月21日）里可以知道：中国要求苏联在1951年度供应60个步兵师的武器，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今年将只供应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给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毛泽东在电报里对斯大林说，“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第三卷，第320页）斯大林的回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1年6月24日）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第三卷，第323页）

斯大林说的是实际困难。《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1951年6月30日）里只能够表示同意：“在3年内完成60个师的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1952年12月27日）里面，斯大林说：

您所申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数额超过了我们1953年的供应能力。根据可能，我们1953年将向您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也就是说按20个师我们将提供炮弹约80万发，各式大炮1320门和其他军需品。（第四卷，第307页）

可见苏联军工生产的能力还难以满足朝鲜战场上的消耗。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1951年6月30日）里面，毛泽东说，“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第三卷，第331页）对于毛泽东请求的斯大林亲自领导停战谈判，斯大林当天复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30日）说：“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第三卷，第334页）话虽这样说，可是事实上斯大林的领导还非常具体。例如，在收到《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的中方建议》（1951年7月3日）后，斯大林立刻批复，《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建议的意见》（1951年7月3日）说：

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三点的第二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四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的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五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提到的其他的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第三卷，第342页）

接着，毛泽东把李克农（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人）从谈判现场发回的报告逐日转呈斯大林，让他随时了解谈判的情况，这些报告都收在第三卷里。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遣返战俘问题是个双方争论很久的题目。在《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里面，斯大林和周恩来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与朝鲜同志存在的分歧，美国人同意遣返83000名战俘，朝鲜准备同意这项建议。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耍花招，因为在83000人中只有6400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13600名中国志愿军，而美国不打算这么办，却准备遣返76000名朝鲜人。这清楚地证明，他们在耍阴谋，企图挑拨中朝关系。

斯大林问，有多少朝鲜战俘。

周恩来指出，有96600人。强调说，应当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中国政府坚持应遣返全部116000名战俘，其中20000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同意少遣返一些，仅就剩余战俘问题继续举行谈判，那么，可以不反对这样办。

斯大林肯定说，这是对的。

周恩来通知说，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第四卷，第248—249页）

这一段译文可能有误。既然说了“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怎么又说“停战对美国不利”呢？原文是不是“停战对美国有利”呢？不过，说朝鲜希望尽快停战的心情比中国更迫切，却是符合事实的。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告诉斯大林：“如果美国人做某些让步，尽管不大的让步，那么就可以答应他们。如果美国人不同意遣返全部战俘而提出遣返少量战俘，那么可以同意此项建议。”（第四卷，第250页）也可以看出中国希望早日停战的意思。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1953年3月19日）所附《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一开头就说：

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第四卷，第347页）

这个决议反映了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态度开始有所改变。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对于停战谈判中应取的态度作了很具体的指示，都是有助于谈判成功的。

金日成欢迎苏联态度的这种改变。《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1953年3月29日）里：

金日成进一步强调……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对整个民主阵营都不利。有关这一点，金指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并且，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十分明智。在现在的条件下，金说，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第四卷，第354页）

这样，停战谈判就有可能达成协定了。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曾经指控美军发动细菌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1日）里面说：

在1952年1月28日到2月17日20天时间内，敌人通过高射炮用飞机8次在朝鲜阵地伊川—平壤—朔宁三角区中央地段以及阵线东部的部分地段，向我军阵地投放了三种昆虫：黑苍蝇、跳蚤和虱子。

现在，在上述地区的田野、公路、树林草地和小河岸都可以发现这三种昆虫，而且一些地区的密度较大，每平方米达到10-15个昆虫。

对从前线得到的这些昆虫进行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昆虫是霍乱和鼠疫……（第四卷，第178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1952年2月23日）里面说：

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必须做出回应，以便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采取重大的反击措施。

我们同意您提出的如下计划：从朝鲜和中国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也从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方面采取措施。

苏联方面将会对采取的这些措施予以积极的支持。（第四卷，第184页）

这里的“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应译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遵照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当年还真的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找到几个愿意合作的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来中国和朝鲜调查，试图证明确有其事。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日）里面说：

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达到北京之后，苏联代表茹科夫已了解了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和一些材料，他建议邀请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彼得里切夫、寄生虫学家捷普洛夫、病毒病专家列夫科维奇以及一名昆虫学家乘专机到北京，以便帮助我们准备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第四卷，第227—228页）

这里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也应译为“世界和平理事会”。

可是，《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1953年5月11日）里面说：

1953年5月11日24时，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得知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在减少揭露美国在中国和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动之后，毛泽东说，这一行动是在得到在朝鲜和东北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后开始的。现在要确认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会再一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发现确实有弄虚作假之处，那么就不应该相信这些来自下层的报道了。（第四卷，第362页）

可见最后毛泽东本人也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朝鲜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历时3年1个月（就中国参战说是2年9个月）的朝鲜战争停战了。

这一场战争里有多少人伤亡？在美国方面，据《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1954年4月15日）这一件档案里杜勒斯提供的数字，“美国人在朝鲜的损失数据——15万人伤亡”。（第五卷，第63页）而据前面引过的《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里面说：“志愿军在参战的第一年伤亡超过30万人。”（第十一卷，第210页）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第一年的伤亡人数比美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伤亡的人数要多一倍。当然，第一年打了五次战役，打的是运动战，伤亡人数要多些，后来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打阵地战，伤亡虽说会少一些，总还是会有一些伤亡吧。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这一件档案说了一些战后的事情：

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低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抗美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的作用。在这样一件事中看得更为清楚，在平壤的对抗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中国志愿军战士1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为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第五卷，第316页）

不仅如此，凡是同中国人关系深一点的朝鲜干部都受到了整肃。这一件档案说：

朝鲜的著名活动家之一朴一禹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52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内务相的职务，尔后改任通讯相。朝鲜军事科学院院长方虎山也被解除了职务，他也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第五卷，第316页）

而且，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恶化，《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里说：“朴一禹同志（前政治局委员）被逮捕，其家属也被从平壤强制迁移。”（第七卷，第17页）

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朴一禹的简历。他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朝鲜平安道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延安担任过朝鲜义勇军政治委员、朝鲜独立同盟干部。1938年7月至10月任河北蓟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0年3月至12月任河北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5年任朝鲜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同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并在会上作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政策及朝鲜人民反抗斗争情况的发言。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朝鲜。（据《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1956年10月26日）里面，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曹克强说：“方虎山和朴一禹一样，都是从中国返回的朝鲜同志，他对中国东北的革命活动有很大贡献，后来他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并领导了一支部队。现在他只是一个矿厂的普通工人。”（第七卷，第71页）

这一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里面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还有很多，就是从其中摘录的这一部分来看，也增加了我们不少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