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重要性及影响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中共中央积极贯彻执行“第三时期”的极左方针。高潮就是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政治局决议（李立三起草），还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说出了各路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这样的豪语。尤其荒谬绝伦的是，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求苏联出动红军支援中国革命。《丛书》第九卷第279号文件《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30年8月13日于索契）中说：

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第300页）

可见斯大林是多么恼怒了。这里插说一句：这并不是中国一国的事。各国共产党无不贯彻“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也无不遭到了失败。或者说，无不犯了错误。所谓“立三路线”其实就是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中国版，不过要由李立三个人来承担责任罢了。

第207号文件《米夫给瞿秋白的信》（1930年2月9日于莫斯科），内容是批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文件。（第55页）这大约是反“立三路线”的第一个信息。瞿秋白和周恩来就受命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8月19日周恩来到达上海，26日，瞿秋白也到了。这次全会就在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秘密举行。

第300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1930年9月16日于上海），内容是对这一次全会的开法作具体指示：

李立三同志不能做报告人。他应该在报告人之后第一个发言。他发言的时间不应受到限制（但是不能超过一个报告人的时间）。李立三同志在发言中应该向全会和共产国际证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准备改正这些错误。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是谈把李立三送到莫斯科去的事：

李立三同志动身的最后期限定在10月15日。虽然远东局没有正式决定，从10月1日起解脱李[立三]同志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你们提出这个建议。李立三同志应该有15天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准备护照，进行个人化妆，安排个人和家里的事情。（第350页）

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共产国际并不满意。第312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于上海），谈的就是要纠正六届三中全会错误的事：

纠正错误，自然不无内部斗争和阻力。在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按：即周恩来和瞿秋白）回来后，李立三立即企图通过外交手腕来阻止对错误的纠正。主要是在向忠发的支持下，他企图把一切都说成是误会，指责我们粗暴地歪曲事实并作出不怀好意的结论。

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回来后行动很谨慎。毫无疑问他们想纠正错误，认真地着手执行莫斯科通过的决议，但是他们又不想给李立三和向忠发带来痛苦，他们想尽可能避免任何斗争。

当然，我们不能去干这种事。我们十分坦诚地同政治局谈过并且特别详细地同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谈过。（第393页）

从这一段描写里大约可以看到后来被指责为“调和主义”的来源。

第314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0日于上海）是说周恩来和瞿秋白回来以后的成绩：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回来后，政治局本身的工作有改进。两个月来召开了中央全会、军事会议、工会会议、正在召开共青团中央全会。前三个全体会议开得很好。这说明，虽然李立三同志的政策引起了混乱，但是党内的保密工作和纪律并没有削弱。（第405页）

第329号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1月18日于上海），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共产国际的一封批评三中全会的来信。瞿秋白的发言，表明他对这一封信是有一些意见的。他说：“这封信中最重要的就是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并且没有说中央的整个路线是错误的。”“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和8月15日的宣言没有偏离正确的路线，然而，‘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解释与中央和党的正确路线不一致。我们只是在三中全会前和会议期间没有明确而深刻地予以揭露，但也没有表现出调和主义倾向。”“来信的某些部分与事实不符，必须予以纠正。”周恩来的态度有一些不同，他说：“共产国际来信所包含的批评，十分深刻地指出了过去在路线上的摇摆不定。我们虽然也说过，李立三的这种理论会发展成为特殊的路线，但是我们没有这样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这一点。”（第455—456页）讨论中出现了分歧。瞿秋白虽然并不认为自己在三中全会上有什么错误，可是共产国际认为他错了，还是不依不饶，一定要追究下去。

第338号文件《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2月1日于上海）中说：

李立三同志企图把自己的讲话说成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或者是由于中文翻译不好造成的误会。所有中国同志都感到同李立三作斗争很困难，所以有不使问题尖锐化的倾向。远东局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要求整个政治局，首先是莫斯克文和斯特朗（按：即瞿秋白）同志明确地谴责这种路线。为便于同李立三路线作斗争，远东局认为有必要让共产国际执委会把李[立三]同志调走。当莫斯克文和斯特朗同志在政治局未能谴责李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路线的时候，我们要求召开政治局与远东局的联席会议。在这次联席会议上，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同志和我——向政治局和李[立三]同志说明，问题不是局部的偶然性错误，不是不恰当的表述，而实际上是这里有两条相对立的路线：远东局执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和中国政治局部分人支持的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当然，说服中国同志相信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第495—496页）

第339号文件《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2月2日于上海）中说：

由于党内及其领导层中存在着对李立三主义的调和主义态度，所以这项任务变得复杂化了。在这方面很说明问题的是以下事实，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莫斯克文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第503页）

第340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04号记录》（1930年12月3日于莫斯科）中说：

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起草关于中共三中全会的信，信中不要只批评政治局，还要对一些个别同志的发言，包括对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进行批评。（第511页）

第343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2月10日于上海）中点名批评了瞿秋白，提出：“和三中全会决议一起发表的斯特拉霍夫同志在三中全会后写的那篇文章，只字不提李立三同志的错误，更不提他的冒险主义路线。”（第537页）

这里说的那篇文章，是指发表在1930年10月30日《实话》第1号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现在收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71—75页）。

《丛书》第十二卷所收《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1930年12月8日），这个文件说：

必须特别指出秋白同志的在三中全会的作用。关于国际的方针秋白同志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些，秋白同志在动身到中国去之前（已经在反对立三主义的时间里面了），曾经声明完全同意国际的路线而责备中央的一部分尤其是立三的错误。

可是秋白同志到了中国之后，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领导者，不但不去执行国际的指示，反而对于立三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政治决议案是他起草的，上面已经引过）。这是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的手段，因为他已经对于国际指示是表示同意的。他在三中全会的演说，不去揭发立三同志敌视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只批评立三有个别的错误，就是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和国际路线对立的。

很明显的秋白同志的出发点，不是国际原则上路线的利益，而是小团体的利益。秋白同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六次大会的时候，他不但为着右派的错误（1925—1927年）而且为着和罗明纳兹共同在1928年所采取的托洛茨基盲动路线而受过批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页）

罗明纳兹是1927年来中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是他的翻译和主要助手。因为这缘故，瞿秋白就在陈独秀之后的一个短时间里成了党的领导人。

《丛书》第九卷第348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草稿》（不早于1930年12月18日）明确提出了要召开四中全会。文件全文如下：

我们认为，即将召开的全会的任务是：

（1）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线；

（2）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www.xing528.com)

（3）团结全党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

必须对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其中包括斯特拉霍夫的错误，进行最广泛的和最全面的说明，在党的组织中不搞可能会削弱党组织的辩论。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的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果为了使四中全会能够顺利召开，避免政治局部分成员再次粉饰分歧，需要把全会推迟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将不反对。（第543—544页）

这也就决定了瞿秋白的政治命运。

第351号文件《库丘莫夫关于瞿秋白和周恩来错误的记录》（不晚于1930年12月22日于莫斯科），内容是讲瞿秋白和周恩来在三中全会上的错误。文件说：

瞿秋白和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上对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至少是不忠实于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手腕）的立场，因为他们都了解共产国际的决议，而且在莫斯科时，声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

下面，文件在摘录了瞿秋白在三中全会发言中的一些字句，并且从其中历数他在对目前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的分析上、在发展土地革命问题上、在工人运动问题上的许多错误之后，总结说：

所有上述引文明显说明了瞿秋白同志对三中全会对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立场应负的责任，以及对未揭示在组织方面所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法应负的责任。这些文件也说明了瞿秋白同志不忠实于共产国际指示（对共产国际指示耍两面派手法）问题上的个人责任，而瞿秋白同志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共产国际指示的。（第550—554页）

第356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电报稿的解释信》（不晚于1931年1月2日于莫斯科），文件在回顾了1930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一次讨论（见本文前面摘引了的第329号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之后，提出：“政治局内初步形成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的支持者们指出，李立三和中央的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相对立的（这种意见以莫斯克文为代表），另一条路线是斯特拉霍夫的路线，他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与中央的路线是一致的”，“在三中全会上，斯特拉霍夫同志不承认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存在分歧。相反，他始终强调指出，李立三同志只是犯了一些局部性的策略和组织方面的错误”。这个文件还批评了瞿秋白没有重用那些“毕业于青年共产国际学校和国际列宁学校的同志，以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前的学生”，指的就是王明他们这一批莫斯科留学生，说“斯特拉霍夫不是吸收他们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正确指示的周围”。（第577—582页）这几句话可以看做王明他们即将在四中全会上登台的预告。

第359号文件《瞿秋白给米夫的信》（1931年1月4日于上海），表示承担个人的责任。信中说：

对调和主义的做法，远东局没有责任，我们要负责。特别是斯特朗（按：即瞿秋白）要负责，因为当时我们不止一次地反对把反共产国际斗争“加到”李立三同志和当时的政治局头上，而远东局坚持要揭露这个事实。

……

所说的这些只是为了确认事实的存在，没有任何减轻我们的责任，特别是我的责任的意思。一句话，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机构及其意见，确曾有过不能允许的不忠实态度，我当时对待李立三路线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态度，更加说明了这一点。（第589—590页）

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举行。从《丛书》第十卷第372号文件《埃勒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年2月20日于莫斯科）里可以知道这次全会的一些情况：“共产国际代表的决议案在4票反对的情况下被否决，这时他们（按：指何孟雄等反对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就离开了会场。一天后该派别的核心人物何孟雄和另外26名同志被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左联五烈士”就在这26名被捕者之中。读者从鲁迅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早就知道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参加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而出事的。埃勒斯的报告当然要说到瞿秋白：“斯特拉霍夫在这次全会上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无条件地承认，对立三路线实行了怯懦的调和主义政策。”对他的组织处理，报告说：这次全会对“中央和政治局进行了改组。李立三被逐出政治局。斯特拉霍夫也被政治局除名，因为全会认为，斯特拉霍夫应对在他领导下党这些掩盖立三路线错误的政策和同共产国际玩弄腐朽的外交手腕的政策负责”。（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11页）

四中全会开过之后不久，瞿秋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新的中共中央写了两篇《声明书》，收在《丛书》第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485页、第486—487页）。据文末注明的出处，都是“录自《党的建设》第3期”；这两篇又都收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128—133页、第134—135页），却是根据中央档案原文刊印的。两个版本有所不同。《丛书》里的《秋白同志声明书（二）》在《瞿秋白文集》里的标题就是《声明书》，内容完全一样；而《丛书》里的《秋白同志声明书（一）》这一篇，在《瞿秋白文集》里的标题却是《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而且全文的最后五段一千多字不见于《丛书》里的《秋白同志声明书（一）》，连同结尾的签名和签署的写信日期“1931年1月17日”也不见了。这大约是当初《党的建设》发表的时候删去的。

瞿秋白的这两篇声明书，写的都是谴责自己的话。例如《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中说：

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有系统的。因为我对于革命的好些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的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矛盾和战争的观察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富农问题，中国改良主义的作用和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武装暴动和征取群众的问题——从六次大会之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过好些和立三同志大同小异的观点。

……

立三路线的破产，我的错误的揭发——一切离开共产国际路线，以至反对共产国际分子的“屈服”，是共产国际和党的胜利。这是四中全会成功的主要意义。

他在1月28日写的《声明书》中说：“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的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斗争。……中央政治局1月27日的决议，要我写声明书——我在病重中不能多写，所以只写这一些（以前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和国际执委）。”

瞿秋白承认了错误，受过了处分之后，共产国际也考虑了他的工作安排问题。《丛书》第10卷第375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中说：

关于斯特拉霍夫。四中全会后我就同他谈过话。谈了他后来写的声明（现寄给你们）。我提出让他搞政治工作的问题。他摇摆着手脚表示拒绝。他更乐意从事翻译，讲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现在他病了，将完全脱离工作两个月。我认为，以后可以利用他做些非独立的，但却是政治性的工作。（第137页）

大家都知道的是，这以后他是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活动，并且成为鲁迅的知己。了解他当时情况的冯雪峰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的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瞿秋白自己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说：“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711页）

说到告假医病的事，《丛书》第十卷第400号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38号记录》（1931年5月7日于莫斯科），这个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签署的特别文件，第2条就是“允许中共中央送斯特拉霍夫同志去莫斯科治病”。（第257页）假如这时他去莫斯科了，就不会有后来被俘殉难的事情了。悲夫！

瞿秋白脱离了政治舞台，在以后的共产国际档案中不再看到有关他的材料。沈志华主编的十二卷本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所收最早的文件是1945年的，这已经是瞿秋白死去十年之后，共产国际解散两年之后了。可是我意外地在第1卷发现这样一件材料：第16471号文件《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

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国际，拥护对李立三处理的决定。反对李立三的有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1928年后周恩来和斯特拉霍夫到过莫斯科，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始筹备党的工作。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会上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意这个决议，要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11页）

他这里说的，就是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我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从共产国际档案看瞿秋白”，写完之后，回头一看，觉得似乎也可以颠倒过来，说“从瞿秋白看共产国际”，也许还多了一点新意。

2015年3月5日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