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动身赴苏俄采访，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5月，张太雷也来莫斯科了，介绍瞿参加了共产党。9月，瞿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和助教。1922年冬天，陈独秀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给他当翻译。这是他最初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只是在已经发表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看到关于这件事的材料。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这一部一共有二十一卷的大丛书里，收集有关他的材料不少，都是这以后的。
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最早的一件事见于《丛书》第五卷的《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这是汪精卫1926年1月6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说到国民党设立政治委员会的事情。他说：“总理（按：指孙中山）提出应设立政治委员会，辅助总理计划政治的方针。就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做委员，总理自己做主席，共是七人。谭平山同志不肯就职，由瞿秋白补。……又因瞿秋白在上海，故仍请谭平山同志出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共八人原文错为七人。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瞿秋白在孙中山那里也是很有声望和地位的。
《丛书》第三卷第85号文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8月1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方面出席的有维经斯基和拉菲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是张国焘和瞿秋白，后来陈独秀和张太雷也到会了。记录稿中发言人写的“文学家”就是瞿秋白，他在会上多次发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7页）接着第86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8月20日于广州），实际上是前一天会议的继续。因为这时已经是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了，瞿秋白在发言中谈到和国民党的要人张静江的会见，也谈到了“如何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第408—414页）。接着第87号文件的题目还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8月26日于广州），会上瞿秋白报告了由会议选出的委员会的决定。讨论中的一些具体意见这里就不摘引了（第415—420页）。第98号文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16日于上海），内容是听取并讨论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两个报告，瞿秋白出席了（第497—502页）。第102号文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9号记录》（1926年9月18、19、21日于上海），其中所作出的决定有这样一条：
立即着手起草提纲，总纲最好委托老头子（按：指陈独秀），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提纲委托文学家（按：指瞿秋白）。（第517页）
第104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于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王若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出席的是维经斯基和拉菲斯。瞿秋白在会上多次发言（第524—528页）。
在《丛书》第四卷，第184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4月4日于汉口），文件的第一条就是：
1.联席会议的召开
在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迁至汉口前应由共产国际代表团召集。(www.xing528.com)
联席会议的工作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领导。（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这里透露出了怎样的信息呢？据郑超麟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说，这时候：
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所以，在武汉时代，陈独秀虽仍为总书记，他执行的是瞿张谭三巨头的决定。五次大会前如此，五次大会后更是如此。（《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第189号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0日于汉口），瞿秋白是这一次会议的主席（第181页）。
第193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记录》（1927年4月20日于汉口），主席为陈独秀，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第205页）。
《丛书》第七卷第35号文件《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早于1927年12月5日于上海）。其中报告了上个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常称为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后的党内状况，谈到了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可能还有苏兆征等人的分歧。他说：“我认为，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周恩来，他在这个问题上鼓动大家，瞿秋白充当缓冲器，而苏则反对所有机会主义者。”（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第62号文件《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2月15日于莫斯科）。其中说：“彭述之和蔡和森之间有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起攻击中共中央，因为他们都仇视作为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罗亦农同志（布哈罗夫）对瞿秋白同志的态度也是这样。”（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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