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反战会议：关于远东反战会议的谈话

1933年9月30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了远东反战会议，这和鲁迅颇有一点关系。关于这次会议从筹备到举行的经过，以及鲁迅和这次会议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冯雪峰，他是当年奉命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了解情况。1972年12月25日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中谈了十二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反战会议”。他回忆说：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是国际的统战组织。1932年，决定于1933年在上海开远东反战会议，主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际派来了三个代表，于1933年8月中旬到上海，一个是马莱爵士，英国工党中人；一个是伐扬·古久烈（按：即瓦扬·古久里），法国著名作家，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笔；一个是比利时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名字我忘记了。还有一个也是国际的代表，是中国的宋庆龄。这样的会议当然应该公开开的，也争取公开开。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除对反战会议进行种种毁谤外，并进行种种阻碍，不许在华界开，也不许在租界开，于是决定秘密举行。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责成江苏省委负责组织这次秘密会议，省委又决定由我负主要的责任（我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主要的工作除产生上海的群众代表外，是安排国际代表和上海群众见面，以及布置秘密会场等。马莱等国际代表在会议前曾在恒丰纱厂女工三百多人大会和瑞熔铁厂工人五百人大会上演讲。又曾在沪东草棚贫民两千多人的大会演讲。复旦大学和上海美专的部分学生也曾开会请国际代表讲话。因国民党、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在会议前国际代表的活动就只有这一些。秘密会议是开得成功的，在沪东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由周文夫妇打扮成一对要进这房子去结婚的未婚夫妇，作为嫁妆搬进了一些箱子，其中是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吃的面包，但没有任何家具，水电也都没有安装。上海和各地区来的代表共五六十人，是在头一天晚上陆续几个几个地送进去的。他们就挤睡在二楼和三楼的地板上。喝的开水是可以从老虎灶大量买的，当时困难的是因为未接上自来水，大小便成问题，抽水马桶冲不下去，装满后只能在浴缸里大小便了。三个外国代表和宋庆龄是第二天早晨送进去的。会议进行了一天，代表们坐在地板上，做报告和说话当然都不能大声，外面周围有一小队秘密纠察队骑了自行车转来转去，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对于会议的保卫（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有危险的征象时迅速给以通知，使代表们能及时离开房子）。主席团由四个国际代表及东北几省代表、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和平绥铁路工人代表组成。当天主持会议的主席是宋庆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鲁迅都被推为名誉主席团的成员。名誉主席团的成员还有片山潜（日本），罗曼·罗兰、纪德、巴比塞（法国），德莱塞（美国），高尔基、伏罗希洛夫（苏联），台尔曼（德国）等。宋庆龄致开幕词并做了中国反帝情况的报告；马莱做了国际反帝反战情况的报告；苏区代表做了苏区人民的反帝斗争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以及抗议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抗议书和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抗议书等。会议一天开完，在当天傍晚全体代表都陆续安全地离开了会场。日子是9月30日。

外国代表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半月，这中间马莱曾去日本（好像因日本政府不许他上岸，当即折回上海的）。为了迷惑敌人，曾散布会议不举行了的谣言。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三个外国代表都离开了他们住的旅馆（华懋饭店），在开会的前后几天，帝国主义的侦探（巡捕房的包打听）在到处侦察，想寻觅到会场。他们在开会后的第四天才找到那一幢房子，一见里面空无一物，还怀疑可能发生过凶杀之类的事情，后见两个浴缸里撒满了大小便，那几天上海群众又已在马路上散发会议胜利的传单，他们经过分析才知道反战会议的会场就在这里了。

鲁迅先生没有出席会议。不是他不愿意出席，而是为了安全不让他出席的。同时我们也觉得既然在秘密方式之下开会，也没有要他出席的必要。但他十分关心和支持这会议，并曾捐款以补筹备经费之不足。他也没有出席公开欢迎外国代表的聚会，但会见了伐扬·古久烈，地点是在北四川路天潼路伊赛克的寓处。（《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505页）

冯雪峰的回忆，一开始就说到了“国际”，这就是共产国际。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已经证明：这一次在上海召开反帝代表大会，完全是由共产国际决定和具体组织的。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4卷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有好几件关于这一件事的档案材料。最早一件提到这一件事的材料是1932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153（Б）号记录》，其中就有“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第13卷，第227页）的话。接着，11月15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82（Б）号记录》的内容是：

听取贝拉·库恩关于给远东反战大会指示的建议。

决定：11.——中国、日本、朝鲜和满洲的代表应该参加上海的大会。

至于印度和菲律宾的代表，应该邀请他们参加，但只能在可以保证有权威代表权的情况下。

同意冈野进同志（原注：即野坂参三）关于成立内部委员会来领导大会筹备工作的意见。（第13卷，第229—230页）

这次会议批准的贝拉·库恩提出的《对远东反战大会的指示》内容详尽具体，它规定：

1.远东反战委员会的行动将以在上海（必要时在澳门或马尼拉）召开国际会议的形式进行，大约在1933年3月中旬举行。会议将由一个派往满洲的欧洲著名作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筹备。

2.召开会议的动议将由国际[反战]委员会[巴黎]以发号召书的方式提出。该号召书将在执行局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斯特拉斯堡，1932年12月）。这个动议将得到宋庆龄领导下的上海筹备委员会的支持……为了加强该委员会将派去……

3.斯特拉斯堡执行局会议的号召书应包含以下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反对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国联和与国联勾结。反对旨在镇压群众的经济斗争、反帝防御斗争及其社会意向的白色恐怖。支持反帝革命斗争。

4.会议的主题是中日冲突，远东国家中参加的将有：中国与“满洲”、日本和朝鲜。

（方案：讨论整个太平洋战争问题，吸收所有有关国家参加，包括印度在内）。

5.派往满洲的委员会将由欧美著名作家组成。人选是：德莱塞、辛克莱、巴比塞、纪德、舍伊纳赫将军、比尔西乌斯上尉等人……

其中一位同志以秘书的身份担任委员会内的组织工作。

委员会大约于1933年2月前往满洲，其路线有待拟订。

6.如同阿姆斯特丹会议一样，参加会议的应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在群众大会上和部队中选出的代表等。务必保证直接从日本来的代表参加会议，即使他们只能在半合法的基础上前来，并在会上讲话。

7.必须注意使会议按其性质成为非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活动。参加的依据应是国际委员会的号召。不容许机械地从组织上排斥不受欢迎的人（陈独秀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可能还有印度国大党代表和罗易的支持者）。在这类代表可能到达的地方，要以来自这些国家的精明强干的代表的行动来抵消他们的活动。在会议上必须跟他们的论点进行公开的思想斗争。

8.需要对其加以组织和同其举行会议的人物和团体如下：

欧洲（除前往满洲的代表外）：各大国[反战]委员会代表，在华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等）。

苏联：远东的著名作家（特列季亚科夫、皮列尼亚科夫……）

中国：单个人士（见单独名单）。

所有反帝组织的代表。(www.xing528.com)

大企业的代表。

在中共各重要地区举行的群众大会的代表。

苏区的代表。

满洲各重要地区的代表。

游击队的代表。

[在中国开展筹备和选举代表活动期间，必须首先争取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具有强有力的代表资格。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必须阐明邀请信上没有提到或者简单阐述的要点和要求（赞成进行革命解放战争、反对国民党卖国行径等等）。中共面临的任务是利用这次活动开展广泛的合法或半合法的群众工作。]

……

9.经费开支：会议和远东代表们的经费开支应靠募集当地的资金来解决。只对满洲委员会和欧洲其他必要的代表团给予资助。（第13卷，第229—232页）

以上，可以说是这个指示的全文（只有第8点后面的省略号原是关于日本和朝鲜出席人员的两小段，没有录下来）。后来这个会议的筹备和进行，就完全是遵照了这个指示。例如冯雪峰说的，鲁迅曾捐款以补筹备经费之不足，也是照这个指示提出的“经费开支应靠募集当地的资金来解决”这一条做的。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1933年2月7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说：“我们已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反帝代表大会。在北平也将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将尽量尝试半合法地举行这次会议。”报告还提出由缪岑贝格、巴比塞、宋庆龄等人筹备上海的反帝代表大会。（第13卷，第308页）

冯雪峰说的国际派来的三个代表，一个是英国的马莱爵士，一个是法国的伐扬·古久烈，都说得对。至于第三个“是比利时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却是记错了。这人是英国反战委员会委员杰拉德·加米尔顿。

从档案中还知道：埃韦特还把反战会议这个活动交给伊罗生（按：即伊赛克·艾萨克斯）分管的。1934年7月3日也是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赖安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批评埃韦特，说他不应该倚重这时已经被指为托派的艾萨克斯，说：

在最近一年间，你们的代表（原注：埃韦特）始终对于这个托洛茨基分子艾萨克斯和对《中国论坛》杂志实行机会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不顾很明显的事实，即艾萨克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极力利用刊物及其读者群从组织上加强中国的托派运动，你们的代表未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允许，未经我们（注：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允许，自冒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把整个公开的群众工作和原中国民权同盟、鲁格保卫委员会、反战会议等的技术事务管理机关都集中在艾萨克斯手中。当上海中央局、我们的朋友和我开始坚决反对艾萨克斯和反对刊物的方针时，你们的代表站出来保护艾萨克斯，借口是“艾萨克斯是个诚实人，他从不背叛革命”等等。你们的代表坚持要同他保持“友好的”工作关系，甚至指示我同艾萨克斯会面，这样的会面在2月份有两次，后来我拒绝执行这种指示。（第14卷，第158—159页）

由此可见，当年所有这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格（按：即牛兰）保卫委员会、反战会议等等——都是共产国际发动、共产国际交给伊罗生分管的。

冯雪峰说到了会议期间鲁迅会见了瓦扬·古久里的事，“地点是在北四川路天潼路伊赛克的寓处”，这也正好透露了伊罗生和这个会议的关系。这件事在鲁迅的日记里有记载，在他9月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去会见瓦扬·古久里的事，他带去了一本古久里著作的德文译本，请他签名留念：“晚见Paul Vaillant-Couturier，以德译本《Hans-ohne-Brot》乞其署名。”

这期间鲁迅还去会见了马莱，这件事冯雪峰没有提到。内山完造在《上海霖语》中，记下了这次会见中一个有趣的情节：

有一天鲁迅突然到我这儿来，说：“老板，可真有意思啊！”他穿着灰的斜纹布长衫，脚蹬八角钱一双的胶鞋，惰于修剪的胡须，可是却神采奕奕地说着：“刚才，我到沙逊旅馆去会一个人，就是那个马莱。听说马莱的房间在七楼，我便走进电梯，然而开电梯的没有开的意思。”为人善良的鲁迅在等待着，但是怎么等也不开。鲁迅终于问开电梯的为什么不开？“去去去”，把鲁迅赶出去了。“于是，我从电梯里出来，沿着楼梯走上去了！事情谈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马莱送我到电梯。开电梯的正好是刚才那个家伙。马莱至为诚恳，倍加亲切，握手相别。那个开电梯的男人大为惊诧，电梯中间一次没停，一气开下，到了楼下，也不管门开没开，比我先一步跳了出去。真是饶有兴味呀！中国人的恶习，是以人的穿戴来断定人品的。开电梯的大受困窘，面红耳赤，加劲地开电梯。”我说：“看你这身打扮，说‘去去去’倒是应该的啊！”鲁迅打量着自己的一身装束说：“倒也是。”

从这一件轶事中，是很可以看出鲁迅的风貌的。

鲁迅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功是高兴的。1934年12月6日他在答复萧军、萧红来信的询问中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因为“报上都不肯登”，鲁迅要为它造一点舆论，在1933年9月2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新秋杂识》（署名旅隼），文章说：“反战会议的消息不很在日报上看到，可见打仗也还是中国人的嗜好，给它一个冷淡，正是违反了我们的嗜好的证明。”（《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87页）

共产国际对于这次“费了许多力”才开成的秘密会议，虽然不冷淡却也有不满意之处。埃韦特1933年10月1日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说：“简单谈谈反战会议。代表团糟糕的人员组成简直不可想象。这在我们的人也可以合法地发表演讲的国度里，或许是可以容忍的，但在这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带来的益处与付出的努力不相符。马尔利（按：即马莱）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到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上，他的发言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发言，而加米尔顿讲了愚蠢的和有害的东西。另一些人都很消极，瓦扬·古久里除外。当然，我们加强了鼓动工作，但代表团在会上未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不指责瓦扬·古久里，因为鸟类市场难以控制。作出更多的努力可能在一些场合会堵住某些演讲者的嘴，也会造成难堪。我们成功地举行了规模不大的秘密代表会议，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六十位代表参加。发言稿、决议、号召书等将由瓦扬·古久里带给你们。”（第13卷，第526页）“国际”把反战会议的参与者分成三六九等，这是鲁迅所不曾想见的——据我看来，也是冯雪峰所不曾想见的。

这件事不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活动的一例。

共产国际的事真难办的狠呀！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所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