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森一家刚开饭没几分钟，汤姆便发问：“爸爸，您知道战争是怎样开始的吗？”
斯蒂文森先生思索片刻，说道：“唔，我想是这样的，就拿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来说吧，假如英国和美国开战的话……”
“你疯啦？”斯蒂文森太太笑着对她丈夫说道，“200多年来英国和美国一直是铁杆的朋友，他们可从来就没有干过仗！”
“这我知道，”斯蒂文森先生说，“我不就是打个比方说事嘛！”
“可这并不是个好例子，”斯蒂文森太太说，“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才合适呢。”
“英国和美国是最好的例子。“斯蒂文森先生坚持道，“他们是朋友，但也曾经一度敌对，打过一场战争！”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斯蒂文森太太说，“你该给孩子举更现代的例子才好。”
“你能不能让我先回答我儿子的问题？”斯蒂文森先生显然有些恼火。
“但你告诉他的会是错误的答案。”斯蒂文森太太得理不饶人。
“我怎么会给他错误的答案？”斯蒂文森先生大声嚷道，“我要给他的是完美的好答案！”
“别冲我瞎嚷嚷！”斯蒂文森太太喊道，“我可不是你那些愚蠢的朋友当中的一个。”
“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笨蛋！”斯蒂文森说完站起身来，气哼哼地摔门而去。(www.xing528.com)
“来，宝贝，现在让妈妈来告诉你答案吧。”斯蒂文森太太对她儿子说道。
“噢，妈妈，不用了。”汤姆说，“刚才您和爸爸已经告诉我，战争是怎样开始的啦。”
这是我在20多年前翻译的一篇幽默故事。它让我产生了一些联想。
2018年11月11日，世界各国政要齐聚法国巴黎，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坊间各种探寻大战爆发原因、反思战争恶果和危害的文章也骤然多了起来。
人们都熟知，“一战”有个导火索，那就是奥匈帝国大公弗朗茨·迪南德夫妇，被塞尔维亚民族激进分子刺杀身亡。这当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14年6月28日那天上午11点左右，大公夫妇的司机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一不小心拐错了弯，误入一个窄巷。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名19岁的大学生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无意中撞见，他当即拔出了手枪……世界历史的进程，瞬间发生了改变。事发突然，也属偶然，难道真有必然？
“史上最著名转弯事件”引爆的“一战”，被视为世界历史始料未及之剧变的典型。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后来有个概括：战争实际上是由“列车时刻表效应”引起的，各国因此陷入一连串军事行动和战争宣言的渊薮。交战各方都“被彼此苦心经营的计划所绑架”。
问题来了：当时，全球化即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正逐渐加深，彼此间经贸、文化往来密切，为什么却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战争泥潭？这当中的主要利益诉求又是什么呢？
过去我们被告知的“帝国主义战争成因论”，将“一战”归因于膨胀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产生的严重对立。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小野塚知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一战”爆发的原因。在他看来，当时欧洲各国盛行的爱国主义，都有为了将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的对立与矛盾上转移开，将外国捏造成敌人，制造出外国威胁了自己国家利益的一种心理倾向。甚至还抱有通过几个月的对外战争，来缓解社会对政府不满情绪的期待。
各国政要起初都过于乐观了，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且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会因战争而被破坏。超乎他们想象的是，飞机、坦克、鱼雷、潜艇等新发明出来的武器被大量投放于战争之中，战争的规模也扩大到骇人的程度。政治家们没有完全认清这样的状况，导致原本经过理性判断而加以利用的爱国主义最终开始失控，乃至到了政治也无力把持局面的程度。
“后知后觉”评判历史，或许有点儿可笑。不过，诡谲多变的历史之本质也决定了，思考和解释永远发生在事件之后。历史学家们大体认同：历史进程其实经常总是，甚至必须是不断被剧烈的、不可预知的突变打断；历史之所以无法被人理解，正是因为人类行为本身难以预测。
历史，常常耐人寻味、令人感慨；历史，也总是不断重复，并且惊人的相似。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有云：“人类唯一的历史的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说过：“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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