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的另一面：逸闻与趣事

2018年的夏天，爱因斯坦于1922年至1923年间写下的一本亚洲旅行日记，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该书记录了爱因斯坦对旅行、科学、哲学及艺术的诸多思考，其中也表现出了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态度”，被认为有“种族主义倾向”。比如他把他眼中的中国人描述为“勤劳、肮脏而迟钝的人们”，还评论说：“即使是那些被迫做牛做马一样工作的人们，也永远不会表现出受苦意识。一个牧群般的奇特民族……与其说是人类，他们更像是机器人。”

面对“哗然的舆论”，加州理工学院爱因斯坦论文项目高级编辑罗森克兰茨有一番解说，我觉得十分坦诚到位：“我认为其中很多言论都对我们造成了冲击，令人非常不适，特别是他对于中国人的说辞。这些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伟大的人道主义代表人物’这一公众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罗氏还说，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将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所谓的“智力低下”归咎于生物起源，多次将其他人描述为“生物性低劣”，这明显是种族主义的标志。

看样子，爱因斯坦这位人道主义楷模的光辉形象，算是要毁了。不过，罗森克兰茨另外讲到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思考。他提及爱因斯坦本人是复杂的，他和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带有偏见，人们看待他时应该更加立体，因而全面地研究爱因斯坦才显得更重要。

其实，爱因斯坦的“污点”并非罕为人知。只是因为他的成就和人格太过“伟大”，以至那些“小事”很少会被人提起。公正地讲，崇尚或盲从杰出的科学家，甚至为尊者讳，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翻译家暴永宁在《萨根传》的译者前言中提到，传统的传记作品长期以来都是一边倒的，中外概莫能外。到了20世纪中期，开始有人以新的观念来写传记文学作品，这就是不加曲饰、不予回避、不施掩盖地写人。60年代出现的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就是其代表作。在这部剧作中，布莱希特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以令人信服的笔调，写出了伽利略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在宗教的威压下战栗、被火刑的威胁吓倒。当他得知自己在科学上的声名并不能庇护自己时，得知30年前布鲁诺的下场在等着他时，便低眉顺眼地写下了认罪书，从此在沉默中度过残生。

我读到的一个新版牛顿传记《最后的炼金术士》，也让我心生感怀。作者迈克尔·怀特介绍，第一个替牛顿写传记的是英国人斯蒂克利。他与晚年的牛顿过从甚密，《牛顿爵士生平怀思录》是以他个人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成的，故而是十分重要的牛顿传记。“但是，他和许多其后为牛顿立传的人一样，因过度崇拜而造成偏见。他们看到的牛顿是一个半人半神、丝毫没有缺点，且几乎不朽的圣人。”

另一本同样很有价值的牛顿传记《牛顿爵士的生平、著作及发现之怀思》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布鲁斯特爵士这部出版于1855年的著作是继斯蒂克利之后最有价值的一本有关牛顿的传记，对世人了解牛顿有很大的贡献，只可惜作者缺乏客观性，使该书大为失色。布鲁斯特对牛顿十分虔诚，凡是遇到与他心目中的形象不相符的证据他都故意漠视，而坚决强调牛顿的成就、为后世子孙所做的贡献，且努力在这单独一面着墨，完全不质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复杂、矛盾的行为。

迈克尔·怀特塑造了他自认为相对客观的牛顿形象，并在他的传记作品中写下了颇值得玩味的几句话：

“虚假的事物可以随意想象，惟有真实的事物才能理解。”牛顿，这位伟大的智者，如今可以和另一个谎称找到了“点金石”的牛顿并立共存，虽然形象略为逊色，但仍然是受人景仰的巨人。“我们在解释一个奇迹的时候，不必害怕奇迹失踪。”(www.xing528.com)

其实，科学家，乃至著名科学家，作为人的一面，同样也有许多“侧面”。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利昂·莱德曼，在他所撰著的《上帝粒子：假如宇宙是答案，究竟什么是问题？》一书中，对于他的科学家同行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评议。

譬如他谈到，“科学家之间能力的差距也是巨大的”。这是允许的，因为科学既需要建筑大师，也需要混凝土操作工人。我们之中有权威至上的人，有绝顶聪明的人，有心灵手巧的人，有直觉灵敏的人。但对于科学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运气。这里面甚至也有笨蛋……笨蛋！

书中穿插的有关科学家的一些逸闻趣事，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诸多著名科学家的“另一面”，例如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卢瑟福，尽管他本人也是一位不错的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却很少能掩盖自己对理论家的轻蔑。下面就是一些在经历了几十年之后仍然流传的卢瑟福语录：

“千万不要让我逮到谁在我的实验室里谈论宇宙。”“哦，那个东西（相对论），我们在工作中从来就懒得惹它。”“所有的科学除了物理学就是集邮。”“刚才我在读我早期的一篇论文。读完后我对自己说，‘卢瑟福，这小伙子，你可真是太聪明了。’”

还有198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洛·鲁比亚，他不能容忍愚蠢的行为，其强有力的管制方式激起了一些人的怨恨。在长岛举行的一次夏季会议期间，有人在海滩上做了一个标记：“严禁游泳，大海正由卡洛使用。”

最有趣的要算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泡利。他以要求严格和脾气暴躁而出名。有一次他向一位同行抱怨，他找不到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我知道得太多了。”当一个年轻的新助手韦斯科普夫——未来理论物理学界的领导者——向他报告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然后摇晃着脑袋嘀咕道：“啊，你太年轻，所以你什么也不懂。”几个月后，韦斯科普夫向泡利呈交了一份理论报告。他扫了一眼，说道：“呃，这东西还算过得去！”

泡利还曾对他的一个博士后说：“我并不介意你思考得慢，我介意的是你发表文章的速度比你思考的速度还要快。”没有人能够在泡利那里全身而退。他曾经向爱因斯坦推荐一位新的助手，当时爱因斯坦正致力于以奇异的数学方法研究他那没有结果的统一场论。泡利在推荐信上写道：“亲爱的爱因斯坦先生，这个学生很优秀，只是他有点儿分不清数学和物理学。不过，另一方面，主啊，您自己对这两者的鉴别能力似乎也丧失很长一段时间了。”

多少年来，科学家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已经“固化”成了一种模版式的形象。至少还有莱德曼“现身说法”告诉我们，科学家的世界里也有很多人间烟火和人情世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