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的《叛逆的科学家》及其对业余科学的探索和反思

在星光灿烂的科学天幕上，成就斐然、堪称“著名”或“杰出”的科学家明星已然不少，但真正有思想、有情怀、有魅力的却凤毛麟角。在我心目中，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就是这样的一位。

跟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和约翰·惠勒类似，戴森身上虽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罩着，但在物理学界却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其地位和影响与诺奖得主相比丝毫不差，更何况他确曾与此奖“擦肩而过”并留下佳话。

早些时候有一种说法，认为戴森在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理应获得诺贝尔奖，至少应该获得比现在更高的荣誉。他的一些同事也曾怀疑（抑或是打趣？），可能正是因为失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立情绪，才导致戴森后来去追求那些与其非凡才能极不相称的研究工作。比如：探索外星文明和人类太空移民的构想，对生命进化、核能利用、军备控制所做的探讨，乃至于气象学研究，等等。

当然，不乏另外一种解读。一部介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其科学大师们工作、生活的著作，对戴森有这样一番议论：“戴森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也许还有点名声不好。在专业研究上，他不像院内的其他人那样从一而终，总是时而研究这个，时而研究那个，什么方向都尝试一段时间，好像是世上新鲜有趣的事情太多，他不能投注全部心力只做一件事。他既是粒子物理学家，又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理论数学家。……他精于上述领域，集‘三家’于一身，又旁通其他学问，造诣颇深。”

而戴森本人则这样为自己开脱：“我脑子没有年轻人快，跟他们一起凑这个热闹（指超弦研究）不太明智，所以，我选择做一点不太时髦的工作，比方说研究生命的起源。”有一次他还向人发问：“你去过剑桥吗？那儿到处都是疯子——一帮怪物和独行客，成天琢磨着干一件很难却又能名垂青史的大事。他们疯狂有什么不对吗？大自然就是疯子。我倒希望高等研究院能多一些疯子。”

瞧，多么“各色”的一个人！

十几年前第一次见识戴森尊容，我就觉得此君气度不凡，长相也颇有特点；几乎与此同时，又从《科学的终结》一书中看到约翰·霍根对戴森那稍显刻薄、略带调侃的描述，不禁哑然失笑——

“他身材矮小，瘦得似乎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高而尖的鼻子，深陷的双眸中透出锐利的目光，酷似一只被驯服的猛禽。

他的举止冷淡而沉默——除非是在他大笑的时候。他的笑声似乎全是通过鼻腔发出来的，同时双肩剧烈耸动，就像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刚刚听到一个不雅笑话似的。

那是典型的颠覆分子式的笑声，只有发出这种笑声的人才会把太空看作是‘宗教狂热分子’和‘难以管教的不良少年们’的天堂，才会坚持认为：科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对权威的反叛’而已。”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先入为主地让戴森给我留下了一个“另类”科学家的印象。(www.xing528.com)

过后不久，陆续看到他的几部作品——《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全方位的无限：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和《想象中的世界》，感觉果然不一般：文字优雅飘逸，思想深邃奔放，读来十分亲切也相当过瘾，令我不时得以开启心智、掩卷沉思，对作者不由肃然起敬。坦率地说，这与卡尔·萨根、刘易斯·托玛斯、理查德·道金斯、斯蒂芬·古尔德（他们也都是当今时代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兼作家）作品给我所带来的阅读体验和感受，是不大一样的。

我想，戴森其人及作品之所以富有情趣、魅力十足，主要是因为：第一，他对科学的本质洞察入微，对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有精深的理解；第二，他涉猎广泛、视野开阔、思想旷达；第三，他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浓郁的人文情怀；第四，他个性鲜明、见解独特，而且善于表达。

戴森新出的《叛逆的科学家》书评文集，收入了他更晚些时候的作品，应该说，其个人风格印记更为彰显。一如往前，戴森很注重也很善于讲“故事”。他论述的主题往往由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或体验展开，有时甚至还辅以相当翔实的细节描述。他说过，“要明白科学以及它和社会互动的本质，你必须检视个别的科学家，以及他面对周遭世界所抱持的态度。研究由科学所衍生之伦理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实地了解科学家所面临的一些进退两难的现实窘境。再则，鉴于第一手资料往往是最可信赖的，我就由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起。”

该书第2篇文章《科学可以是合乎道德的吗？》，即具有典型的戴式风格；其他忆及特勒、费曼和奥本海默等科学大师的篇章，也都融入了作者对当事人所作所为细致入微的观察、思考与洞见。

戴森喜欢拿科幻小说来说事讲理，做案例分析，并以此比照和评价科学事实，这也是其作品内涵丰富、可读性强且颇具启发意义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色。他把自己从事的科学称为“自己的领域”，而将科幻小说当作“我的梦想家园”。他认为科幻小说比科学本身更能让人明白易懂，且可以“显示有人情味的输出”。这通常要“比任何统计分析都高明，因为真知灼见需要想象。”该书第4篇文章《未来需要我们》，话题虽由一部名为《纳米猎杀》的惊悚小说引出，却关涉相当深广的科学领域和社会层面，读罢令人眼界大开、回味无穷。

作为一位深具远见卓识与人文情怀的智者，戴森常常还抛开职业褊狭与门户之见，在作品中探讨战争与和平、自由与责任、希望与绝望等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伦理问题，时有发人深思之论、促人警醒之语。他相信，在科学进步的同时如果没有伦理的进步，那么科学注定要把巨大的困惑和灾难带给人类。尽管他往往是从自己熟悉的科学角度记述和描绘未来，但他并不主张科学是唯一有权威的声音。他告诫说，科学与宗教一样，其权力也常常被滥用。“只有宗教的呼声与科学的呼声加到一起时，伦理所关心的事情才会超越人类眼前的利益。”

在《叛逆的科学家》第16篇文章《业余科学家礼赞》中，戴森借他所欣赏的一部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业余科学爱好者给现代天文学带来的一种新特色，期望业余科学爱好者能“使用现代科技交到他们手上的新工具，侵入所有的科学门类，并使它们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在第29篇文章《从局外看宗教》中，戴森大胆地提出：发动“9·11”袭击的年轻人“不是被洗过脑的僵尸。……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代世界的恐怖主义现象，如果我们想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小它对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的吸引力，首要的一步就是理解我们的敌人。在能够理解他们之前，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敌人。”

戴森还在其多部作品中“检讨”科学的过失，感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结果难以预料，我们都缺乏高瞻远瞩的智慧来判定哪条路会通向灭亡与沉沦。他甚至坦言，科学应该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罪恶的产生承担责任——这是他的大多数科学家同行不愿意接受的观点，但戴森为人著文思想境界之脱俗、高远，由此可见一斑。

2020年2月28日，戴森在美国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