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物之谜：适者生存的边界》

耶鲁大学教授理查德·O.普鲁姆撰写的一本书《美的进化——达尔文被遗忘的择偶理论如何塑造动物世界乃至我们》，跻身《纽约时报》2017年十佳图书之列，并且是该年度唯一入选的科学著作。这本书以探讨审美进化的机制为主旨，关涉达尔文进化思想的一个长期被漠视的理论，亦即进化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基于择偶偏好的性选择。这也是该书引人瞩目的一大看点。

身为鸟类学家的普鲁姆，实则在为达尔文的一个另类的“适者生存”观点辩护，它同时从审美进化的视角阐释了我们这个绚丽多彩的世界。按照普鲁姆的论证，动物自己在进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体作用，参与了塑造自己物种的未来。这种见解在达尔文时代并不被接受，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研究动物行为和进化的生物学家几乎从未提及。一些现代生物学家倾向于认为，达尔文把性选择看成是一种与自然选择分离的过程是错误的，它其实是自然选择的一种。

然而，有一种动物身上的“装饰物”，不仅在当年让达尔文感到“烧脑”，而且也让后辈进化论学者和生物学家困惑不已。那种动物便是美丽的孔雀。

“无论何时，只要让我凝望着孔雀的尾羽，就会顿觉心中不快。”大约150年前，达尔文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他那个年代，生物学家已经注意到，争胜性竞争常常发生于为争夺与雌性动物交配的机会的雄性动物之间。雄性的直接斗争时有所见，但也有多个雄性之间以向雌性展示尾羽的方式进行间接的斗争，孔雀就是典型的例子。孔雀那奇异而累赘的尾羽的特征（显然使它正常飞行变得困难），只为成年雄孔雀所特有，而不见于雌孔雀和未成年的孔雀，且这些特征通常仅在繁殖季节显现。

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一般道理是不足以解释孔雀尾羽之类的变异的。或许正是这一事实引导达尔文推想，除自然选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进化因素，即性选择也对进化过程起作用，甚至是一个与自然选择并驾齐驱的选择过程。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简略地写道：“动物中的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具有相同的普遍生活习惯，但在结构、颜色或装饰上却有不同，这些差异主要是通过性选择形成的。”(www.xing528.com)

美国现代杰出的进化论学者、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十分认同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认为性选择是对生物争夺交配权最合理的解释，它弥补了自然选择的不足。只有看到生物牺牲了一部分身体功能换取繁殖优势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繁殖优势可能比任何其他优势更能主宰生物进化的方向，因而更加相信达尔文的观点。

具体来说，就是雄性之间的争斗和雌性选择与何种雄性交配，前者使雄性产生了一些杀伤性武器或炫耀性的装饰物，后者使这些武器或装饰物更加精巧复杂、吸引雌性注意力并且容易被接受。在达尔文眼里，很多生物牺牲了一部分“最优”或“完美”的形态和功能，来确保繁殖数量上的优势。

例如，孔雀的尾羽和麋鹿的角都过于繁琐，不方便行动，显然对它们的生存没有什么好处——可这些在生存斗争中对于生物个体所起的阻碍作用大于促进作用的特征，却能吸引雌性进行交配。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奇特的、匪夷所思的生物形态和动物行为，除了赢得交配权以外别无他用。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谈到求偶炫耀行为时写道：“我们无法相信这种炫耀行为是无用的。”

借助极富创造性的想象力，达尔文将审美趣味与雌性的选择作为驱动力引入了进化过程中，成功地建构了性选择理论。不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的进化论，包括性选择理论在内的其他一些思想，达尔文其实也远远地超前于时代，值得后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