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日躔月离表》：我国历法史上的突出成就

明安图在本职工作之外，还参与了康、雍时期所编的《律历渊源》和乾隆时期所编的《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等几部大型天文历法著作的集体编纂工作。在编书当中，他一方面积极工作，对编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认真学习使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向高峰迈进。

（一）《律历渊源》的编写。它是在康熙皇帝敕令之下，由集体编纂的一部官修的、内容以天文历法为主的巨作。当时所以要编这部书，其原因很多，主要是出于当时天文历法实践的需要。在清初，依照《崇祯历书》和《西洋历法新书》两部天文历法书中的理论，指导当时的天文历法的实践。《崇祯历书》，是在明末由徐光启等人，将西方传入的一些天文、数学等书籍进行翻译和编纂而成的一部书。随着科学的进步，到这时它已显得陈旧了，例如：对黄道和赤道的交角，是采取了过时的丹麦天文学家地谷的23°31′30″的数据。《西洋历法新书》是清初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之上改写的一部书。它虽然比原书有些进步，其所介绍的内容也并不是先进的。例如：书中没有介绍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天文对话》、《力学对话》的内容，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未曾提及；书中也没有介绍波兰伟大天文学家哥白尼先进的“日心说”，其中只介绍了陈旧的丹麦天文学家地谷的“地心说”。由于这两部天文历法书，都已不能适应当时天文历法实践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才有编写《律历渊源》一书之举。

《律历渊源》全书包括三大部：《历象考成》、《数量精蕴》、《律吕正义》，计100卷。《历象考成》，是专讲天文历法的；《数理精蕴》，是专讲数学的；《律吕正义》，是专讲乐律理论的。这部大型的以天文历法为主要内容的书，从康熙五十二年着手编写，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止，历时11年，才修纂完毕。

在《律历渊源》编写的过程中，对全书的编写工作，做了比较严密的分工；（1）总纂，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及和硕诚亲王允祉充任；（2）汇编，由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持讲学士何国宗及翰林院编修梅觳成担任；（3）分校，由原任湖南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廷珍、编修王兰生、原进士方苞担任；（4）考测，会考府郎中成德、参领阿齐图、原任吏部员外郎顾琮、工部员外郎加一级照海、食员外郎俸钦天监五官正明安图、兵部主事加一级平安等人担任；（5）校标，由兵部郎中兼管钦天监右监副事加二级何国柱等人担任；（6）校录，由翰林院侍读吴孝澄等人担任。

编写这部《律历渊源》巨著的工作，早在明安图于钦天监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明安图在学生时期是否参加了这项工作，应当是无疑的。到全书编完的时候，他已经是33岁了。在编书期间，他虽然任职于钦天监，但主要是在从事这项编书工作。《律历渊源》中的《历象考成》一书，是全套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部书中载入了许多新的实验资料和新的数据，使这部书有了新的进步。例如：黄道与赤道交角，在《崇祯历书》中，采用地谷的23°31′30″，这部书将通过实地观测的23°29′30″新数据写入其中，这个数据就比过去精确了。另外，在观测方法上，虽然仍广泛地使用我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方法，如测量两至（夏至、冬至）和两分（春分、秋分）时的太阳高度时，依旧采用立杆日影的方法求其数据，但这时已经开始采用西方的观测方法了。总观全书固然有很大进步，但它仍然没跳出《西洋立法新书》的窠臼。书中还是没有采用先进的“日心说”。这部书在编写当中之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参加编书人员作了大量的观测，并将其观测所得的新资料新数据写进书内的一个结果。明安图所分担的考测工作，就是对天象进行各种实地观测索求新数据的工作，正由明安图等人所作的大量观测为编书提供了许多素材，因而保证了编书的质量。明安图参加为时11年的编书工作，就其个人来说是刚从钦天监毕业的年轻人，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参加编书工作的。他除自己努力工作对编书作出应有的贡献之外，同时也是他难得的一个学习和锻炼机会。所以，这次编书实践，就为他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大踏步前进的坚实基础。

（二）《历象考成后编》与《日躔月离表》的编写。当时所以要编写，是由于《历象考成》一书的缺点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扩大。该书编写时虽是按照西法制定的，但当时存在着微差，经过十年的实践，所谓积微差渐成分秒。由于这种时差的增长，就与天体实际运行不相符合了。同时书中“图与表不合，而解多隐晦难晓”。由于有了这些情况的变化，它就不适合于历法实践的需要了。于是钦天监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上书皇帝，请求编制《日躔月离表》和全面修订《历象考成》一书。在得到皇帝批准之后，便着手进行了编制。(www.xing528.com)

《日躔月离表》，就是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天文表。这次编表，是在西洋人戴进贤主持下进行的。明安图是否参加此表的编写，没有确切记载，但却有关于他能够使用这个表的记载。据记载说：当时能够使用这个表的人，除监正戴进贤和监副徐懋德二人外，中国人只有五官正明安图会使用它，可能明安图参与了这项制表工作。即使没有参加，也说明他已达到了能够编制此表的科学水平了。

《历象考成后编》，是自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顾琮上书请编此书开始，至乾隆七年止，历时4年编写完毕。这部书由明安图担任副总裁。他和总裁戴进贤、副总裁徐懋德共同主持了这部书的编纂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编写的工作之中。《历象考成后编》，是在《历象考成》的基础之上，经过了编者“尽心考验，增补图说”精心编制成功的。它比前编的《历象考成》，有许多提高。最主要的进步，是书中写进了刻卜勒的定律。虽然刻卜勒定律早已传入中国，但在历法书并未采用，而是采用地谷的学说。这次是首次将其写入历法书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了长期实地观测天象，在从地谷和刻卜勒的计算方法的比较中，发现刻卜勒的定律更为正确些。最明显的例证，是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的日食当中，天文工作者用地谷方法计算日食的食分为9′22″，用刻卜勒方法计算为8′10″，两者相比，用刻卜勒方法求得的数据和实际更为密合，因此才确定把刻卜勒定律写入《历象考成后编》之中。这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次正式采用刻卜勒定律，也是这次编书中的一项突出的成就。但是书中没有采用刻卜勒的地球在椭圆轨道上运行，太阳在椭圆的焦点上的新体系，仍然继续采用太阳在椭圆轨道上运行，地球在椭圆焦点上的旧体系。其中只采用了刻卜勒三个定律中的第二定律。这不能说不是这部书的缺点。但其进步还是应当肯定的。

（三）《仪象考成》的编写。之所以要编写这部书，正如记载所说：“近年来，累加测验，星官度数，《仪象志》尚多未合；又星之次第多不顺序，亦宜厘正，于是逐星测量，推其度，观其形象，序其次第，着之于图。”其中所指出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天文实践，过去由西洋人南怀仁主持下所制造的几件天文仪器及对它所撰写的说明书——《灵台仪象志》，上面所记入的数据已经和实际发生了很大出入。同时在天文实践中对天体的认识不断加深并进一步积累了一些新资料。为此钦天监倡修《仪象考成》一书，以便纠正前书的错误和补充新的内容。

这部书是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至十七年（公元1752年），经历了8年的时间将书编成的。全书共32卷。书中有一些篇章是为了说明天文仪器而撰写的，其余大量篇幅是各种星表。在这次测量的前后，英国和德国也都进行了同样的测量，中国所进行的这次测量，在时间上正处于西欧两国之间，它是当时世界上对恒星所进行的三次在规模测量中的一次。就《仪象考成》所载星表中的星数来看，它多于英、法两国星表中的星数，是当时世界载入星数最多的星表。可见这次编写《仪象考成》一书，所进行的实地测量工作，其浩繁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明安图参加了这部书的编写和测量工作，记载中说，这部书是在西洋人刘松令、鲍友管的主持之下，“率同监员明安图等详加测算，着之于图”的。那进明安图已是61岁了，他的学识更加渊博，经验更加丰富，这次编书所进行的大量测量和计算以及绘制星表的工作毫无疑义，明安图是投入了很大精力的。

明安图在上述编写工作中，作了大量的实地测量、计算和编绘工作。尽心尽职，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随着编书的实践而不断获得提高和深化。他在天文历法方面，从实际工作到理论阐发，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