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承天寺夜游》作于元丰六年十月，此时已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四个年头了。在侥幸未死后，政治理想折戟沉沙，苏轼急需在黄州完成暂时的安顿与自我心灵的重塑。在这段时间里，苏轼为求内心的真正安宁，寄居寺院，转向宗教。经历了三年的深思与沉淀，到元丰五年左右，在《定风波》一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基本实现了内在精神的突围，买地沙湖，安安心心地想在黄州盛放自己的余生。内心已安定下来，只是偶尔还会涌上一些愁绪，那么就让愁绪现于字里行间，用自嘲的方式一笔带过。正如《记承天寺夜游》一文的文眼“闲”字，既包含了与怀民同游月夜的悠闲，又代表了此阶段的闲适态度，更带着一份被贬官后清闲度日的自嘲。携怀民夜游的行为究其根源还是文中的一句“念无与为乐者”。苏轼被贬，好友怀民亦被贬；苏轼深夜未寝，怀民亦未寝。论共赏月夜谈天解忧，携怀民同游是绝佳选择。“与怀民共同为乐”，这是苏轼携友夜游行为的意义。
元丰六年五月，苏轼作《满庭芳》，“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当时苏轼的众多朋友或怕株连，或避嫌疑，纷纷疏远了他，使他备感世态炎凉。然而，他的同乡陈慥却蔑视世俗，仍与其过从甚密，五年中竟七次来访。元丰六年五月，“弃官黄州三十三年”的王长官因送陈慥到荆南某地访东坡，得以与东坡会晤，此作才得以诞生。由此可见，苏轼虽与黄州人民相交甚欢，却也承受着世俗情谊叛离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挪威的森林》里直子所说，“一个人的夜晚，会把人孤单死的”。于是我们可以猜想，此次夜游赏月行为的意义也许就在于“相与为乐”“相与解忧”，因此即使怀民就寝，苏轼也会寻他人一同揽月。
那么张岱为何选择独游呢？这还得从他的人生与所处朝代说起。一方面，比起苏轼辗转黄州、惠州、儋州的一波三折的人生，张岱的前半生则平坦开阔得多。前面也说到了，张岱出身于累世显宦之家，每日的生活就是一场场锣鼓喧天的大戏。《湖心亭看雪》所记之行发生在崇祯五年（1632），此时的张岱正值青年，精致优雅而又放浪形骸地活着。他的二三十岁潇洒恣意，没有生活的困顿使之烦忧，没有大起大落的仕途相扰，只管尽情地享乐，做自己所爱之事。这也直接铸就了张岱随性随意无所拘束的性格。并且，他有来自家庭的强有力支撑，有底气做出任何一种人生选择，携游与独行这样的选择实属小事。独游湖心亭这一行为或许不过是张岱在那个夜晚的选择罢了，也许无目的、无意义，只是这位文人的随性之举。或者说，雪夜独游，是张岱天性使然。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说，从《湖心亭看雪》中能读出“天人合一”的味道。若是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人与“天”之间必是已构建了心灵相通的联系。若要说有谁能对明朝人事景物的眷恋如此之深，甚至能与时空对话交流，那么只有张岱。湖心亭看雪之时，张岱尚且恣意享受着明朝带给他的繁荣，纵容他才情四溢。他对明朝也极为亲近的，仿佛与这个朝代，与他所处的世界融为一体。有何证据能证明张岱此时是如此彻底地浸润于明朝繁华中呢？我想明亡后他的两部著作足以证明。常有人说，读《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深觉张岱笔下尽是凋零的繁华。也只有真实历经二朝，享尽富贵又经历家财散尽的人，下笔才能如此睿智、冷峻，却又不显刻薄、不失闲趣。
衣食无忧的张岱在明朝繁华中浸润得太过彻底，丝毫不知晓他的理想世界正在渐渐土崩瓦解。崇祯年间，民变频发，后金军队也突破长城，五入关内，内忧外患夹杂的明王朝危在旦夕。公元1644年，大顺军队终于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自此之后，张岱笔下，笔笔皆破碎，连一个完整的梦也无法拼凑。其亡国之痛愈深，愈能证明他浸陷明朝之深。当这样的张岱遇上难得的大雪三日，他需要的或许只是与他所爱朝代美景的安静交流与用心感受，而不是他人相扰。
文人们坐拥各异的山水情怀，却也在山川河流间关照自我。两种朝代，两个夜晚，两番奇景。在飞雪与月色下，无论携游或是独行，都是二人真性情的显露。月夜与怀民安放了孤独闲者苏轼的忧愁，大雪与湖心亭盛满了性情中人张岱的痴情。(www.xing528.com)
（该文经叶黎明老师修改后，发表在《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8年第5期）
【注释】
[1]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447.
[2]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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