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与公子：文人的吸引与排斥

鲁迅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同样，身处不同朝代背景下的苏轼与张岱在截然不同的处境下记下了这两篇小品文，携游与独行的选择也许从二人的身份、地位与处境方面解读更为合适。先来谈谈东坡，他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走了一遭，为生活与官场形势所迫，化身一位有气质的“农夫”谪居黄州。黄州位于长江边上，是一个穷苦的小镇，东坡在此安定下来，并于元丰四年（1081）正式务农，且竹杖芒鞋的他与市井之民相交甚欢。《苏东坡传》中写道：“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儿、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2]可见东坡的朋友并非只局限于朝堂之上或文人之间，他的交友从布衣到才子、从凡夫俗子到古怪之人，甚为宽泛。而东坡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更是不拘小节，屡屡为朋友们作诗、取幽默典故之类。用现代话语来说，东坡在当时是一位走“平民路线”或“接地气”的文人。而东坡这样的性格与过人的才情决定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文人所拥有的强大吸引力。

张岱的交友则与东坡截然相反。在其所做文章中我们常能窥见当朝才子佳人之风貌，其笔下同游之人也都是些达官贵人、名妓闲僧。如张岱至交陈洪绶，考《陶庵梦忆》，其曾反复出现于卷三《白洋潮》《陈章侯》，卷六《水浒牌》，补遗《鲁王》中。陈洪绶以书画见长，作品《〈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至今为世人传道；再说《陶庵梦忆》卷八《张东谷好酒》一文中的张东谷，他是常来张岱家“蹭饭”的熟络朋友。张东谷好饮酒，是个名副其实的酒徒，若酒徒有多种类型，东谷当属趣味型酒徒，其出语滑稽，令人忍俊不禁，但面对酒道失传和衰落的现实，他“悒悒不自得”，这种由小处窥大的哲思和反省历史时的真诚，若非性情文人的胸怀与见识，实在无法实现；另有《陶庵梦忆》卷一《钟山》的太常朱兆宣，卷一《木犹龙》、卷三《白洋潮》、补遗《祁世培》均有所记的御史祁彪佳等，这些由张岱作品考证的他的至交好友，无一不是才者贵者。不过也难怪，张岱出身累世显宦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他兼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于一身，张岱还撰《自为墓志铭》坦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样一位文人的身上是存在富家公子难以褪去的傲气的，因此张岱交友的准则与界限就不像东坡那么随意了。(www.xing528.com)

在时间的长廊里，金戈铁马的宋朝与繁盛一时的明朝孕育了截然不同的两位文人。生在不同朝代、不同环境、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下的东坡与张岱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渐渐形成了各自鲜明独特、独树一帜的个性。很明显，东坡性格更亲民些，尤其是在被贬黄州期间为保生活自降“农夫”之后，而张岱是在烟火气息里成长却又“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冰雪。东坡能够屈居现实放下身段，脱去文人长袍、摘下方巾，与凡人一道做名自由快乐的“农夫”，换作张岱，是绝没法子做到的。如若把二人比作磁铁，那么东坡的磁极上必是人潮汹涌、挨挨挤挤，而张岱的则是冷冷清清。所以，东坡举难时“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他囊无钱”，平易近人的苏轼天生就具备了一种文人的吸引力与呼朋唤友的天性。于是元丰六年（1083）十月十二日的那个月夜，蒙受同等境遇的好友张怀民自然而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与之相反，高高在上的张岱纵使再真性情，其交友门槛却始终居高不下。相比东坡的引力，奉行“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的张岱有着更为严格的交友准则，对于常人或脾性不投之人，我们能嗅到张岱身上那一丝“斥力”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已经驱散了张岱周围的平常人，更何况大雪三日后，世间出现这样一个安宁平和，允许文人默默无言、与天两相对望的冰雪世界，张岱又岂会冒着被性情不投之人破坏意境的风险轻易邀他人进入？这也就是苏轼与张岱的不同，一位自带吸引力、平和易近，一位满身冰雪傲气、眼界极高，携游与独行之别便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