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层的衰落与市民阶层的崛起

武士阶层财政拮据，必然会加重对领地内的农民阶层的盘剥。收租比例本来是“五公五民”，有的武士竟然将这一比例提高至“七公三民”，有的武士还逼迫农民预缴未来几年的地租。不仅如此，武士还经常征收临时性杂税。如果农民不答应，武士就把农民抓起来投入监狱。农民只好将土地做担保，向其他藩国的人借米、借钱来缴纳地租和杂税。农民不堪重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很多农民不能娶妻生子，有的被迫卖妻卖子。不仅如此，农民们丰年和歉收之年都同样贫困、痛苦。丰年米价下跌，卖了米也不足以偿还债务，歉收之年情况更惨。于是，农民对农业失去信心，另谋生路。农民们抛家舍业，舍弃妻儿，来到江户、京都、大阪谋生。天明五年（1785年）到天明六年（1786年），农民减少了一百四十万人，土地荒芜，城市人口增加。于是，德川幕府下令领主调查各自的领地内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农民人数，如果人数不够，禁止农民外出务工。由于生活困顿，堕胎或者杀死自己的病弱孩子的农民很多。农民不仅受到领主的盘剥，还深受浪人之害。浪人要求农民收留过夜，并向农民索要财物，如果农民不答应，就伤害农民。浪人经常结成团伙，为害乡里，领主、代官拿浪人没有办法。被逼无奈，有的农民结党生乱，或者逃离村庄，或者威逼领主减租，或者到江户告状。幕府和各藩国都采取严厉措施，镇压结党闹事的农民，主谋和主要从犯抓住之后都处以死刑。这导致民心逐渐背离武士阶层。

在幕末时期，大名、武士、农民的经济状况都很差。而町人即商人阶层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原因如下：其一，当时，德川幕府掌权已经超过二百多年，天下太平，创造了很好的经商环境，商人的财富不断积累；其二，商人从事大名、武士、农民日常需求物资的运输、销售，获利丰厚。大名、武士穷困的原因就是商人获利丰厚。

尽管德川幕府屡次下达俭约令，商人却依旧过着富裕的生活。德川幕府时代中期以后，金银借贷活动频仍，大名、武士都看商人的脸色行事，有的武士因付不起价款，向商人作揖，恳请商人赊账。商人在内心深处开始鄙视武士。有的商人甚至当面耻笑、挖苦武士们。有的武士到町奉行那里告状说商人对自己无礼，却受到了町奉行的挖苦。如果武士阶层凭借武力压服商人阶层，商人阶层就不再借钱给武士阶层，武士阶层更无法生活下去。这是商人阶层参与政治事务的前兆。不过，商人参政需要改革国家制度，也需要商人阶层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商人阶层地位的上升有助于形成中产阶层，这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甚至那些放牛人、赶车人等在路上遇见了武士的女眷，也会污言秽语进行嘲弄。陪着武士女眷出门的奴仆们敢怒不敢言。商人的起居风尚影响了喜好奢侈的大名的家庭生活。武士们也效仿商人的奢靡生活，使生计越来越困难。为了救济武士，德川幕府实施天保改革，下达俭约令，约束武士的不合理消费。不仅如此，德川幕府还将俭约令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工商阶层，结果导致工商阶层怨声载道。(www.xing528.com)

商人积极地通过财富的力量，获得官职和武士身份，提高社会地位。之后，通过自己的实力，官职不断提高，凌驾于幕士之上。有的商人贿赂幕府官员，谋取商业利益。这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有的武士因为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委托善于理财的商人管理自己的家务。当时，商人阶层在财力、能力上都超过了武士阶层，给这两个阶层的政治关系带来了变化。武士政权开始出现危机，这是不争的事实。

武士、农民的势力衰落，所处的境遇非常悲惨。这是因为武士、农民受到约定俗成的习惯的束缚，子弟除世袭祖上的职业之外，没有施展能力的机会。工商阶层不同，长子继承家业，二儿子、三儿子都有择业的自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最终过上富裕的生活，提高社会地位。而武士和农民阶层，长子继承家业，二儿子和三儿子没有择业自由，只能仰仗父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武士和农民阶层比不过工商阶层。武士身上的双刀在和平年月也派不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