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财政困境与武士衰败：影响与背后纷争

在德川幕府的历史上，最令统治者头疼的就是武士阶层的贫困问题。历代征夷大将军都想方设法救济武士阶层。武士阶层穷困是日本的通病，并非局限于几个地区的问题。征夷大将军、大名、旗本武士[4]、奴仆、家老[5]、家臣的财政状况都很糟糕。原因何在？把此完全归因于武士阶层个人的不节约、不努力是不公允的。笔者先从大名说起。

德川氏在创业之初，为了统治日本全国的大名，制定了参勤交代制度，规定大名要轮流隔年到江户执勤。德川幕府在江户赐给大名们宅院，大名的妻儿、家臣可以住在这里。实质上，德川幕府把这些人当作人质，强迫大名向幕府尽忠。德川幕府经常将大名转封到其他地方，以此作为奖惩的手段。违背德川幕府命令的大名会被转封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参勤交代、转封导致大名的财政窘迫，加速了武士阶层的衰败。结果，日本的国力衰落，德川幕府的统治也土崩瓦解。当时，日本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名往返数百里乃至上千里参勤交代，旅费、负责护卫的人马的用度耗资巨大，路途奔波也很辛苦。扈从人员旅途得病也没有静养之处，往往有很多人客死他乡。太平年月，大名本来不需要太多的兵马护卫，但为了家族的体面，不能裁员，耗费巨大，加重了财政负担。《武家诸法度》严格限制了大名参勤交代时的扈从人数后，扈从人数略微有所减少。然而，参勤交代制度是德川幕府维持统治和威严的根本制度，是无法废除的。为了减轻大名的财政负担，熊泽蕃山、荻生徂徕等曾建议德川幕府减少参勤交代的次数。德川吉宗倾向于采纳这一建议，但想到参勤交代制度是祖制，不能随意变更，就没有勇气付诸实施。宽政年间的松平定信、安政文久年间的横井小楠也曾建议改革参勤交代制度，最终都不了了之。

横井小楠

当时，德川幕府的执政者恪守闭关锁国政策，脑海中只有与大名对立的观念，没有日本与外国对立的观念，无法站在日本国家的高度与全国的大名休戚与共、共同对外。德川幕府与大名明争暗斗，负面影响很大，让商人们渔翁得利。商人们利用参勤交代制度，赚取了作为消费者的各藩国大名的钱。大名们参勤交代时主要负责把守城门和德川幕府的祖庙，还有消防工作。因此，大名们在江户的官邸中需要大量士卒，花费巨大。日本全国各地的士农工商都云集江户，江户城的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建筑鳞次栉比，非常繁华。早在天明七年（1787年），江户的人口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万。当时，占江户人口比例最大的是士卒和浪人。人口众多为商人和手工业者提供了商机。富商无视德川幕府的俭约令，过着奢靡的生活，这是武士阶层无法企及的。长期以来，江户人口众多，属于消费型城市，几乎所有商品都依靠从大阪等城市输入，运输费很高。因此，江户的物价居高不下，受益者都是工商阶层，而武士阶层生活困苦。加之，物质文明的进步助长了奢靡之风，武士阶层看到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工商阶层过着奢靡的生活，为了面子也要和他们攀比。结果导致武士阶层越来越穷困。大名参勤交代，将藩国的钱物带到了江户，给江户带来了繁荣，各藩国的经济却凋敝了。

此外，有的大名被削减领地，财政更加困难。被转封到其他地方的大名，表面上领地的面积没有变化，但考虑到土地的肥瘠、农民和商人的贫富程度、人口密度等因素，转封之地与原来的领地相比，实际收入大大缩水。大名在转封之际，旅费消耗很大。大名到了新的领地之后，因风土人情与原来不同，经营起来非常困难。因而，原来实力雄厚的大名在转封之后便衰落了，这不足为怪。另外，德川幕府还让大名们协助幕府筑城、治水等。德川幕府还把征夷大将军家族婚丧嫁娶、过年过节、举行各种仪式等所需费用摊派给大名们。为了办事，大名们还要贿赂幕府官员。这些费用对大名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再者，自古以来日本以农为本，水稻是粮食中最主要的作物，物价是以米价为基础而确定的。大名的财政来源是领地内的地租，即稻谷。九州、中国地方[6]、关西的大名将大米运到大阪出售换钱。关东、东北的大名把大米运到江户出售换钱。日本承平日久，大量荒地得到开垦，耕作技术有所提高。加之，人口增加，劳动力充沛。日本的畜牧业、林业、矿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几乎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在稻谷的生产上。因此，稻谷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各藩国之间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日本闭关锁国，稻谷无法出口。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德川幕府、各地大名鼓励开垦新田，禁止种植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只允许种稻子。天长日久，稻谷产量过剩。因此，米价大跌。这样一来，大名领地内的稻谷产量增加了，财政上却依然入不敷出。德川幕府的财政也入不敷出。而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和手工业者获利颇丰。这势必给天下大势带来重大影响。(www.xing528.com)

部分大名发现种植稻谷不能致富，就种植其他作物，或者从事其他行业，结果获得了成功。然而，大部分大名依然热衷于稻谷生产，开垦新田，填埋低洼之地，导致下大雨之际洪水泛滥，结果得不偿失。大名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的地租是有限的，无法用地租弥补财政赤字。于是，大名只能屈膝向江户、大阪的富商借钱度日。富商社会地位卑微，但可以通过向大名贷款获取丰厚的利润。不过，如果大名无法还债，富商有可能血本无归。因此，富商的借贷利息很高。大名从富商那里借来的钱用于消费，并没有产生价值。借贷利息很高，对大名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很多大名连本金都无法偿还。德川幕府负责财政的勘定奉行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和债权人—富商打交道，要求他们整理旧债，借新债给大名们。因而，德川幕府的勘定奉行无暇考虑国家的百年大计。勘定奉行为了向富商借债渡过财政难关，对富商卑躬屈膝，丑态百出。为了讨好富商，有的大名、旗本武士在酒楼、青楼招待富商。士风堕落由此可见一斑。

幕府官员也想方设法向富商借款，苟且偷安。在富商讨债时，幕府官员担心下次无处借钱，不敢赖账。没有办法，幕府官员只有对领地内的农民横征暴敛。有的幕府官员向工商阶层摊派各种杂税。更有甚者，有的幕府官员逼迫领地内的庶民将土地作为抵押，向其他藩国或者富商借贷后上缴府库。之后，因为无法偿债，债主告到公堂，公堂判庶民的土地归债主所有，导致庶民流离失所。有的大名依靠削减家臣、士卒的俸禄来渡过难关，导致一般武士饥寒交迫，无法养家糊口。

由于财政紊乱，各项制度无法执行下去。在德川幕府时期，武士阶层和农民、商人之间的界限十分森严。德川幕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临时加税。这势必遭到强烈的抵制。于是，德川幕府另作规定，庶民只要拿出一定的钱就可以像武士一样获赐姓氏，出入挎刀，可以骑马、穿有家徽的衣服。这些待遇的价码都不同，有的地方甚至明码标价。这种做法与卖官鬻爵无异。有的地方任用市井商人做财政工作，专门负责向富商借钱。这一做法必然会破坏士农工商的界限。此外，不少藩国滥发纸币，纸币流入其他藩国，其他藩国用纸币在发行纸币的藩国中却不能兑换金银。因此，纸币价格暴跌，扰乱了金融秩序。不仅如此，相邻藩国的奸民趁机廉价收购该藩国的纸币，之后到该藩国的公署强行兑换金银。因为奸民是其他藩国的人，公署不好强行抵赖，只能便宜了其他藩国的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