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影像再现的创作理念探析

纪录片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影像的历史文献价值。作为一种视觉呈现手段，仅仅从丰富画面的角度创作再现类纪录片，是不具有影像的历史文献价值的。这种再现过去的影像结构并不是考究严谨、追求苛刻细节的完全意义上的行动重演，而更像是服务于历史编纂文献的解释文本的影像再现。前文提到的纪录片《谁杀了凯撒大帝》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其严谨的影像历史再现，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研究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纪录片的现实重演，凯撒的秘密或许就将永远埋藏在历史之中。这时，现实重演就成为获取历史真实的最佳途径，这与其他媒介次作者纪录片通常采用的对已知历史结论的影像再现模式性质截然不同。

另外，在纪录片的影像再现中，采用的是现在进行时，如果创作者选择合适的拍摄对象重演历史行为，那么这种现在时态与历史时态的共振，将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传递出的绝不仅仅是历史信息，还具备极强的感染力。在朗兹曼的口述历史纪录片《浩劫》中，为了揭示毒气室真相，朗兹曼在特拉维夫寻找到那位专门在毒气室里给殉难的女性死者剃发的幸存者。面对如此沉痛的历史，如何唤起幸存者那无法言说的记忆，朗兹曼借助了历史重演的方式。当然他并没有在摄影棚搭建一个毒气室内景，让这位亲历者去回忆这种异常艰难痛苦的剃发过程，而是在特拉维夫的一个郊区找到一个理发馆，让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理发师重新拿起剃刀，为他的一个老顾客理发。理发的过程很平常，然而理发的动作却能够引导情感并召唤记忆。面对朗兹曼的提问，这名叫维巴的幸存者一直都在试图压抑情感，以一种中性、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回应。直到朗兹曼问起他在毒气室理发的情况时，维巴开始躲闪逃避，内心的压抑开始涌动。在经历了长达三分钟的沉默后，他终于进入回忆，情绪爆发并最终崩溃。这个纪录片历史上著名的“理发师重演段落”，犹如打通了时间隧道，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的无缝对接，亲历者的重演行为成了揭示历史真相唯一有效的手段，这超越了一般的影像再现。

在历史学与人类学领域，尽管对纪录片采用影像再现手法存在各种争议，但处理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时，影像再现依然是合法有效的创作手段。同时，伴随着纪录片观众的视听阅历逐渐丰富，也较少会有人将影像再现视为历史原型，影像摹本不会真正取代历史真实。

创作者在拍摄纪录片的影像再现素材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影像再现的首要原则是不能混淆视听，必须时刻强调再现的“仿真性”，以区别于历史的“原真性”。(www.xing528.com)

纪录片对历史的再现只是创造间离的视觉美感，创作者应采取各种手段提醒观众清醒而有距离地审视再现影像。例如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20世纪80年代曾经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傲人的国家资源，真实再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跨世纪天才、意大利的国宝级人物——达·芬奇的传奇一生。全片几乎完整采用了电影剧情片的创作技法，在摄影棚及大型外景地拍摄。但该片在处理影像再现段落的高明之处在于：当要运用电影化的视觉手段将观众带入一段“真实再现”的历史情境时，这段再现画面的开始或者结束之处，会从画外走入一位西装革履的主持人，以一种打破与间离的方式，讲述一个现代人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事的认识与感慨，以此种穿越形式巧妙填补单镜头空间内部跨越500年的时间裂缝。这与20世纪90年代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导演的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作品《永远的一天》中，那个著名的时空转换的长镜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每次都运用有创意的技法间离再现影像是困难的，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用字幕形式对再现影像予以明确标注，使其与历史原真影像有所区分。

影像再现手法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场面的华美，关键是创作者在诠释这个历史人物与事件时，是否有独特的视角，能否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揭示。

纪录片如果缺乏有核心历史观点的内容支撑，影像再现就是做到极致，观众依然会视之为鸡肋。在以内容为王的纪录片时代，创作者在拍摄影像再现的场面时，应该明确一点：再现永远无法还原历史事件本身，在服务于视觉的需求下，影像再现不用刻意表现历史中的生活与环境的细节。纪录片再现影像营造的是一种历史的情境氛围，在视觉上传递给观众写意性的视听感受即可。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说：“制造出一种在一定时空距离之外，但感觉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

在传统文献纪录片中，创作者只有在实在无法找到历史原真素材，甚至所有物质遗存都没有的情况下，才可以有节制地使用影像再现。如果可以找到历史原真素材，或者能够找到亲历者，甚至是了解内情的研究者，影像再现的手法都应尽量少用。许多纪录片以影像再现作为创作手段和商业噱头，在某个特定时期还可能奏效，但影像的“保质期”非常短。毕竟，追求真实才是纪录片的第一要义，尤其是历史文献类纪录片，作为以史为鉴的光影碑文，更要慎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