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志在发掘历史中,那些吸引观众情感投入的、真实存在的个性人物在充满冲突与危机的情境里开展的一系列现实行动,并为这些由行动组成的叙事链寻找统一的因果逻辑,以创建真实故事的情节结构。
纪录片具有文献价值,是历史叙述影像。这决定着纪录片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出发,从影像编年中将拥有历史现实意蕴的人类行动挖掘出来,构建有故事情节的叙事链,以还原历史中充满个性的人物。
任何故事叙述都以人物为观照对象,纪录片创作亦是如此。即便是完全记录历史编年事件的题材,创作者也应更多地关注事件中的人,而不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甚至某些自然科学、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也会立足于人文关怀与人本叙事,为拍摄对象倾注人性化的表现。如英国BBC斥资800万英镑,依赖虚拟技术制作完成的6集自然历史类纪录片《与恐龙同行》,每集主角就设定为一头具有人格特征的恐龙,通过叙述它一生中所经历的关键事件,还原那个时代地球自然环境的历史。其中有一集《巨龙时代》,讲述的是侏罗纪时期一头小梁龙是如何历经艰险躲避各种天敌,最后长大的故事。影片中虚构了一头拥有极强生存信念与勇敢精神的小恐龙形象,以人格化角色塑造手法解释了恐龙的历史性。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说: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因此,在前期剧本写作中,对人物展开纸上分析至关重要。由于创作者只是确立一个时间段作为纪录片叙事文本呈现的时间,因而借鉴戏剧剧本创作的经验,可以在纪录片文本形成之前,为每一位角色建立有关“戏前史”的背景材料,以确立各自的主配角关系,挖掘人物角色蕴含的现实意义,体现其历史性。纪录片不是新闻,只是平面地介绍或者描述人物还远远不够,必须为所涉及的人物寻找更深刻的社会维度与更广博的时空向度。将人物经历的事件纳入社会历史视野去思考,以挖掘其社会性内涵与批判性价值。因此,纪录片的人物角色往往被赋予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人类学意义。分析人物的“戏前史”,需要从这些宏观表征中挖掘出人物的个性色彩,以寻找维系故事张力的人物特点。
“戏前史”力求清楚地表明人物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外表特征、行为细节、个性特点、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等。创作者据此判断历史事件的发展与人物可能发生的戏剧性反应,为前期剧本还原人物外形、塑造人物性格、搭建叙事结构指引方向。这也要求纪录片在关注主角的同时,注意挖掘次要人物线索。但这些次要人物始终是为主要人物服务的,对故事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完成了对个性人物“戏前史”的分析,人物追求的目标及遇到的困难也就明晰了,而遭遇这些阻力恰恰是呈现人物真相最佳的动力。所谓人物真相,是指隐藏在平和的生活表象下,人物内心的真实冲动与主观需求,由此体现出人性的本质特征。人物真相越是复杂,人物形象就越具魅力,由其主导的事件也会更富有戏剧性。但一般来说,人物角色都不太会轻易表露出真实本性,这就考验着创作者的人文素养与思考能力。以历史纪录片为例,前期剧本创作者要在诸多历史文献中还原人物的真实性格,除了要具备基本的历史分析能力之外,还要能准确发现那些人物为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面临巨大阻力而作出艰难抉择的关键瞬间。在这些时间节点上,人物的性格特征一定会完整而深刻地镶嵌其中。在纪录片的故事结构里,人物面临的阻碍越多,人物的性格就能揭示得越深刻,戏剧效果就会越强烈。因此,选择有具体历史目标与巨大阻力的人物,是纪录片前期剧本选题及写作的标准。
叙事链就是人物因为某种真实的戏剧情境而开展的一系列正在进行的事件。事件即信息,对事件的选择与组合,能够形成贯穿影片的故事结构序列,引发观众的期待,形成影片叙事的动力。纪录片是对过去事实及当下现实的记录、呈现与表述,最常用也最有力的影像结构方式是采用现在进行时态来紧密跟踪拍摄人物,以身处其中的主角的内部视点来还原历史真相,从而自然获取故事叙述中起承转合的结构与充满悬念的戏剧效果。在纪录片前期剧本写作中,要明确、真实地记录历史,通常有以下两种故事驱动类型。
(1)人物驱动型。人物驱动型纪录片表现了历史人物为完成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其核心诉求是讲述人物如何创造并感知历史真实,着重表现人物面对历史所作的艰难选择。写作时可以暗示换一个主角,面临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对人物的角色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创作者在关注人物外部行动的同时,要注重挖掘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信念、价值观、社会惯例与原则支配下的有意识动作。虽然激情与冲动也可以驱动人物行动,但那只是历史的偶然,缺乏社会普遍性。人物驱动型纪录片创作的关键就在于找到具有独特个性、行动力强而又能承载历史意义的人物,强大的人物是这类影片成功的关键。如《灰熊人》里的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提摩西·崔德威。口述历史、人物传记类文献纪录片大多采用人物驱动的故事法。
(2)情节驱动型。情节即故事的叙述结构,通常由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构成四幕式戏剧结构,也有由开端、发展与结局构成的三幕式戏剧结构。与人物驱动型纪录片不同,情节驱动型纪录片的叙事线来自情境本身,人物服从于历史情境架构的事件并置身其中。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行动时自然表现性格。大多数人物受情节驱动后产生一系列具体的反应,这能够显现出他们隐藏的性格、思想及价值观。在纪录片的叙事中,创作者可以依靠一种故事模式框架来组织填充历史材料与人物行动,创建起承转合的情节结构。这其实也是一种封闭的、连贯的关乎历史真实的解释结构,实现了编年故事叙述与现实意义诠释的双重任务。绝大多数主题事件类纪录片采用情节驱动模式,如讲述二战期间转移故宫国宝故事的纪录片《国宝大迁移》、记录东京审判的纪录片《丧钟为谁而鸣》等。
2006年,美国探索频道制作的有关中国崛起的纪录片《列国图志·中国》,开篇的解说词是这样描述的: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土地,有着上千年的文化,拥有巨大人口的国家,十三亿的人民,注定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这是有关这个高速发展国家的故事,梦想与挑战驱动着这些人。他们在奋斗,他们在不断尝试。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如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这个古老文明能否在未来的经济冒险中生存下来?如果这些都发生,它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是一个有关地球上最伟大改变的故事,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们改变命运的故事,一个关于长城脚下人民生活的故事。
这段极富情感与煽动性的解说词,建构起普通中国人如何在冒险与挑战面前实现个人梦想的现实戏剧情境。在充满异域文化与个人奋斗的情节框架中,《列国图志·中国》以中国风的民族音乐和极具地域风情的视觉镜头,用强烈的故事悬念与叙事张力勾起了西方观众的好奇心。开场一分钟,不仅明确了戏剧情境,决定了故事的情节走向,也打造了纪录片的收视卖点。
戏剧情境作为故事写作的根本问题由来已久。18世纪,严肃戏剧创始人、法国剧作家狄德罗就曾提出“作品的基础应该就是情境”。之后,戏剧情境成为“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是戏剧情节的基础”[2],其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对人物产生影响的具体事件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常见的戏剧中,人物会因为冲突的戏剧情境而激发情感,暴露性格,并由此展开一系列行动,导致人物关系发生转变,最终发生命运的转折。只有明确了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人所处的历史情境才会自然显现。最具活力的情境元素是危机与冲突,当历史人物因为利益、立场、价值观与社会文化惯例出现矛盾时,揭示危机情境中冲突双方的立场原则,讲述解决危机的全过程,构成了纪录片叙事的情节结构。
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曾经写过一部回忆录《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讲述了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及1942—1945年担任希特勒秘书的传奇经历。在这部自传中,最具历史价值且最有揭秘性的故事来自琼格还原的一个极度绝望的历史情境。在柏林被攻陷前的最后几天,她亲眼见证了德国第一家庭的最后岁月,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危急时刻:随着苏联人的炮火响起,在琼格的视角里,帝国指挥部穿梭往来的军官们在做垂死的挣扎,而希特勒的情人爱娃·布劳恩在炮火间隙,却从地堡中走出来,欣赏在已成废墟的柏林城中长出的几朵美丽的鲜花;面对无法挽回的溃败,爱娃甚至还组织了一场指挥部舞会。这些癫狂的行为表现出德军最高指挥部里垂死的精神面貌,客观真实地还原了帝国毁灭的最后时刻。而最引人关注的希特勒,琼格回忆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居然在做一个无聊的毒药实验。他用他的爱犬布隆迪尝试了毒药的效果。不难看出,此时的他已有必死之心,但他内心的纠结在于:采用哪种自杀方式能保持尊严。这个细节深刻地揭示出希特勒一贯的猜疑心理及疯狂的行事思维。由此,观众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最后时刻,希特勒会下令毁灭包括工业基础在内的德国所有产业。这个垂死挣扎的偏执狂人,以毁灭全德国民族文化振兴的基础为代价,不留给盟军任何有价值的遗产。这就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魔在最后时刻试图抓住更多殉葬者的死亡心态。对比历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希特勒害怕苏联军人会吃掉这只纯种的牧羊犬而选择毒死它。琼格回忆的这个故事无疑更可信。一般来说,当事人在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尽管时常会有意无意地美化自己,但依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琼格在这本书中,自始至终怀有强烈的自省意识,她表示认罪与忏悔其实无需太多勇气,人应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这也是她的口述历史材料显得尤为可信的原因。深陷死亡危机中的希特勒,依旧表现出独一无二的复杂性格,琼格的回忆使得关于希特勒的历史资料更加真实完整。而帝国毁灭前最后几天的戏剧情境,又创造了一个无比适合影像故事表达的真实题材。根据琼格10小时口述材料创作的90分钟纪录片《盲点,希特勒的秘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而根据这些历史真实材料改编的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2005年也被提名为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正是由于独特的历史情境、独特的历史人物与独特的历史行动被见证留存,才创造了独特的纪录片故事表达。琼格有关德国陷落的回忆实现了纪录片叙述中历史性与故事性的完美结合。
纪录片的实质是依照某种逻辑及科学条件研究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目的论的指引下展开现实行动的,这关乎人性的欲望。绝大部分纪录片都在创造一个目的论的解释框架,这与虚构类文学创作的书写模式类似,历史真实与戏剧故事在表达形式上异曲同工,只不过纪录片的叙事是“戴着镣铐跳舞”。
我们在戏剧故事性的研究中,经常会谈到几个概念:事件、故事、情节。福斯特曾经说过:“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然后王后悲伤而死,这是情节。”可见,在故事叙述中,事件就是指一件事,例如国王死了;而故事则是对两个及两个以上事件的叙述,例如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情节则是对事件的安排及故事的建构,其核心依据是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例如国王死了,王后悲伤而死。托马舍夫斯基则更加准确地说:“故事和情节都包含相同的事件,但故事中的事件按照自然时序与因果关系排列,情节强调的是对事件的重新安排与组合。”[3]之后,结构主义者继续放大情节设计的艺术创造性,视故事为事件的本来面目,切割情节与故事之间的对应关系:“每一种安排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情节,而许多不同的情节可能源于同样的故事。”与戏剧中情节与故事素材的间离关系不同,纪录片叙事中的故事与情节都必须依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及逻辑。否则,纪录片就会陷入虚构的境地,因追逐故事性而失去真实性。
纪录片大师迈克·摩尔在1989年曾经拍摄过一部备受争议的纪录片《罗杰与我》。该纪录片为了追求故事的情节结构故意改变了编年事件的顺序,制造出备受争议的因果关系。《罗杰与我》是摩尔从老家密歇根州福特林镇的左翼杂志《琼斯母亲》的编辑转为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出生于福特林镇通用汽车公司总部蓝领工人家庭的摩尔,恰逢20世纪8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全面滑坡,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罗杰·史密斯宣布关闭多家历史悠久的汽车工厂,造成包括摩尔家人在内的3万名美国工人失业。这位立志鞭挞美国社会不公的影像批评家,以变卖房子、举办赌博游戏等疯狂的募资方式,历时3年拍摄了这部控诉通用汽车公司失败且无情的资本主义经营策略的纪录片,记录下整个福特林镇经济全面崩溃、普通民众深受其害的悲伤故事。《罗杰与我》开创了迈克·摩尔标志性的影片拍摄方法:搭建一个寻找式的影像结构。在影片中,摩尔尽其所能地造访罗杰,以邀请其来到福特林镇亲眼目睹不堪的经济状况为线索,穿插大量的新闻报道、纪实采访与跟踪调查,从微观经济社会史角度,建构起一篇有关美国汽车工业小镇的调研分析报告。该纪录片也因此斩获了包括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在内的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然而,电影评论家哈兰·雅各布森在《电影评论》杂志上详细分析了这部影片在结构编年事件的因果逻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批评迈克·摩尔将历史事件处理成杂耍蒙太奇,为制造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而忽视了纪录片创作的基本底线。
纪录片《罗杰与我》的叙事时间始于1986年年底。摩尔的表述是:此时,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罗杰·史密斯关闭了密歇根州福特林镇的11家工厂,导致3万人失业,汽车工业小镇从此坠入深渊。在摩尔的影片中,由事件构成的情节与因果逻辑如下:
1.1986年通用汽车公司在墨西哥开办了11家工厂,这样,可以将个人工资控制在每小时70美分。
2.在福特林镇,最后一辆通用汽车从装配线上生产完成。
3.美国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访问福特林镇,摩尔赋予这些新闻镜头的解释是:“正当每件事看起来都毫无希望的时候,罗纳德·里根来到了福特林镇……”这个影像段落的结尾,摩尔称有人出门时“借走了收银机”。
4.福特林镇上演了一场游行,摩尔对即将参加美国小姐选举的密歇根小姐进行了简短采访。
5.福音传教士罗伯特·舒勒来到福特林镇鼓舞人心。
6.当摩尔展现出一个被遗弃的每况愈下的福特林镇时,他的叙述是“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全国性失业中心,正当它看起来毫无希望时,市政府想出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个一揽子计划是指在市中心建立凯瑞酒店和购物中心“水街亭”,并开办“汽车世界”,将福特林镇打造成汽车主题公园。
摩尔的叙事逻辑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确定关闭福特林镇的工厂之后,美国人开始了热热闹闹的“拯救行动”:总统候选人前往福特林镇鼓劲,密歇根小姐选美出征前为福特林镇注入信心,而宗教人士同样也来加油。政府部门更是出台一系列计划,似乎全美人民都在支持福特林镇复兴。然而,摩尔罗列这一系列事件的逻辑是为了凸显福特林镇最终无可挽救的悲惨结局以及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雅各布森查阅了史料后发现以上事件的真实顺序是:
1.1980年,罗纳德·里根作为总统候选人造访福特林镇,并购买了比萨饼,而在他到访的两天前,该店收银机失窃。
2.1982年,牧师罗伯特·舒勒来到福特林镇,此时凯瑞酒店已经开张。(www.xing528.com)
3.“汽车世界”开办于1984年年中,1985年年初倒闭。
4.1986年购物中心“水街亭”开张,这其实是一个从70年代就筹划准备的项目。另外,在1986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失业人数并没有3万,而是1万左右,真正的失业高峰发生在1974年,那时通用汽车公司的净失业人数达到了3.2万人。
5.1988年秋季,游行刚刚结束,密歇根小姐获得了美国小姐桂冠。
以上事件按照真实的历史顺序,是无法紧密地出现在摩尔的叙述逻辑中的。为了更好地服务于1986年通用汽车公司在墨西哥办厂,同时关闭福特林镇汽车工厂的历史戏剧情境,摩尔将里根与牧师的造访、“水街亭”与“汽车世界”的开张与倒闭、通用汽车公司失业人口的激增以及用于反讽的密歇根小姐的夺冠,作为历史情境中的反应行动来逐步提出。并从总统候选人代表的政治力量、美国小姐代表的文化力量以及教会牧师代表的信仰力量建立起行动的升级,最终由政府部门出台的一揽子失败的复兴计划将历史事件的因果逻辑贯彻始终。摩尔“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讲述一部纪录片”,其实是为了追求情节的曲折而牺牲了历史细节的真实。例如对里根在比萨店请失业工人就餐并鼓励他们的真实事件,摩尔产生了强烈的质疑。他将比萨店两天前的收银机失窃事件关联起来,在解说词里写道:“在里根设午宴招待的工人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重返工厂,整个事件唯一的亮点是那个出门时‘借’走收银机的人。”显然,摩尔为历史场景注入了强烈的戏剧性,这是通过打乱事实顺序制造出的情感效果。
如果说,纪录片创作追求的是客观世界的整体真实,那么摩尔解释世界采用的因果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整体的真实性。没有人会否认以上事实都是基于美国汽车工业整体陷落后,工人阶级无从自救,美国社会所做的无能反应。因此影片揭露的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及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都属于整体真实。现实世界从来都不是严格按照情节结构来发展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纪录片可以在整体真实的前提下,为追求故事因果逻辑的戏剧性而改变事件顺序?或者只能按照传统的历史编年来结构,以一种弥补历史裂缝、牺牲故事效果的解说方式来表达历史真实?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的、知道所有事实真相的观众会因为迈克·摩尔的做法丧失对其纪录片整体的信任,绝大部分的纪录片观众会沉迷于迈克·摩尔的影像世界。这似乎已成为纪录片创作中如何处理故事性与真实性的一个悖论,当然,这一切都无损《罗杰与我》在整个纪录片史上的地位。
纪录片叙事是一种借助事实证据,根据有关过去的综合知识信息,展开合理推导的思维及叙事。在处理事实证据的过程中,创作者常常会分析人物行为、精神状态及现实情境,因为历史真相往往隐藏在三者背后:证据指明某些主体行为,主体行为揭示人物精神状态,而精神状态又反映主体行为的现实情境。如果将对这三者关系的综合解释纳入事物产生的一般性常识,例如普遍人性或者一般性事实,那么这种解释可称为直接推导。这是一种将证据与叙述联系起来的归纳法,是非虚构写作中核心观点形成的思维模式。如果将这个关乎历史真实的思考过程转换为追求戏剧情节的叙事思维,那么这三者的关系将发生微妙的变化:主体现实境遇是故事情境,人物精神状态是心理动机,而主体行为则是历史现实行动。在纪录片的叙述中,上述采用证据直接推论的归纳法,是创作者经历前期调研及案头工作后得出的有关历史真实的结论。一旦进入叙事环节,这个结论就成为历史现实情境决定人物动机,人物动机决定历史现实行为的叙述逻辑。
在故事的真实叙述文本中,情节结构由一系列人物行动与事件构成,一般采用起承转合的顺序,运用强调、重复、对比、突转、延宕的结构技巧,追求情节中人物行动与纪录片主题的统一性。故事开端一般是通过某个历史事件来突出戏剧情境,然后拥有特定性格的真实人物出场,进入情境并开展行动。纪录片对真实人物的动作采用重复、对比与强调的叙事技巧,塑造人物性格,而伴随情节的展开,叙事将出现转折,将影片带入未知与悬念。在剧本写作中,这个事件通常被称为“情节点”。它是指能够引发主人公行为动作的激励事件,具有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行为。观照对象的人生经历中如果缺乏这种推动人物产生变化的情节点,主人公的生活就会丧失戏剧张力;而拥有一个情节点,就能刺激历史现实发展的进程,实现人物心理的顿悟,导致角色人际关系发生转变,最终凸显出纪录片的实在性主题。也就是说,在情节结构中,只有挖掘带来转折性及强烈戏剧力量的情节点,才能将纪录片叙事引入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当纪录片叙事文本的情节点出现之后,开端部分的历史现实情境的各类元素也相应发生各种变化,包括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与人物关系等各种故事元素随着冲突升级而不断发展。历史现实情境在新旧元素交替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情境并刺激人物开展新的行动,情节得以继续发展,造成历史场面的变化,而戏剧冲突正是在这些不断转换的历史场面之间发生发展,逐步将纪录片的真实故事推向高潮。
要准确说明纪录片叙事的情节结构,最好的案例是美国历史频道在2010年播出的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这部讲述美国简史的12集电视纪录片,动用了近1 600名专业演员及群众演员,使用了堪比电影《阿凡达》的视觉动画特效及好莱坞顶级电影特技,以极具史诗感的美国类型电影技法,构建了真实精彩的故事情节与绚烂的视觉效果。这部历史影片分为反抗者、革命、西进、分裂、内战、腹地、城市、繁荣、萧条、二战、超级大国、黄金时代等12个主题,是面向美国中小学生传递主流历史价值观的纪录片。
《美国,我们的故事》类似美剧的时间长度,每集为43分钟,一般讲述4—5个历史故事,每个故事的时长为6—8分钟,中间穿插历史背景叙述,为编年故事建立起戏剧情境及情节逻辑。以第一集《反抗者》为例,影片讲述了5个重大历史事件:
1.英国农民约翰·罗尔夫通过走私,给北美大陆带来了第一批烟草种子,开创了美国最初的烟草经济模式。
2.印刷学徒爱德华·温斯洛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普利茅斯,找到了结婚对象。现在几乎百分之十的美国人都是这艘船上乘客的后代。五月花号的乘客与当地的波卡诺基特人联手击败其他的印第安土著,成为感恩节的由来。
3.英国军人发动对汉考克号烟草走私船的清查,结果引发了波士顿惨案。中产阶级银匠保罗·里维尔雕刻了惨案中英国士兵屠杀殖民地人的画面,激起了北美大陆人民的武装反抗。
4.《波士顿公报》报道了屠杀惨案,这种新闻公开制度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精神,也促成了有乔治·华盛顿参与的费城第一次大陆会议,推翻殖民者的革命正蠢蠢欲动。
5.1775年,马萨诸塞州,在农夫约翰·帕克的指挥下,莱克星顿民兵打出了第一枪,美国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爱国者们雄心万丈,他们要向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发起挑战。
显然,这5个事件遵循了时间顺序,交代了美国移民传统的开始,烟草经济基础的初步确立,英国殖民者的掠夺以及美国国民武装反抗。纪录片的叙述因果逻辑为:美国因殖民压迫而反抗。在叙事链中,每一小节都有一个历史情境、一个历史人物(集体或个人)、一个奋斗目标、一个历史行动、一系列阻力障碍、一个事件结果与意义阐述,并由此引发下一个叙事情境。以第一小段为例:
开场40秒片头解说:
为了寻找新的机遇,先驱们远渡重洋,一个国家因此诞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但为了追求自由,昔日朋友反目成仇。
新一代的美国人,即将对阵世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是前锋,也是先驱,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将梦想付诸现实,我们的奋斗将换来一个国家的新生。
在影片片头的解说中,集中表述了几个戏剧要素,并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关于美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中,历史情境是国家诞生后殖民地人民自由受限,昔日朋友反目成仇;历史人物是新一代美国人;奋斗目标是国家的新生;历史行动是为自由而战;障碍阻力是对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历史结果是美国建立。用于向大众普及历史教育的影像历史纪录片,这6个故事元素缺一不可。
在每个故事段落中,纪录片列出了几个具体的场景事件,建立起一条清晰的情节链,并在相应位置插入历史背景信息。以第一集7分钟的故事——约翰·罗尔夫开创美国烟草走私经济模式为例,影片列出了7个事件:24岁的英国农民罗尔夫横渡大西洋;上岸后经历饥荒时代,人吃人的恐怖事件发生;在两万名波瓦坦族土著包围下的战斗;罗尔夫的烟草种植及走私计划;罗尔夫与波瓦坦部落的政治联姻;黑人移民传统的开始;烟草经济繁荣,使得詹姆斯敦由人间地狱变成美国第一座兴旺之城。故事的行动主线,是罗尔夫在西班牙人限制烟草贸易的历史背景下,在北美大陆开展烟草生产及走私的经济繁荣计划。影片开始交代横渡大西洋前往詹姆斯敦的海上航行危机四伏,10个人中有7个人活不过第一年;然后是一系列饥荒、内讧与土著人攻击。面对这些历史行动的障碍阻力,罗尔夫选择与土著人政治联姻,这是历史故事中解决危机的情节点。最终的结果是移民城市詹姆斯敦创造了美国式的繁荣。而这恰恰是引发下一个历史事件波士顿惨案的直接原因。在这个7分钟的片段里,许多历史背景信息都杂糅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只有一个历史背景花了1分40秒时间来专门叙述:
北美大陆是终极机遇之地,一块拥有大量待开发资源的大陆。
首先是所有资源中最有价值的土地,这块后来成为3亿多人家园的土地,有几乎一半的面积被成片的森林覆盖着,共有超过500亿棵树;再往西,就是900万平方英里的美洲荒原,6 000万只美洲野牛在平原上狂奔;在地下,据说有钻石、白银和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矿层。
移民们预期,(这里的)黄金储量不亚于理想中的黄金国,但罗尔夫在英国殖民地詹姆斯敦看到的却是人间地狱。
可以看出,这段历史背景交代了美国的历史地理特征,同时也完成了历史叙述中的场景建构。美洲大陆,是先驱者罗尔夫的历史舞台。在描述这个非凡的场景时,创作者采用了对比与突转的叙述结构技巧,将黄金国与人间地狱并置,为作为冒险者的罗尔夫从空间上确立了一个充满危机的戏剧情境。
爱尔兰诗人叶芝曾经说过:“一切艺术分析到最后显然都是戏剧。”[4]纪录片创作,在取材于现实世界的故事建构中,对人物、事件、冲突与情境等经典戏剧概念的借鉴,无疑将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中创造属于历史的“现实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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