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人类学纪录片：深度探索视觉与语言之谜

在人类学界，观察流传下来的人类历史痕迹，以符号证据解释客体世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融合了考古学、地理学、信息科学及统计学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史称符号人类学。符号人类学采用人类学普遍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方法，不过，其调研对象不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是过去的人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对历史痕迹的现实考古调查，将文物或现实遗存的有关人类过往的符号信息纳入研究视野，以确定这些符号在过去曾被赋予的特定意义。为了了解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在历史长河中，其符号意义是如何产生、如何演变以及如何折射出人类行为背后蕴含的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的。符号人类学家通过对一系列墓葬及遗址的考察，从历史情境中去解读隐藏于物证中的过去的社会，让无声的物质对象不再沉默，让每一件器物背后那些鲜活的信息得以还原，最终诠释物质文化遗存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而用现实影像来诉说过往行为的符号人类学纪录片，在现实时空里还原人类学家的考证思维过程，采用实时记录的电影方式，追踪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古及科学调查，并以此为叙事结构线索，形成了“痕迹本体论”的影像解读。

在符号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家一般会从三个方面展开考古调查：思考物质文化与社会行为的关系、认识社会变化的动因与效果、建立事实与推理之间的紧密逻辑关系。这三个思想维度也成了符号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指南。

物质文化与社会行为的关系往往被认为是人类学家考古的核心，尤其在面对有一定聚落规模的文化遗址时，人类需要在由生存环境所决定的物质条件下，围绕衣食住行展开一系列社会性行动，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族群结构，以维系特定的共存关系。这种由器物组合反映出的人类的共存关系，对推断年代非常重要，同时也能传递出相关的文化信息，甚至能够定义某种历史文化形态。尽管这类纪录片关注的是人类普遍的行为，但考证符号化器物的推理过程往往充满悬念，人类学家犹如历史侦探，拨开重重迷雾去探究人类神秘的过往。这种浑然天成的曲折的叙事结构构成了这类纪录片的收视核心，例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考古中国”系列影片，介绍了河姆渡文化、殷墟文化等一批中国古代文化遗址。它们皆属于探秘类符号人类学纪录片，《河姆渡》《王者之器》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在确立了人类历史文化形态的基础上，人类学家还需要捕捉这种历史文化形态的走向，认识社会变化的动因与效果。这需要引入系统论进行综合研究，将古代人类的生产力技术要素、地质条件、气候因素等诸多外部环境因素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考察，以判断其内部是否存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社会性组织。同时，由于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将历史的形成理解得更复杂。人类学家正是在不断对充满悬念的问题进行调查和论证的过程中，确定人类文化的断代、分期、延续乃至消亡的方式。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逐渐增强，文化形态日益丰富，这也为符号人类学增添了更加丰富的纪录片素材。更重要的是，这类依托考古调查反映社会巨变的影片，蕴含了强烈的冲突性要素。纪录片表面关注的是某个部落种群的历史，实际上讨论的是人类文化的更迭及延续，这也是BBC、NHK等最青睐的科教纪录片选题，如《失落的文明》《消失的庞贝古城》等。(www.xing528.com)

无论符号人类学纪录片关注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城市的兴衰，都需要借助历史事实，这是对早期考古学经验主义的一种修正。考古学经验主义认为事实是自明自言的，但实际上，真实世界可以独立于人类的观察。比如考古中发现一个陶罐，在进行测量、计数与比较之前，观察者会推断陶罐的类型、制作的情境等。这种对客体器物的推断是基于历史文献的一种思维判断，真实世界并不能制约这种对历史考古的猜想。考证器物与查阅文献的双重参照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讨论秦国为什么能一统天下的影片《复活的军团》，就是在现实考古中运用推理思维的杰作。

在符号人类学纪录片中，思考物质文化与社会行为的关系、认识社会变化的动因与效果、建立事实与推理之间的紧密逻辑关系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纪录片导演通常会在选题策划及创作方向上，从这三个维度去挖掘最符合观众兴趣、最具有市场卖点、最富历史揭秘性质的信息点及戏剧故事要素，例如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河姆渡》。河姆渡文化是七千多年前活动在浙江余姚地区的远古人类创造的遥远奇迹。河姆渡人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独具匠心的改造能力以及超越时代的艺术天赋，开创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的文化形态。博物馆里，现存有从河姆渡遗址中挖掘的锋利的石器、精美的骨哨与陶器等一系列生产生活工具，还有人工栽培稻遗存与干栏式建筑材料。这几千多件器物足以让历史学家展开推理，思考七千多年前河姆渡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而遗址中叠加的地质层结构也足以说明海水侵蚀是河姆渡文化消亡的最终原因。《河姆渡》发挥了影像艺术的创造性表达特点，创作者在开篇就强调：他们将引领受众穿越历史时空，去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构人物，而关于这个人物的所有猜想，都基于20世纪70年代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在纪录片中，人类学家负责推测这个符号化的虚构人物吃过的食物、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工具，甚至是经历过的事情，而纪录片导演则负责使这个虚构的人物具象化，并按照现代人的习惯为他取名。当人类学家的解释声音与这个叫“河”的人物的声音交替叠加于“河”的行动影像之上时，影片在声音与画面的相互补充、指涉、碰撞与间离之间还原了负载于器物符号之上的某种客体真实。毫无疑问，受众对这段发生在七千多年前的历史是陌生的，但对于镜头前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却能即时感受并理解。受众在声音与画面的并置关系中综合、重构对河姆渡人的认识，超越了任何理性文字解说与感性画面展示。《河姆渡》将现实主义的历史考古与超现实主义的历史再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考证历史的三个维度以一种完整精巧并极具风格化的影像结构展示在银幕上，为符号人类学纪录片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