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社会人类学的纪录片之旅

与服务政治宣教功能的格里尔逊式解释性纪录片不同，社会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焦点是从政治体制转向人们的现实生活，提倡一种“自下而上”的影像观察，将注意力放在微观的经济民生与社会现实上，以高清、长焦、凝聚的视点还原复杂的社会生活。它重视对直接经验的使用，将注意力集中在由个体构成的社会单元上，研究人类行为的现象与结构。

社会人类学纪录片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微观常态生活类纪录片，是在较长时间内对一个地域发生的生活事件展开细致入微的观察。通过挖掘有表征意义的场合中，众多个体的生平、家庭网络及社会群体的历时性变化，解释社会的历史演变，这类纪录片的代表作有《铁西区》等。第二种是时事写真类纪录片，针对人类社会发生的具有重要、新鲜、接近、冲突、显赫等新闻价值属性的事件，挖掘其背后的含义及社会历史解释逻辑，这类纪录片的代表作有《四万万人民》《战斗的士兵》等。而作为文化产品，微观常态生活类与时事写真类纪录片往往被通俗化为纪实类或社会新闻类纪录片，如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新闻调查》等。尤其是《生活空间》，每天用8分钟“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微观视角关注现实世界里有故事性、代表性的平凡人的生活琐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这类纪录片的社会人类学传播效应。

微观常态生活类纪录片的创作者，要抛开追求国家历史命运中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将普通人物与事物作为观察记录的核心，包括普通人对生活物品的制作和使用、各种形式的劳动与消费、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及行为模式、司空见惯的重复操作等。创作者必须运用间离的眼光，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陌生感，以独特的视角解读熟悉的社会要素，还原普通人的行动逻辑与背后隐藏的历史社会关联。这个创作理念便是“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

关注现实情境下普通民众的生活，无异于撰写小人物的历史，这涉及对小人物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概念的分析。小人物的行为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生活氛围中的人拥有的某种共同心态。在此基础上，纪录片对具体行为进行解读，并揭示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之间的某种关系。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播出的《泰福祥日记》就是这类型纪录片。该片记录了1997年张家口人民商场实行企业改制的故事。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改革浪潮中，一群原国有商场的普通女员工面临或下岗、或入股、或承包柜台的命运选择，上演了一出鲜活生动的历史戏剧。虽然对这些深陷改制风波的普通女人来说，《泰福祥日记》选择了一个属于她们的冲突时刻，但对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企体制改革历史来说，这种个体的非常态转变恰恰反映了整个国家所经历的改革常态。发展与演变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阵痛与彷徨是这些个体的共同感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这些个体以复杂的反应来应对有些陌生的世界。而纪录片正是用这种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的方式，为人物的历史行动赋予某种因果联系，并给出解读。历史真实就在这微观视角与宏观视野的往返碰撞之间获得某种潜在的自明性。

在纪录片《泰福祥日记》中，开场就是张家口人民商场总店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总经理宣布“买断商品”改制政策的画面。这种有偿使用国有资产买断经营权的体制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镜头即时捕捉了在座员工复杂的表情。他们就是身陷具体改革情境中的人物群像，包括影片的主角、承包经理刘玉娥，普通职员全桂英等。之后，纪录片依托向现实取材的跟拍纪实段落展开影像结构，完整地记录下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家庭内部的商议、个人的犹豫与忧患、新承包人员结构的组合以及最终每个人作出的选择。纪录片用这些细小、微观且丰富的生命体验为宏观社会分析提供了诸多历史佐证。承包经理刘玉娥的50万集资绝大部分来自家族成员，这几乎是中国所有第一批私营业主启动资金的来源模式。在纪录片中，刘玉娥在饭桌前说服亲属们的过程充满忐忑，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含蓄，而作为家族亲戚的借债方，他们并不关注刘玉娥的商业模式与经营思路，只是不断问一个问题：“赔了怎么办？”这一切都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缺乏商业氛围的中国家庭在不熟悉、不擅长的经济领域是如何上路的。当刘玉娥和自己的合伙人将集资交给人民商场时，镜头里远处是会计点钱的声音，前景是她在四处张望，惶恐的眼神显露出惶惶不安。直到合伙人转身，她才按捺住短暂的心慌，表情变得坚定。对纪录片故事创作来说，这个细节是一个绝佳的戏剧时刻，传递出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而对于纪录片的社会人类学意义来说，这个细节呈现出的客体化的社会压力，丰富了时代巨变中的解释性材料。纪录片的另一个主角——全桂英的下岗故事则被演化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经济生活的标本。在一个一家人吃饭的普通生活场景中，因为低收入而瞻前顾后的丈夫，满口官腔、似乎还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公，以及全程沉默寡言的全桂英，完整地呈现出一个安于现状、女性处于附庸地位且传统农业文明思维根深蒂固的家庭结构模式。这个家庭的痛苦难以言表，缺乏行动能力却又被迫卷入时代浪潮。更让人唏嘘的是，十年后，当中央电视台再次采访《泰福祥日记》中的群像人物，刘玉娥依然是泰福祥的承包人，只不过她已成为千万富翁，并将女儿送到澳洲留学，学习的专业是零售管理。刘玉娥的遗憾是最终没有做国际贸易，她同时代经商的朋友在这个领域已经赚取了数亿资产，做国际贸易已成为她对女儿唯一的期盼。而有关全桂英的消息是，她在下岗一个月后，在另一家商场承包了一个柜台，之后再无消息。当像刘玉娥这样的成功者以吃苦耐劳的精神诠释着支撑中国经济崛起的民族本性，这些无助的听任历史摆布的全桂英们，则同样诠释了在国家经济腾飞时伴随的家庭震荡与付出的社会代价。如果历史可以重来，她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短暂的历史波澜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趋势，众多个体的因果模式构成群体的互动关系。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微观历史贡献了个人故事，也将自身渺小的力量贡献给了伟大的社会历史，并成为其有机的、细腻的、别具风情的组成部分。

在如今的“像素时代”，摄影机像一支笔，海量地建构起各种来自历史现场的写真类时事影像，其以年代为经、事件为纬的编年序列，编织出线性的连贯的社会历史，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框架的基石。纪录片总是致力于展现历史事实发生的顺序与联系，创作者需要超越编年事件、人物年表和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从过往的事件中获取生动的感受，以探究高于事件过程的历史真实。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不同，时事写真类纪录片与新闻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它的选题线索几乎都受到新闻价值的属性引导，但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而是以新闻事件为载体，具有独特纪录片属性的影像。它利用影像记录现在的新闻，以留存于史。正如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所说，纪录片与新闻的差别在于新闻只需要及时传递事件的信息（“新闻五要素”）；而纪录片则要进一步探寻新闻事件之间的内部联系，寻找所谓的事件真相，使得新闻素材具有历史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时事写真类纪录片成为打造通向过往历史解释的影像通道，它的特点是：

（1）不追求新闻的时效性，而是将现在纳入历史真实的思维向度之中，追求一种现实素材的影像文献价值。

（2）侧重点不是关注新闻事件、传播新闻信息，而是引入微观视角，关注事件中的人和细节，包括他们的心态、观念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记录行动者如何折射出客体真实，并映射出被历史裹挟的具体行动者。(www.xing528.com)

（3）其真实性较新闻的真实性更加丰富，兼具主体真实、客体真实与符号真实，而新闻的真实性更强调客体新闻要素的真实性。

（4）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能动的艺术观照，其主体创造性强于新闻，是具有艺术价值的节目形态。正如格里尔逊所说：“纪录片的理念，就是把我们时代发生的事以各种激发想象力的方式，用比原貌更丰富的观察搬上银幕。一方面，它的视野虽是新闻式的，但它可以提升到诗与戏剧的层次，换言之，在清晰地陈述事实的过程中，美学的品质应运而生。”^[1]

二战期间，美国出现了大批供电影院放映的新闻纪录片。它们的题材广阔，符合新闻价值属性，强调身临其境的实时记录手法，如《时代在前进》《这就是美国》《今日世界》等。之后，电视媒介蓬勃发展，继承了这类新闻纪录片的衣钵，在电视平台传播各个社会领域的时事纪实，为影像编年积累了视觉文献。根据新闻价值属性，时事写真类纪录片的侧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这类纪录片一般关注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在较长时期内为人们所关注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这类事件拥有宏大的历史背景，对解读许多人类行为具有深远意义。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贸易摩擦等，它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观念等，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拍摄这类题材时，导演应多采用微观视角，关注重要人物的行为及反应，通过记录重要人物的历史决策过程和参与重大事件的人们的生活、工作片段，为历史转折和社会变迁留下真实的影像记录。例如直接电影的开山之作、德鲁小组为美国广播公司（ABC）制作的纪录片《党内初选》，就完整地记录了1960年肯尼迪竞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全过程。另外，导演驾驭这类重大选题时，也可以选择普通人的视角，通过关注重大事件对小人物的生活及命运的影响，弃全景视野而以点带面，为历史真实注入迷人的个性思考，如表现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我们的娃娃》。

如今，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鲜的事物层出不穷，关注时代发展是传播者的职责。服务于电视媒体的媒介次作者纪录片本着弘扬新道德、传播新风尚的原则，记录当下的历史，思考人类的社会责任，从新鲜事物和先锋人群之中，挖掘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例如《新闻调查·大官村里选村官》，就是通过记录中国实施最基层的民主选举试点这一新鲜事物，反映出中国政治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进步以及人民对此表现出的热情。这场发生在20世纪末中国东北大官村里的村官海选，也因此作为历史影像载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史册。

媒介次作者纪录片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重要节目形态，面对具有新闻价值的突发事件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尤其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的重大突发事件。媒介次作者纪录片应抓住人们急欲了解诸如地震、火灾、空难、海难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社会事件的心理，及时对事件过程及人物细节予以关注。在创作过程中，这类纪录片可以从更深的社会文化与人际交往的心理层面，表现社会突变对人们生活、情感造成的影响，凸显出人们在不可抗拒的现实情况下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思考，并将其纳入更广阔的历史社会视野。尤其在面对突发灾难时，时事写真类纪录片必须敏感地把握弥漫于现实之下的公众情绪，通过独特的视角，观照事件与事件中的人，以翔实的背景与冷静的记录深入人的心灵，以一种触动民族精神的人文合力，起到稳定大局的社会作用。例如记录报道轰动全球的美国“9·11”事件，绝大部分媒体在画面剪辑与事后追踪上都予以低调处理，不给观众呈现过于刺激、血腥的画面与伤感的人物故事。但当时间逐渐抹平历史伤痛，公众变得冷静之后，在“9·11”事件一周年纪念之际，美国各大广播公司开始深入发掘这一敏感题材，纷纷推出各自的纪录片版本。通过对幸存者、救护人员、媒体报道、受难者家属等多方追忆访谈，直面历史创伤，号召美国人勇敢面对过去，重拾建设家园的信心。这种强调时效性并辅以国家行为的时事写真类纪录片，开掘并深化了社会人类学纪录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