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不主张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

法律规定的空白，加上实务中以“法律为准绳”的作法，直接导致受害人在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时，对于伴随而生的“疼痛”“痛苦”“残疾”与“生活乐趣的丧失”等等非财产性质的损害，并没有提出损害赔偿，而只是就医疗费、营养费及生活补助费等财产损害提出赔偿请求。在受害人年纪尚小，而非财产损害又是伴随一生的时候，有限的财产损害赔偿与其一生的痛苦相比，只能令人感叹受害人“太可怜了”。

1998年6月4日晚，原告张××（14岁学生）查看其家中图像乱晃的电视机，当走到放置电视机的桌子的东侧时，左手碰到已被部分烧焦的电视天线馈线，被电击伤而急送医院抢救，行左前臂截肢术、植皮术，其余创面保守治疗。另查明，巨龙公司未在其所有的6KV电线杆靠近交通过道一侧设立车挡，导致车辆将电线杆撞歪偏向电视天线方，电线的弧度增加，垂度增大，该段线路在大风天气下风偏过大，与原告的电视天线接触，通过天线馈线传电至电视机上而将原告击伤。原告蒙受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21 563元，营养费485元，护理费2 910元，共计24 958元。在该案中，原告没有诉请赔偿其截肢、植皮所遭受的非财产损害。^[34]众所周知，植皮术是要经受“疼痛”和“痛苦”的，而截肢是要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机会以及其对生活的享受的，对于一个14岁的学生来说，情况应当是更为严重。当然，在本案中原告没有提出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请求，我们可以视其对自身权益的放弃。可是，转念一想，如果这种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明文承认，如果这种权益在法院诉求时能够得到准许的话，又有谁会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再比如，在2014年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董×诉沈××、王××、林××等健康权案^[35]（“董×案”）中，王××于2013年9月承包了沈××住宅南面三米多高的围墙建设，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王××雇佣董×等人从事围墙施工。因住宅旁的地下水道需用挖掘机挖掘，王××建议沈××请人把下水道挖好。同月26日，沈××联系到承接下水道挖掘作业的林××，林××指派其雇员赵××前往作业。挖掘机平整地面时，董×、王××等人正在粉刷围墙。期间，围墙突然倒下压伤了董×，医院诊断为：右髋关节脱位伴髋多发骨折、骨盆多发骨折、右肩胛骨喙突骨折、双侧多发肋骨骨折伴胸腔积液、右侧觀骨骨折、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挫裂伤等症，董×为此住院36天。2014年3月司法鉴定：残疾等级为九级伤残；建议休息期限6个月、护理期限3个月、营养期限3个月；后续医疗费以有关医院证明为准。同日，宁波市第九人民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对后续治疗费的意见为第二次手术取出钢板费用约为10 000元左右。董×认为沈××、王××、林××对其损害均有过错，应共同承担责任赔偿。(www.xing528.com)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沈××未经合法规划审批即擅自决定在山坡边建造三米多高的围墙，存在发生事故的危险性和风险隐患；沈××又指挥挖掘机驾驶员赵××在围墙南面的山坡上平整土地，并将挖起的泥土堆放在在建围墙旁边，泥土的挤压对在建围墙的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故沈××存在定作、指示的过失。挖掘机驾驶员赵××虽根据业主沈××要求进行施工作业，但对相关安全作业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作业应当及时停止施工或者予以拒绝，否则，发生安全事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林××作为赵××的雇主，应当对雇员赵××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作为董×的雇主未对建造围墙的工程尽到安全评估、防范、监督、指导义务，未为董×施工作业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理应为董×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所受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董×作为泥工在从事粉刷围墙工作中因围墙突然倒塌而受伤，无证据证实是由于董×自身缺乏安全意识、疏忽大意而造成，故其自身不应承担责任。综合沈××、王××以及林××雇员赵××的过错程度和各自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分析，酌定沈××承担40%的赔偿责任，王××承担45%的赔偿责任，林××承担15%的赔偿责任。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做出如下判决：（1）沈××赔偿董×73 769.41元，因沈××已经支付董×52 000元，故沈××尚需支付21 769.41元。（2）王××赔偿董×82 990.58元。（3）林××赔偿董×27 663.53元。上述给付金钱义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驳回董×的其他诉讼请求。至于何为“董×的其他诉讼请求”，是否请求各被告支付非财产损害赔偿金，在这个案子中是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