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规定，夫妻离婚之后，是否再婚以及与谁再婚等都是自身的权利，其他人不得干涉，否则就是违反了婚姻自由的有关规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然而在清代社会中，妻子成为了夫家财产的一部分。丈夫在世的情况下，由于在结束婚姻的行为中，妻子往往是被动的，加之在日常生活中对丈夫唯命是从，形成了听从夫意的习惯，因而丈夫休妻和嫁卖妻子成为主流。那时，卖妻之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康熙时兴国知县张尚瑗就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兴邑敝俗，或因伉俪不和，或为饥寒所迫，辄将己妻妾妄作姊妹等项名色，转嫁他人，或写立婚书，公行嫁卖。”[8]这一案例详细地说明了该地休妻卖妻的事实和原因，经笔者概括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夫妻不睦，这是家长包办婚姻的恶果，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婚后不睦，导致离婚；二是为贫穷所迫，这是封建剥削制度的产物，由于残酷的剥削，人民生活困苦，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就成了这一时代下的牺牲者。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原因带有普遍性，不是兴国特有。兴国的卖妻事实带有普遍性，能够反映全国的情况。这一结论亦可从其他材料记载中寻得依据。例如，在康雍年间，绩溪县陈文成的家族中，“贫屦至欲鬻妻子者十三家”，可见卖妻者之多。
在丈夫去世的情况下，《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丈夫死后，孀妇有再婚的决定权。“孀妇自愿改嫁，翁姑人等主婚受财，而母家统众强抢者，杖八十。其孀妇自愿守志，而母家、夫家抢夺强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一改自唐律以来父母、祖父母对寡妇改嫁的决定权和主婚权。然而实际生活中，孀妇的这种权利并未得到很好的保障，家长权的过于强大，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之再婚自由只成为一纸空文。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阻碍力量：
一方面是阻挠女子再婚的力量。这主要表现为清代的旌表守节制度，与旌表节妇制度相对应的还有再嫁妇女在名誉和财产上的减损。[4]这一制度是造成妇女生活悲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武进郑马氏二十九岁丧夫，身边有三男一女，夫家、娘家都穷得“空如悬磬，无以度日”，好心人劝其再嫁，马氏表示：“宁饿死，不改节”[9]，可算是守寡者的典型。(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是要求妇女再婚的权力。那时的妇女由于受社会环境影响或是本身志在独身的，也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其一，因财产继承问题而被迫。清朝政府规定，“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即改嫁妇女不但不能接受前夫的遗产，连嫁妆也不一定属本人。因此，有的寡妇家庭拥有丈夫遗留的较多财产，她的族人为了霸占它，就逼迫寡妇改嫁。其二，为夫家所卖。有些贫穷人家，使寡媳出嫁，以减轻家庭人口负担，还可得些财礼。
由此观之，无论丈夫在或不在，清代妇女在再婚问题上都毫无自由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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