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日消灭时效力的评价及优化建议

日本和德国的差异规定体现了关于消灭时效“强度效力”和“弱度效力”的差异性，日本主张强度效力，认为权利本身因时效而消灭，而德国主张弱度效力，“认为权利本身尚存在，不过剥夺权利人强制施行其权利之手段，于时效完成后，尚有自然债务之存在”。[15]这样程度的差别由其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所决定。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中说明了请求权消灭时效的要义“并非在于侵夺权利人之权利，而是在于给予义务人一种保护手段，使其毋需详查实物即得对抗不成立之请求权……若消灭时效于实体公正有损，即若权利人因消灭时效届满失其本无瑕疵之请求权，此亦属关系人须向公共利益付出之代价。盖若权利人非于请求权之行使置若罔闻，消灭时效本无发生之由，故权利人于请求权内容之利益，实属微不足道，其因此付出之代价，亦难谓严酷也”。[16]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消灭时效制度以保护义务人利益为主要目的，抗辩权的模式事实上也会引起债权的消失，这难免就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但为了公共利益，权利人的牺牲在所难免，但其也规定了义务人放弃时效利益后不得要求返还，变相也是对权利人的保护，“相较于法律安定性和个案正义而言，德国立法者更注重可操作性”[17]，它是立法技术完善与个人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现代法学理论研究的气质。(www.xing528.com)

而日本对于消灭时效的目的则更为辩证，产生了“保护非权利人的实体法说”和“保护权利人的诉讼法说”这样对立的观点，前者强调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后者着重于解决救济及其证据保全的困难，同时也存在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折中说。这样的观点差异体现了价值选择和主次排序的过程，正如我妻荣教授所说，“为了维护社会之法律关系的安定，一定期间继续的事实状态，将其原本的作为法律关系，不加以颠覆是很合理的，时效制度的根本存在理由就在于此……救济其的证据保全之困难与不保护在权利上睡眠的人，也都是时效制度的次要存在理由”。但它对权利人的要求更加严苛，更注重“安全”与“效率”，它是西方法典化朝社会本位发展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