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鼓励抑或阻止犯罪？

在法律领域内，围绕着被害人宽恕的主题，众多学者的主张并不统一。虽然提升被害人的宽恕体验有利于其心理和身体健康，但是从社会影响这个层面上讲，宽恕的作用可能会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表现。

肯定者认为，罪犯能够承认自己的一些不法行为，并能够对这些伤害行为负责任，如果被害人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宽恕和怜悯，其内心就会产生内疚，也会对被害人给予的宽恕或获得的减刑表示感谢，由此产生的感恩之情（或者自己的内疚）可以产生积极的后果，从而可以激励罪犯回报善意，改进自己的行为并进行适当的赔款。这种“善以善报”的观点假设已经得到了数据的支持。Kelln与Ellard（1999）做过一个设计巧妙的实验。引导男大学生相信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弄坏或打破了一件实验室的设备。然后，他们得到了来自实验者的四种反应：宽恕、应得的惩罚、宽恕和惩罚兼有、没有任何反应。研究完成后，实验者要求这些参与者们帮个忙，把一些材料送给分布在校园不同地方的办公室。结果显示，在先前实验中只得到宽恕的个体表现出对后续任务更高的服从性，而那些只接受惩罚的个体则表现出对任务最小的兴趣和服从性[7]。可见，被害人的宽恕对罪犯与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用，即宽恕他人与获得宽恕能够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尤其能够产生善以善报的良性循环。

当然，关于被害人宽恕的质疑声也依然存在。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法律领域内的宽恕有时是危险的、不明智的。尤其是当罪犯不可信任时，宽恕或者原谅是有风险的、不可靠的，甚至有可能会对被害人带来更大伤害，比如说，在恋爱、婚姻、家人等亲密关系中遭受身体虐待的被害人试图调和自己与施暴者的关系就有可能会存在更多的危险。Katz等人在1997年的研究中指出，正在热恋中的女大学生，假想自己的伴侣有攻击自己的行为，她们普遍报告称自己能够具有宽恕对方的意图，并愿意继续与对方保持关系，但是保持关系也预示着未来更大的风险危害[8]。Michael等人（2012）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个体如何对罪犯的伤害采取相应的措施，由此做出是惩罚性的制裁或者是修补性的挽救。他们指出，个体面对犯罪往往从两个心理维度去思考和盘算，一个是犯罪的严重性，另一个是罪犯具有的长期价值性。对于这两个心理维度的思考不但要基于一系列不同的线索，同时也隐藏着一些动机机制。Michael等人用调查与实验的方法，分析了来自于两个国家的不同案件，结果发现，人类具有复杂的心理机制，用于存储不同侵犯行为的社会惩罚标准。就强奸案而言，罪犯如果是本群成员，其自身的价值性越高就容易使人们对其错误行为做出修补性挽救的处罚决定，而非严厉的惩罚；在破坏公物的案件中，罪犯如果没有案底记录，人们对其犯罪行为会倾向于采取修补性的惩罚措施；在殴打案件中，罪犯如果有明显的悔改表现，没有案底记录同时还有工作，影响人们对其做出修补性挽救的处罚决定。[9](www.xing528.com)

可见，不管是从社会角度还是进化角度，尽管人们在内心对犯罪行为有不同的标准，在惩罚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参照条件，但是对于犯罪行为一定程度的宽恕很可能具有后续的消极影响，并为今后可能发生的危害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