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中的理性自负：知识产权扩张下的深层问题

尽管背后推动者实为知识型大公司，但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密切合作，知识产权的扩张恐怕也很难成为现实。为了实现该扩张，美国政府不但制订了保护水平最高的知识产权法，而且一改反垄断法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的敌对立场，甚至连一贯保持司法独立的美国法院，在此问题上也成为了大公司利益的奴仆；在国际上，美国更是频频使用贸易制裁的大棒，迫使所谓的“重点国家”不断提升保护水平，尤其是通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一手推动了具有强制性的TRIPs协议的制订与实施。

值得提出的问题是，美国何以能有这样的确信？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扩张对创新可能造成异化外，至少还存在以下三点疑问。一是扩张的确给美国的大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与此同时，是否可以不去平衡美国消费者的诉求，因为他们也将为药品与软件等付出更多的代价。二是扩张使得不但大公司自身，而且社会公众的创新成本都在上升，大公司收益与社会创新成本增加孰重孰轻，或者说美国是否获得了净收益，实际上至今并不存在经济学上的准确答案[12]。三是扩张中针对发展中国家国内立法的“抹煞个性、强求划一”的做法，难道不是一种哈耶克所深刻批判过的“理性的狂妄”或“致命的自负”[13]。

从中国的情形来看，由于我们的知识产权实力至今仍很弱小，知识产权也并非固有性制度，因此该扩张无法从民间起步，而是承袭于域外，我国政府一直是最主要的推动者，在早期甚至是唯一的推动者。看似政府的推动存在着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不论是清末、还是开放之初，与其说是我们自己需要知识产权法，毋宁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收回治外法权，是发达国家的大市场，事情的发展也基本如我们所愿，一方面，我们收回了部分治外法权，我们也“貌似”成为了世界工厂，另一方面，西方一再指责我们“忽视”对他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样被我们“忽视”的自主知识产权也是近几年才成为讨论焦点。(www.xing528.com)

通过横向比较，并联系我国的知识产权真实实力，客观地看，我国知识产权扩张的速度不能说慢，水平也不能说低，尤其是随着各层级知识产权战略的制订与实施，该扩张无疑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可以说政府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同样值得提出的问题是，我国何以能有这样的确信？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扩张对模仿创新可能造成阻碍外，我们也试着提出三点疑问：一是我们是否应该正视历史上的“知识产权弱国、弱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经验，其中暗示着，尽管存在着TRIPs协议的制约，但是否除了扩张，就真得没有第二条路去激励创新^[8]。二是如果说扩张有可能阻碍模仿性创新的话，那么其是否就简单对应着可以催生出更高层次的自主创新，如果也不能有利于后者，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扩张。三是当我们责备美国推动扩张的“理性的狂妄”的同时，恐怕也该反思一下，我们这里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规划的社会变迁”，其潜在的危险是，知识产权后进国家企图通过“超前立法”去“人为”改造既有的落后局面^[9]。

综合来看，不论是美国对知识产权扩张的主导，还是中国对知识产权扩张的推动，都存在诸多亟待讨论的深层问题，尤其应该予以提醒的是，在政治家们的政治抱负与理性自负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