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展《资本论》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阐述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从形式上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同。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叙述方法则是德国辩证法，将研究结论叙述出来时，呈现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解释了呈现出一个先验的结构的具体原因。叙述时按照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而不是简单地遵循物理时间顺序，“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2]。通过研究，从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抽象出简单的范畴，然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结构，把握这些简单的经济范畴内在的本质联系。叙述的方法遵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由此彰显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异同。

第一，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理论与现实。理论研究所把握到的内在逻辑并不等同于现实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历史事实的逻辑决定每件历史事实的内在价值。然而，这并没有取消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先在性。黑格尔也强调由逻辑先在性来决定现实历史事实的存在价值，然而，将逻辑先在性无限扩大，无限消解了时间先在性的内在价值与意义，最终导致逻辑对历史的阉割和吞噬。“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

第二，历史与逻辑是内在统一的。理论研究从生动的表象中抽象出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抛弃非本质外在的东西，使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呈现出来。将历史发展的这种内在必然性在理论上表述出来，叙述体系成为一个先验的概念体系。逻辑是真实历史的理论表述，概念体系以辩证法的形式运动。这是叙述的本质方面，在此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两位伟人再次相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4]辩证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经济范畴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存在内在的矛盾，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扬弃。马克思以最简单、最常见的商品为叙述出发点，从商品中抽象出使用价值和价值，从使用价值和价值抽象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些范畴的内在矛盾推动了价值形式的发展，货币的产生，以及资本关系的演变。马克思由此出发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论，正确理解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

列宁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抽象出垄断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垄断既是生产集中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并自我扬弃的内在推动力。由垄断的表现形式、内在矛盾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预示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中有关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关系、股份公司、资本输出、银行资本以及帝国主义的相互关系等理论。在《资本论》写作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发展趋势，马克思敏锐地把握到这种趋势，对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股份公司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并不系统。列宁在继承马克思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他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势和大量最新的研究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www.xing528.com)

对资本输出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分析了资本输出的根源是资本家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5]。资本积累不仅带来贫困的积累，而且还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趋势。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率和超额利润，资本必然要向外输出。资本输出的过程也是其生产关系扩张的过程，在客观上不自觉地促进了当地旧的生产关系的瓦解和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因此，资本输出具有二重性。列宁分析了资本输出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而且还就资本输出对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入国以及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探讨，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输出具有二重性的观点。一方面，资本输出能够加速资本输入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国虽然会产生如产业空洞化等问题，然而通过资本输出所获得的利益能够对其补偿。资本输出的根本动因是对高额利润的追求，这克服了当时以消费不足理论来分析资本输出原因的理论缺陷，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输出理论。

银行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地位。列宁在借鉴希法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仅强调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同时也突出了银行资本的优势地位。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与债务人借贷关系中介的资本主义企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分析了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银行利润的实质及来源。他虽然看到了银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他并没有强调银行资本所具有的支配性影响。列宁全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的产生、内涵以及影响，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金融资本的主导性地位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资本主义腐朽性。

列宁对股份公司进行了全面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股份公司产生的原因、影响以及实质进行了分析，指出股份公司使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所实现的两权分离突出体现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股份公司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股份公司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形式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另一方面，资本家借助于股份公司能够更加容易地侵入新的生产部门，支配别人的资本、财产和劳动的权利，取得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为投机商人提供了平台，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6]。股份公司使大资本吞噬小资本，在一定部门造成了垄断，导致资本集中。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过渡点。列宁没有强调股份公司对于推进生产社会化的积极性，以及由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过渡因素，而是对股份公司通过参与制弄虚作假，操纵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现象进行了描述。然而列宁并没有片面否定股份公司。立足于列宁所处的时代，他对股份公司所进行的批判并不过分。股份公司虽然有利于推进生产社会化，改善部分劳动者的生存处境，然而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股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形式的一次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以实际控股者的阶级身份来判断股份公司的阶级属性，这对于我们今天同样具有启发意义。西方一些大的公司实现股权分散，普通劳动者也可以购买其股份。然而这并不表示普通劳动者就变成了所有者，实际上，他购买的仅仅是一种收益权，广大中小股民并没有实际的决策权。相反，这些小股民极易在某些股份公司的不良行为中受损。对于控股的资本家而言，通过股权分散，他不仅能够将其他资本家的货币资本收为己用，而且还能将广大劳动者的收入也变成他支配的资金，实现更大规模的投机和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曾设想在写作完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后，再写“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世界市场和危机”[7]。然而，他最终并没有写出这两章。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从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出发，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特别是在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时，进行了系统分析，这无疑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