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这部分着重分析了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的错误以及危害。卡尔·考茨基于1914年著《帝国主义》,提出一个貌似是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是为垄断金融资本家开脱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理论,毒害当时的工人运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七部分和第九部分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揭露其实质。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考茨基指出要深化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需要根据商品的物质特性对其分类进一步细化,不仅将消费资料分为奢侈品和日用品,而且还要分为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平衡就变为农业和农业的平衡。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工业活动是农业活动的一部分,经济体既进行工业活动,又进行农业活动。然而农业人口易于流失到工业部门,城市中知识界和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业的生产力易于提高,因此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有被破坏的可能。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和技术的不断进入,工业雇佣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农业流失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大,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农业的发展。“资本积累得越多,农业越是落后,工业人口越是增长并要求越多的粮食和原料,农业人口相反地越是减少并且因而他们全体对工业品的需要量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对工业也就越不利。”[2]在自由贸易的作用下,英国获得原材料,其他国家则购买英国的工业品。然而农业国存在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丧失独立的可能性,因此农业国致力于发展工业。工业国为了获得原料而修建的铁路,以及输出的资本为农业国发展工业提供了条件。最后农业国逐渐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利用关税保护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并将英国的原料产地变为它们的殖民地,破坏英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其他农业国家之间的世界分工。英国对此进行反击。帝国主义由此产生。
超帝国主义。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具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在农业国家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统治农业地区,将那里的居民变成无权的奴隶。资产阶级要生存就不得不这样,唯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除帝国主义的这一面。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爆发战争,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然而考茨基认为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从纯粹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能继续发展,但不能继续实行帝国主义,而是将卡特尔运用到国际政策,产生超帝国主义,用帝国主义的神圣同盟取代帝国主义。为此,考茨基从两个方面论证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一是经济上工业垄断农业的方法很多,不一定采取帝国主义方法。帝国主义的出现有其经济根源,但并不等于是一种经济必然性。二是政治上存在着用国家联盟取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可能性。[3]他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分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联盟三个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要求,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第二阶段,工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工业资本对市场的要求超过了民族国家的范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然而,由于对毗邻民族的征服以及对其他原始民族的殖民所包含的危险太大,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不一致,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矛盾和摩擦,扩大国内市场最好的办法是与具有同等权力的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国家联盟。
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从工业资本和国际分工的角度入手,基本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4]考茨基从当时的国际分工仍然是“工业国——农业国”两极结构的事实出发,提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维护这一国际分工格局的需要。[5]同时代的其他人在探讨帝国主义问题时基本都忽略了国际分工的因素,这对于帝国主义理论无疑是一个可贵的探索。然而,在以垄断而不是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点的帝国主义时代,考茨基忽略了帝国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认识到对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并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提出超帝国主义的理论,使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存在一些基本错误。列宁对他的理论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分析。
列宁指出:“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6]
首先,考茨基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意图,忽略了帝国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策、制度,其实质在于否认帝国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另一种倾向则是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前者以霍布森、考茨基为代表,后者以卢森堡、列宁等人为代表。霍布森认为由于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穷人有需要无货币,资本家将货币积累起来不消费,致使国内消费不足,从而导致帝国主义的产生。假如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解决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就能避免。考茨基同样反对将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和最后阶段。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存在着将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现象,如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概念泛化的问题,正是由于对帝国主义概念理解的失误,导致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如果我们不是按照这种广泛的意义,而是按照这个词的起源于英国的历史确定性来理解它,那么,它所指的就只是那些政治意图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些政治意图固然是由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但是决不等于现代资本主义。”[7]帝国主义虽然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它并不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是为了获取农业地区的原料和粮食而推行的一种扩张政策。实际上,这种政策既费钱又危险,并非是最有效的一种。如果在经济发展时主要工业和农业均衡发展,大力发展农业,建立国际联盟,就没有必要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列宁指出,考茨基由于不懂得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垄断,是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必然产物,因此,他就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不理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其次,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批判是改良主义的。他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抱着改良主义的天真愿望,想撇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考茨基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发现这方面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政策是没有必要的,依靠单纯经济因素的作用就能使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增长得快些。他所谓的经济因素即恢复和平的民主下的自由贸易。根据考茨基的观点,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贸易发展得更快些。
列宁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批判。其一,垄断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快,产生垄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垄断已经存在的经济形势下,呼吁放弃垄断,回到自由竞争,这种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其二,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每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要受到其他垄断组织的影响。埃及与英国贸易速度的减慢并非是因为实行了殖民政策,而是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比英国发展得更快些,这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水平更高,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8]。考茨基不理解帝国主义阶段的竞争,提倡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是忘掉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小市民的改良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其三,考茨基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他仅仅比较了英国与埃及之间的贸易,数据片面,不具有说服力。列宁列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阿·兰斯堡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小市民式的批评,但他对贸易统计材料作了较为科学的整理。与考茨基不同,他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它、向它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发现,对金融上不独立国家的输出比对金融上独立国家的输出增长要快。由此,列宁批评考茨基的统计方法不科学,简单地拿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再次,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反动的。列宁分析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来源是霍布森的国际帝国主义,将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辞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对群众是一种最反动的安慰,它使群众不去注意现存的尖锐矛盾和问题,而去注意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这是对群众的欺骗。帝国主义的联盟并不能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他们暂时的联合服务于攫取领土、殖民地以及“势力范围”的需要,例如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然而他们的联盟并不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平衡,按照实力来瓜分势力范围,必然使它们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实力的变化而改变其联盟关系,相互争斗。此外,所谓的和平仅仅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调整。“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相互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9]列宁以美国人希尔、施尔德尔、李塞尔等人的历史分期理论为例,说明帝国主义联盟与帝国主义冲突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转化的内在联系。
列宁认为,考茨基割裂和平与战争的内在关系,掩盖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第一,垄断并不消除竞争,只是改变竞争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竞争与非垄断竞争并存。垄断竞争主要包括垄断组织之间为争夺原材料、产品销售市场、人才、技术等资源以及资本转移过程中展开的竞争,以及垄断组织内部为争夺控制权和利润分配权而展开的竞争。非垄断竞争主要是垄断之外的局外中小企业之间,为了获得较好的销售地位和较高的利润而展开的竞争。考茨基不理解帝国主义阶段的竞争,提倡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是忘掉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小市民的改良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第二,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兼并和殖民原始民族,利用资本输出在赚取殖民地大量利润的同时,还将商品倾销到殖民地,并从殖民地获得大量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殖民地陷入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状态。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兼并这些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将这些国家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些殖民地民族也要求平等权利,于是,兴起了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宗主国处于激烈的矛盾关系之中。列宁引用希法亭的论述对此进行了分析:“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两国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验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10]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冲突。虽然帝国主义通过殖民政策获得大量超额利润,能够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然而由于长期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导致帝国主义国内大量中下层工人失业。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就是其例子。在美国有反托拉斯运动,在德国有进步人民党,在俄国有劳动团,在法国和意大利有工团主义派,在英国有合作社运动,在日本有土地复权同志会。它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批判帝国主义和金融寡头,提出了“限制大资本”“公平竞争”“工人自治”等改良主义口号。显然,考茨基的理论没有揭示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具有沙文主义性质,“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
最后,考茨基仅仅对帝国主义政治反动的批评没有全面揭示出帝国主义在一切政治制度上全面反动的实质,掩盖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美化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必然要在政治上实现他们全面的反动统治,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也变本加厉。考茨基虽然批评了帝国主义导致的民族矛盾以及兼并,但他没有揭露帝国主义实行暴力和全面反动的特性,在对德国听众讲话时,他甚至隐瞒了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另外,他也没有说明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因此,列宁总结道:“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11]
【本章注释】(www.xing528.com)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姚顺良、夏凡:《重新审视考茨基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另类”模式》,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0页。
[5]姚顺良、夏凡:《重新审视考茨基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另类”模式》,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7][德]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页。
[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1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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