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工业的融合：金融寡头的形成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银行作为信贷中介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起来。一方面，资本积累使大量的资金集中于银行，特别是大银行集中了为数众多的存款。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货币资本，这只有大银行才能提供，客观上产生了对银行业集中的需要。与此同时，银行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强，列宁引用大量的经济数据说明银行通过直接吞并小企业，或是采取参与制参与小企业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或以债务关系体系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康采恩，由中介人的角色变为了势力极大的垄断者，银行渠道的密网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银行业由集中到垄断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末，完成于20世纪初。

在垄断形成之前，银行主要从事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以及中间业务，通过吸收存款并将货币资本贷放给资本家，在支付中起着中介作用。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由此被根本改变，由普通的中介人变为万能的垄断者。

首先，银行实现了对工业的控制。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账，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然而当银行成为垄断者时，它扩展了业务范围，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通过往来账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致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取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3]银行对工业资本家经济状况的充分了解，造成了工业资本家对银行的依赖。

其次，银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所论断：“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内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资本家企业的来往账目都通过银行，使银行成了各资本主义企业的总会计、总出纳和结算中心，并将社会上闲散的资本和居民手中暂时不用的货币收集起来供给资本家使用，形成对资本和生产资料形式上的公共分配。这种公共分配之所以是形式上的，是因为银行是私人资本家开设的，它所分配的是私人资本，它对资本的分配是完全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和剥削的需要。在垄断形成之后，银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通过收集大量货币，不仅包括资本家的利润，而且包括小业主、职员以及极少数上层工人的货币收入，实现了银行资本的巨额增长，成为生产资料的分配者。然而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而言并非是公共的，而是符合大资本的利益，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

再次，银行成为储金局有利的投资场所，银行和储金局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失”。储金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是政府经营的一种金融组织，主要办理储蓄业务。它所吸收的大部分是一般居民的小额存款，收集的存款主要用来购买公司股票、债券和公债等。储金局和商业银行的主要区别在于商业银行的账户以工商企业为主，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工商业贷款或是贴现。然而，储金局后来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它们常常将部分资金转存于商业银行，甚至承担商业银行的票据贴现、抵押贷款和向工商业贷款等业务。银行和储金局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失”。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政府只是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就本质而言，银行和储金局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因此列宁在“日益消失”上打上了双引号。而且储金局的巨额资金实质上也是由垄断银行巨头支配的。“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归根到底是同一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4]

最后，交易所地位下降，银行业内部逐渐产生出托拉斯，走向垄断。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交易所是必要的流通中介人。按交易对象来划分，交易所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股票、公司证券、公债为交易对象的，叫作证券交易所；另一种是以大宗工商业商品为交易对象的，叫作商品交易所。交易所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曾扮演着测量器和调节器的作用。然而随着银行资本的不断集中，银行有意识调节范围的扩大，交易所的作用逐渐下降。舒尔采·格弗尼茨在《社会经济概论》中评论道：“随着银行的日益集中，只能向越来越少的机构请求贷款了，这就使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几个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5]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对货币资本需要量的增加，交易所逐渐不能满足工业资本家借贷的需要。相反，银行业资本的集中，使它们不仅有能力满足工业资本家对大量货币资本的需要，而且银行资本家凭借其优势地位，控制了借贷市场，限制竞争，使交易所的存在越来越受到限制，作用降低。交易所被联合起来的大银行逐渐取代。银行业的发展走向垄断。

银行垄断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过程，也就是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其特点表现为：第一，银行收集大量资本，通过办理企业的往来账，详细地和充分地了解工业的经济状况，使工业资本家越来越完全依赖于银行。第二，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通过互占股票，互派管理人员，实现人事结合。第三，通过将职位让给政府官员，与政府实现人事结合。第四，银行内部管理人员和业务分工细化，使这些管理人员超出纯银行业务的范围，对工业的一般问题以及各个工业部门的特殊问题更加懂行，具有判断力。一方面，银行设立专门负责与工业界联络的经理；另一方面，每个经理对相关企业或是行业实行责任制，对其进行监督。不仅如此，银行还竭力挑选熟悉工业的人物，挑选企业家、过去的官吏，特别是在铁路和采矿部门工作过的官吏来参加银行的监事会。另外，银行设立专门的情报收集机构，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工业企业的情报进行收集分析工作。通过这些措施，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银行发展为包罗一切性质的机构，金融资本形成。

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希法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加快，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产生了通过联合和垄断以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使银行资本职能发生变化——从以提供流动资本信用为主向以提供固定资本信用为主转变，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巨额“创业利润”的动力，使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我们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途径实际上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此外，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融资方式、对外政策、发展前景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写作过程中多处借鉴了他的研究成果。然而，列宁也指出，希法亭的定义虽然反映了金融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并不完全，没有揭示金融资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金融资本产生的经济根源。“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6]垄断是金融资本产生的经济根源。在《关于帝国主义笔记》δ部分，列宁指出金融资本不等同于银行资本，它包括三个主要因素：“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7]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概述了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即“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长合在一起”[8]。生产集中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前提。生产集中对银行业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职能资本家手中暂时闲置的货币数量增多，这些闲置资本可以用来购买债券或是存入银行，增加了借贷资本的数量。另一方面，是生产集中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货币资本需要量的增大，只有大银行才能提供如此数额巨大的货币资本量。这两个因素推动了银行业资本的集中，以及银行对工业的渗透和控制。在金融资本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金融寡头，即掌握庞大金融资本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

金融资本的统治，包括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控制。金融资本实现经济统治的方式是参与制。所谓参与制，是指金融寡头通过掌握一定数量的股票层层控制企业的制度。列宁引用德国经济学家海曼的观点，描述了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实现经济统治的实质：“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如此等等。这样，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9]参与制扩大了金融资本家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他们借助于“女儿公司”干各种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盘剥公众的手段。虽然金融寡头实际控制着“女儿公司”，但他们在法律上并不对“女儿公司”负责，这就为他们借助于“女儿公司”去冒险投机，编制虚假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平台。金融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其他方式还有：(www.xing528.com)

创办企业，获得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资本家出卖股票时所获得的股票价格和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总额之间的差额。它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人利用创办者的地位而攫取的额外利润。企业创办人在股息高于市场一般利息的条件下，按照高于股票票面价值的价格卖出股票。资本家由此获得创业利润。使用否定性的“创业利润”一词，是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的贡献。资本虽然以机器、厂房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本质却是一种生产关系，是资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关系。列宁吸收了希法亭对创业利润的否定性思想，因此来批判金融资本。

发行有价证券，特别是有些资本家在发行有价证券时，夸大企业的真实资本总额，发行票面价值高于真实资本总额的股票，使资本掺水。美国“糖业大王”亨利·奥斯本·加韦麦尔所组织的美国炼糖公司，在1887年成立时真实资本只有650万美元，但被夸大为5000万美元。票面价值的87%（4350万美元）就是掺进去的水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股份公司的消极面多有描述，但这是否意味着列宁完全否定股份公司呢？股份公司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一种调整。它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但对财产占有的形式进行了调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进行了肯定，“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使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0]。马克思从股份制的“两权分离”（即其实际占有状况与其所有权相分离）中，导出了股份制财产实际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财产的论断，并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股份制。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股份制发展很快，出现了一系列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未曾预见的新情况。列宁对金融资本利用股份制的形式实现垄断，控制经济生活，榨取高额利润的现象所进行的描述为我们分析股份公司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指南，即考察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要掌握控股权，就必须掌握股票控制额。“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1600万、3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11]普通的股民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因此，列宁指出，股份制只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票分散化、小额化的发展，有的规模庞大的股份公司，其股票拥有者同样也很庞大，在这种规模庞大的股份公司里，有时只需要掌握百分之几的股票，就能掌握控股权。大资本家掌握了控股权，就能控制和利用比自己的资本大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资本，这更有利于大资本的统治。

办理公债，以此赚取巨额利润。例如，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中得到10%的利润，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中得到18.75%的利润。列宁由此总结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高利贷资本是以贷放货币或实物的方式获取高利的资本。在封建社会末期，高利贷资本一方面加速了小生产者的贫困和破产，使他们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又加速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货币的积累。一部分高利贷还直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资本。因此高利贷资本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银行资本逐渐取代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而成为主要的生息资本。银行资本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导致垄断的产生。银行自身也由普通的中介人逐渐变为万能的垄断者。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的融合产生金融资本，成为帝国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少数金融资本家脱离生产，专靠剪息票为生。这充分表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12]

在经济不景气时对小企业趁火打劫。在工业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趁火打劫，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将企业的股份资本降低，在利润分配上，根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小企业的资本量被降低，这使他们的收入或利润量被银行无偿掠夺。银行通过对小企业的整理和改组，不仅获得了有利可图的业务，而且扩大了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大银行。

投机土地买卖。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地价是土地买卖的价格。虽然土地并不是劳动创造的产物，本身并没有价值，但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买卖的经济意义是获取地租这种权益的转让。土地的好坏，交通是否方便，地理位置等均会影响地租的大小，从而影响地价的高低。金融资本通过自身的垄断地位，以参与制等形式与交通运输业、建筑公司等联系起来，并同警察局、行政当局勾结，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使他们能够肆意地抬高地价，对城市近郊的土地进行投机生意。

总之，金融资本通过上述种种手段，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对经济生活领域进行控制，而且通过收买政府高官，指派亲信或是代理人担任政府要职，聘请曾在政府任职的要员到公司担任高级职务等手段，实现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统治。

金融资本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将资本区分为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资本主义的特性就是使资本的占有同资本的使用分离，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相分离，产生出专靠货币收入为生的食利者阶层。金融资本的统治，标志着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占有资本和使用资本的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因此，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也暗示着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特性，以及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