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及其优化探究

列宁在序言中阐述了贯穿全书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作了最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列宁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出马克思在认识社会历史问题时，是运用“两个划分”和“两个归结”的方法得出唯物主义结论的。“两个划分”即从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且把生产关系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两个归结”即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进一步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状况。在序言中，列宁将战争和政治追根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方面来考察，并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用外交史来说明战争的性质，任意选用个别新材料来制造谬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强盗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的非正义的战争。列宁之所以得出此论断，是因为他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资料来分析交战双方的阶级性质。他以铁路的修建为例进行了分析。

铁路是人类发明的首个公共交通系统，19世纪初期在英国出现，直至20世纪初铁路一直是陆上运输的主力。然而，列宁指出，20世纪初铁路的修建有着深厚的经济根源，即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发展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铁路作为当时先进的交通技术，它自身并没有阶级属性。但由于铁路修建者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这就决定了铁路修建的目的和应用具有阶级性。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机器的分析具有相似性。

机器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的使用服务于资本家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限制和自然限制。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值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2]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是机器由服务于人的工具变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帮凶，使熟练工人所具有的优势不再有效，并使工人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变为实质的从属。

同理，铁路沟通了世界各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铁路成为资本家向其他国家输出劳动产品、占有原料产地、瓜分殖民地的帮凶。不仅如此，由于各帝国主义势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其主要表现是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占有的殖民地铁路的修建，由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早就占领了大量殖民地，德、美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占领的殖民地很少。铁路网的不平衡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列宁深入到铁路修建者以及使用者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及阶级性质中分析铁路的资本主义使用以及所反映出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发展。此外，列宁还深刻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庸人囿于表象将修建铁路视为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文化和传播文明事业观点的错误，指出其错误根源在于，他们没有深入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来分析铁路的修建，没有意识到铁路的修建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压迫殖民地的工具。

列宁还深入经济利益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力量变化来预测人类历史的走向。在序言第五节，列宁解释了为何他在第八章将资本主义视为寄生性和腐朽的，从而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这突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则，与唯心史观分析问题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不同，列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到思想动机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根源之中。

帝国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产生于帝国主义中极少数国家靠“剪息票”掠夺世界，变得特别富强。这笔息票收入至少每年有80亿—100亿法郎，在战争期间甚至更多。这是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资产阶级凭借这一大笔超额利润，用各种手段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那些被收买的工人在生活方式上逐渐脱离工人阶级，在利益实现上与工人阶级有着天壤之别。经济地位的变化使他们在世界观上小市民化，这与当今西方逐渐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有着相似之处。由于从资产阶级那里分得了利益好处，他们逐渐变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办，替资产阶级说话，成为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这种收买，也体现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恐惧。特别是资产阶级之间为了争夺赃物的战争所造成的对全世界经济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革命危机的发展，列宁由此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在序言第四节，列宁分析了与考茨基主义斗争的必要性。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年）1874年入维也纳大学读哲学，深受马尔萨斯、斯宾塞、穆勒等人思想的影响，反对民族压迫，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80年到苏黎世担任改良主义者赫希伯格的助手。次年在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会面，转向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逝世后，著文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1910年起成为第二国际中派代表，回避暴力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支持战争。1914年著《帝国主义》，提出一个貌似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是为垄断金融资本家开脱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理论，毒害当时的工人运动。

第一，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在《帝国主义》开篇，考茨基提出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帝国主义，不能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反对将帝国主义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为此他通过词源考据，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意图，即英国使殖民地与宗主国紧密联系，其他国家追求扩大殖民范围和扩充军备的意图。“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3]考茨基的这个定义虽然看到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但他在政治上简单地将帝国主义规定为兼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首先，在经济上，将帝国主义归结为工业资本是完全错误的，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经济特征是金融资本；其次，帝国主义并不仅仅兼并农业地区，而且也兼并工业地区。

第二，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它的产品用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资料生产（它的产品用于个人生活的消费）。考茨基认为，要深化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需要根据商品的物质特性对其分类进一步细化，不仅对消费资料有奢侈品和日用品的区分，而且还要有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区分。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平衡就变为农业和农业的平衡。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工业活动是农业活动的一部分，经济体既进行工业活动，又进行农业活动。然而农业人口易于流失到工业部门，城市中知识界和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业的生产力易于提高，因此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有被破坏的可能。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和技术的不断进入，工业雇佣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农业流失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大，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农业的发展。“资本积累得越多，农业越是落后，工业人口越是增长并要求越多的粮食和原料，农业人口相反地越是减少并且因而他们全体对工业品的需要量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对工业也就越不利。”[4]在自由贸易的作用下，英国获得原材料，其他国家则购买英国的工业品。然而农业国存在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丧失独立的可能性，因此农业国致力于发展工业，工业国为了获得原料而修建的铁路，以及输出的资本为农业国发展工业提供了条件。最后农业国逐渐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利用关税保护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并将英国的原料产地变为它们的殖民地，破坏英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其他农业国家之间的世界分工。英国对此进行反击，帝国主义由此产生。

第三，关于超帝国主义。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在农业国家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统治农业地区，将那里的居民变成无权的奴隶。资产阶级要生存就不得不这样，唯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除帝国主义的这一面。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爆发战争，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然而，考茨基认为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能继续发展，但不能继续实行帝国主义，而是将卡特尔运用到国际政策，产生超帝国主义，用帝国主义的神圣同盟取代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强弱大小的差异性，个别发展变化效率速度不一致性，不可能实现帝国主义的真正利益的共同体。如果无产阶级变得强大到足以制止侵略战争，他们也将强大到足以建立社会主义。考茨基的理论具有沙文主义性质，“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www.xing528.com)

考茨基主义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一种思潮。它在组织上的表现是第二国际的“中派”集团，以考茨基、希法亭、鲍威尔等人为代表。考茨基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鼓吹“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通过各国资本家的协商，就可以组织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实现没有战争的“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主张实行“纯粹的”超阶级的民主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倡“唯生产力论”，认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无产阶级只能等待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自行崩溃，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考茨基主义者标榜自己站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中派”立场，要求保持“党的统一”与党内和平，实际上是要左派放弃革命原则向机会主义投降。[5]

列宁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分析了考茨基主义产生的原因。

第一，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7月，是欧洲和北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建立后，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同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然而19世纪90年代之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日益滋长。1895年，恩格斯逝世。不久，第二国际分化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以及以倍倍尔、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除了这三派，还存在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极左派。由于右派和中派把持着第二国际的领导权，第二国际蜕化变质，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阶级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从而使第二国际彻底破产。

第二即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列宁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地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6]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分析，再次强调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所得出的结论。考茨基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不仅助长了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全世界的流行，掩盖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而且在政治实践上同极端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府联合起来。对于这种国际思潮，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七章和第九章对其进行系统的批判。这体现了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理解，不仅要从本质的经济因素来分析问题，还要重视社会意识所具有的能动反作用，即充当了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通过对考茨基主义错误的剖析，肃清这种国际思潮对工人运动的不良影响，使国际工人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本章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

[3][德]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出版者说明第2页。

[4][德]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页。

[5]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解说》，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1974年印发，第138页。

[6]《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