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现象简析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如此，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亿—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1893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额的15%。”我们要指出，到1915年，这种资本又增加了大约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要纳税人付出很高代价，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殊少价值，……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investor”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输入和输出）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1800万英镑〈约合17000万卢布〉，这是按贸易总额8亿英镑的2.5%推算出来的。”尽管这个数目不小，它却不能说明大不列颠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能够说明它的是9000万—10000万英镑从“投资”得到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附属的或结盟的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做“食利国”的典型，并且说现在英国和法国也正在成为这样的国家。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5个工业国家，是“明显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繁荣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1911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人显露出来的那种渴望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就资产阶级来说，德国的情况同法国是愈来愈相像了。”

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还是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是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对英布战争的印象很鲜明的情况下，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供应等业务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资本家是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指挥者；但是同一动机对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也起作用。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订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大不列颠、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大不列颠。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斗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庞大的常备军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www.xing528.com)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当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目前英格兰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化也难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个方面，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遇到抵抗，它就确实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目前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欧洲联邦”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替帝国主义辩护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鼓吹“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揭示了同样的寄生性特征。从1865年到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大约1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8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么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笨重的工业劳动，推给有色人种去干，自己则安然地当食利者，也许这样就为有色人种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作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用做打猎和其他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靠自己的过去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1400万英镑（约合13000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这位研究“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权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这种选举权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谈论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失业问题主要是涉及伦敦和无产阶级下层，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应当说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数（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面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数从1884年起开始减少：1884年有242000人，而1900年只有169000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数，在1881—1890年的10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1453000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10年里，又减少到544000人和341000人。同时，从奥、意、俄及其他国家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1342294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440800人，农业工人有257329人。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一直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这种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过了将近1/4世纪，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激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只是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地方稍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7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个大国手里；有6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个大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总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像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