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史官篇》云：“元魏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普泰以后，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案著作局之名起于唐武德四年，元魏时未有所谓著作局，更无所谓修史局，因《魏书·官氏志》无明文也。《唐书·百官志》秘书省著作局，郎二人，佐郎二人，注云：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曰局，贞观三年，始移史馆于禁中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终唐之世虽有著作局，而著作郎佐仅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而已，是著作称局始于唐初也。《魏书·官氏志》云：“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隋书·百官志》云：“后齐官制多循魏制。”案晋与后齐称著作省，见《晋志》及《隋志》，则元魏亦当称著作省，《通典·职官八》言后魏著作省置校书郎可证。又晋与后齐均称著作郎及著作佐郎，无所谓正郎也，则元魏亦当相同。《魏书·官氏志》称秘书著作郎、秘书著作佐郎可证。然则《史通》所称元魏著作局及著作正郎，何自而来乎？窃谓唐代史官，喜以俗称改正称，著作郎称正郎，盖对佐郎而言，犹大著作郎对佐著作郎而言（《史通·史官篇》又云：“著作郎职隶中书，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则不特称元魏著作郎为正郎，即自晋以来，皆被以此称矣），皆当时之俗称，而非官制之正称，此显而易见者也。又唐代史官，喜以今制称古制，唐自武德四年以后，改著作曹为著作局，贞观三年，虽别立史馆，著作局已非撰史之所，然据《唐书·百官志》，当时修五代史，别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则其省内仍必有著作局，史局之名，已为当时习惯之称，故晋代无著作局，而唐修《晋书·职官志》亦称“著作之局”矣，其证一也。《旧唐书·职官志》“史馆”条注云“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晋至南北朝皆称著作省，隋称著作曹，则历代实未尝称局也），其证二也。然则元魏之著作局，亦犹此耳。《史通》谓普泰以后，则置修史局，此则更属无稽。案元魏节闵帝普泰仅一年，继以孝武帝太昌二年，其后即分为东、西魏，又十五年，东魏传后齐，即齐文宣帝之天保元年也。普泰以后之修史局，其职有六人，盖指魏收撰《魏书》之史阁，及同修史之六人耳。收《自序》云：“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二年，受诏撰《魏史》，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又云：“初帝命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掌其任，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幹专总斟酌，以成《魏书》。”则所谓其职有六人者，即指魏收、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六人共职耳。案著作郎修国史，天保以后之国史，则为齐之国史，兼撰《魏史》，未必别立修史之所，当仍在著作省。《陈书·顾野王传》：“野王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此其比也。后齐俗称著作省曰史阁（余别有《史阁考》，知后魏、后齐、后周俗皆称著作省曰史阁，可见后齐史阁非为魏收修《魏书》而别置也），详言之，则为修史阁。（《魏书·上十志启》，后列修史臣辛元植等，史臣称修史臣，则史阁亦可称修史阁。）在唐人言之，则为修史局，且唐代史官不特称前代修史之所为史局，且又称为史馆，《后齐书·刁柔传》：“柔在史馆未久。”案柔与魏收同撰《魏书》，其时何尝有史馆之名？此则元魏之著作省，不特称为著作局，且又称为史馆矣。是皆唐人喜以今制称古制之确证也。嗟乎！作史难，读史尤难，自史官无正名之学，而有乱名之举，于是有以俗称乱正称，有以今制乱古制，且有以古制乱今制者，自非卓识，鲜不为其所蒙矣。(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