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记录社会全貌的必备之书

前言混合各体者，吾国谓之正史，如本纪、年表之区别以时，世家之区别以地，列传之区别以人，书、志、汇传之区别以事；而此混合各体之史，实创于司马迁，以司马迁《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也。

秦嘉谟《世本辑补》，谓《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皆本于《世本》。“《左传》襄二十一年正义引记文曰‘太甲，汤孙’，《史记索隐》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纪》文，纪记音同，此即《史记》本纪之所本。《左传》桓三年正义引《世本》曰‘武公，庄伯子。韩万，庄伯弟’，《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定元年正义皆引《世家》文，此即《史记》诸世家之所本。《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曰‘桓子生文侯斯，其传云孺子盖，是魏驹之子’。则《世本·世家》外，复有传，太史公作七十列传，其名亦本于《世本》也。”案秦氏推本本纪、世家、列传于《世本》，其言甚辨，若依其例则表与书亦可谓本于《世本》。表为表里字，世表之表，乃谱之假借字，《世本》有帝系及王侯大夫谱，即《史记》表之所本。《世本》有《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原，《史记》八书，即本于此。虽然，《世本》一书，刘向以前未尝称引（《史记集解》序索隐引刘向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凡十五篇。”《汉书·梅福传》：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隋书·经籍志》：《世本》二卷，刘向撰。希祖以为《世本》、《战国策》皆刘向撰集，而班彪谓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削《世本》、《战国策》。窃谓《世本》、《战国策》，恐司马迁皆见不及，故《春秋正义》云，今之《世本》与司马迁言不同也。余别有《世本考》），其书有燕王喜、汉高祖（见《颜氏家训·书证篇》），亦未必为古史官所记，司马迁得见与否，实亦未可定也。

司马迁所撰本纪、表、书、世家、别传，其体非其所创，固可断言。本纪为编年体，本于《春秋》，而其名则本于《禹本纪》（《史记·大宛列传》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又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表之本字为谱，桓谭《新论》及刘杳皆云，“太史公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则表本于周谱也（《史记·三代世表》云，“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十二诸侯年表》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是亦可为一证）。《尚书》之《禹贡》、《洪范》、《吕刑》等篇，即开后世书志之体，则书本于《尚书》也。《史记·卫世家》，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是《史记》以前已有世家也。《史记·伯夷列传》，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云云，则《史记》以前已有传也。《春秋左氏传》故事，亦为传之发端，惟一以时为纲，一以人为纲耳。由此言之，《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为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征也。

编年之史，往往局于政治，未睹社会之全体，正史则差能免此弊。世言二十四史为帝王之家谱，不载民事，亦未免过为苛论，且未尝浏览其书。且如司马迁《史记》，本纪、书、表、世家，固不免偏于政治，详于贵族。然其篇数，仅占六十，而列传七十篇，大都详载文化，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以及诸子百家，莫不详为列传，或连类附见，前既言之矣。他若诸丛传中如循吏、酷吏、刺客、游侠、日者、龟策、滑稽、货殖等传，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而文臣武将，则仅举其荦荦大者。其后班固《汉书》，又加《地理》、《艺文》二志，条举风俗，详言文化。司马彪《续汉书》则有《舆服志》，魏收《魏书》则有《释老》、《官氏》二志。而丛传之中，如范晔《后汉书》之《文苑》、《独行》（后世《卓行》、《一行》等传本此）、《逸民》（后世《隐逸》、《高逸》、《处士》、《逸士》等传本此）、《党锢》、《方术》（后世《方伎》、《艺术》等传本此）、《列女》、《宦者》等传，姚思廉《梁书》之《止足传》，欧阳修《五代史记》之《伶官传》，以及《宋史》之《道学传》，《新唐书》之《藩镇传》，《明史》之《土司传》，皆随世所重，专为记载，则社会变迁，亦未尝捐弃弗道也。(www.xing528.com)

刘子玄论正史之得失，其言甚辨。以为纪以包举大端，傅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见《史通·二体篇》）。详正史之体，储史材则尚称该备，言史理则未臻完密，盖史家最重之职，在明因果之关系，撢社会之真相，若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甚难周览，则始末难寻，因果斯昧，子玄之论，可谓切中其弊矣。

刘子玄《史通》特著《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以论其得失，窃谓其言有是有非，不可不辨也。《本纪篇》云，“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案本纪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周自后稷至于西伯，秦自伯翳至于庄襄，爵虽诸侯，而实为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源也。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为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为本纪。必欲称项羽为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必欲以称王为非天子，则夏、商、周何尝称帝乎？子玄成败论人，实非公论。且《史记》尚有《吕后本纪》，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归吕后，故列吕后为本纪，而子玄不敢论列，似避武后之嫌，惟于范晔《皇后纪》特致弹论（见《列传篇》）。由此言之，子玄于本纪二字之义，尚末憭然也。《世家篇》云：“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案：诸侯为世家，割据称王，未成一统，故亦列之世家；况灭秦之祀，涉实发难，若在班固，必列涉于载记，似觉更当。子玄必欲以盗称涉，毋亦成败论人，又云“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案：帝王追其本，诸侯详其世，本末既明，因果斯判。且子孙为诸侯，使其先世祖宗为臣，其蔽与论本纪同矣。《编次篇》云，“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叙事篇》云“《日者》、《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子玄以为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于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表历篇》云：“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宗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案：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传而表之者，有未入传而连类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此万斯同所以补历代史表也。观夫《宋史》表少而纪传繁，《辽史》表多而纪传省，此其明效也（《史通·杂说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则子玄于表，后亦知其有用矣）。子玄《书志》一篇，论辨尤详，以为“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而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其推论源流，特称明允。惟于《汉书》《天文》、《艺文》、《五行》三志，以为可以删削，毋事妄载。《宋书》之《符瑞志》、《魏书》之《释老志》，亦以为不急之务。而可以为志者有三，曰都邑，曰氏族，曰方物。夫五行符瑞，与当时社会心理有关，实不可去；天文则代有发明，艺文则世有增减；释老一志，可以觇教化，降及后世，景回诸教，杂然并作，尤不可以无志，惟其名不可以释老限耳。夫艺文、释老均为一代文化所关，何可不详聚史材，以为后世之参考？而子玄所蔽尤在艺文，以为“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夫文籍代增，诚不胜载，然酌剂损益，非无其术。一则当代所撰，务宜全列，子玄亦既言之；一则前世古书，亦既有目，史既断代，则当时亡佚之书，史宜备载。如梁代之书，焚于元帝，宋世之籍，沦于金源，此宜详记者一也。亦有前世亡佚，而忽尔复见，如汉之孔壁，晋之汲冢，清之敦煌石室，永乐重获金元之书，日本复归梁唐诸籍，此宜详记者又一也。当唐之世，《七略》、《七录》犹存，故视汉隋艺文经籍，烦而无当，若使子玄生于今世，必以为吾国文化所存，全恃二志，得睹其概，又何嫌其妄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