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与《史记·荀卿列传》探讨文化史源流

《庄子·天下篇》甄综学术源流，已为文化史之先导。司马迁继之，其于《史记》列传半为学者之传记。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所谓诸子百家，莫不详为列传，或连类附见。是则司马之史，其注重文化，可谓不遗余力，然此属正史，不能引为例证。惟刘向校书，著为《别录》（《隋书·经籍志》：《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汉书·艺文志》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即谓此也。今其书虽散佚，其存者犹有《管子书录》、《晏子叙录》、《孙卿书录》（《韩非子书录》不著名，严可均疑是刘向作。他若《列子书录》、《关尹子书录》虽著向名，疑皆后人依托。又有《邓析书录》，亦不著向名，而《意林》及《荀子》杨倞注、高似孙《子略》，皆云向作，然此亦出于后人依托也）。于其篇目指意，固已条举撮录；而其国籍行事，尤详为叙述。观各书所载《别录》逸文，如王史氏（《汉书·艺文志》注引《别录》云：“六国时人也。”）、徐子（《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别录》云：“外黄人也。”）、鬻子（《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别录》云：“名熊，封于楚。”）、杜文公（《汉书·艺文志》注引《别录》云：“韩人也”），则详其时代，著其国籍。我子（《汉书·艺文志》注引《别录》云：“为墨子之学。”）、文子（《史记·荀卿列传》索隐引《别录》云：“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尉缭（《汉书·艺文志》注引《别录》云：“缭为商君学。”），则著其师承。申子（《史记·申韩列传》索隐引《别录》云，“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己备，过太史公所记”也），则审其篇目。驺衍（《史记·荀卿列传》集解引《别录》云：“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其书天事，故曰谈天。”），则明其指意。是其甄综学术，分部别居，条析源流，固己极文化史之能事矣。而世顾以目录校雠之学轻之，固浅之乎测向者也。其后刘歆《七略》，班固因以成《汉书·艺文志》，犹未失其家法，已骎骎乎成为目录之学矣。其后齐王俭有《七志》，梁阮孝绪有《七录》。《七志》已亡，《七录》原有十二卷，今仅存序与目而已，故其内容若何，亦不敢悬为论断。惟《七录》中有《古今书最》一篇，详载古今书籍存亡之大概，此亦足以为文化史之资，而学术源流，亦不若《七略》、《艺文》之该备，盖其书既缺，自不能以此相责也。宋有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有《四库全书总目》，虽各有品题，然学术之源流不明，部居之分别亦杂，故郑樵有《校雠略》，章学诚有《校雠通议》，皆思复向、歆之旧业以理董之，然兹事体大，彼二人者，亦未足以语此也。其后言目录之学者，仅能考版本之源流；言校雠之学者，仅能辨字句之异同，斯则其细已甚，更不足以窥见向、歆之巨业。惟宋高似孙《子略》，专载诸子，总存其目，其下四卷，则全为论断，颇欲扬扢百家，清其流别，然其意则是，其学亦甚疏也（吾国无文化史，此节所言皆总论学术之史，姑归之于文化史，下节所谓学术史，仅指言学术之一部分者）。

学术之史，自明黄宗羲《学案》出，规模始宏大。先是，周海门有《圣学宗传》、孙锺元有《理学宗传》，皆言理学之源流，然或以禅学乱其流，或杂收而不甄别，颇觉疏略，于是黄氏为《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以正之。既成此书，又复溯宋元诸儒而为之述其学派，成《宋元学案》，然其原稿不言卷数，全祖望修定序录，列为百卷，其书述各家传授源流，详为表列，颇觉清析。每一学案，首述其行事而为之传，次摘其言论以表其学，终复加案语以详其得失，或附录逸事及他人之评论。其为传也，视正史之传虽较简要，然于其学术之大凡，及其生平、读书、交游、著作，亦不加意详述，实与史传亦无异处（冯氏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云，“是书修补，谢山兼为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书列传特加精详，语多本之《永乐大典》，其中经济著述，间或采入”。可见诸传不仅为学案作也）。所摘言论，有时亦不能代表其学术，于其学术之本末条贯，实不能如指诸掌。而其评论，徒肆口辨，间有不衷于理者。又复入主出奴，陆、王、程、朱，便势同水火，故不为客观之叙其真相，而独为主观之肆其交攻。盖黄为陆、王，全为程、朱，已不免有此弊。他若陈建之《学蔀通辨》，攻陆、王；吴鼎之《东莞学案》，申陆、王；唐鉴之《学案小识》，又申程、朱，其《经儒学案》，掊击戴震诸人，又蹈汉宋交攻之弊，学术之真相，往往为其好恶所左右，盖无科学严格之律令，又无学史客观之精神，故其成就止于如此，然其为吾国学术史之先导，其功不可没也。其后江藩为《汉学师承记》八卷、《经师经义》一卷，又为《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其为《师承记》则云：“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其为《渊源记》则云：“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江氏之书，其叙诸家学说，颇得要领，然其互诋之陋习，主观之偏见，亦所不免。同时阮元撰《畴人传》四十六卷，自上古以迄嘉庆初年，凡中外言历法、算数之学者，皆叙其行事，述其学说，复缀以论，以明其流变（自卷一至二十述中土，末四卷述西洋，颇无门户之见）。盖历算之学，须凭实验，且以后起者为胜，西学之入吾国，以此为始，良由理无二致，故首能输入焉。学术无国界，此书差能副之矣。其后罗士琳又续补六卷，合刊行世。寻畴人二字，义颇广泛，不能专指历算之人。《汉书·律历志》如淳注云：“家业世世相传为畴。”考王粲《七释》、束晳《补亡诗》以世礼乐者亦为畴人，此则阮、罗二氏之小疵也。其实专家之学，皆可仿此为史，惟条例略须改变。一干众枝，明其源流，条其异同，不可如学案等之漫无比较条贯也。

宗教之史，著者特众。自齐王俭撰《七志》，佛经道经，各为一录，梁阮孝绪撰《七录》，亦特列《佛法录》、《仙道录》，北齐魏收撰《后魏书》，特著《释老志》，此皆对于宗教而有系统之记载者也。然《七志》、《七录》，实已散佚，《释老志》又属于正史，皆无劳举例。且仙道目，汉刘向已有《列仙传》之作（见《隋书·经籍志》），晋葛洪继之，亦有《神仙传》十卷。其后《说仙》、《集仙》、《洞仙》、《道学》等传，作者纷纷，实繁有徒。而佛法则梁有释宝唱之《名僧传》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释僧祐继之，亦有《高僧传》十四卷（今存）。其后名德法师众僧比丘尼等传亦纷纷继起。然此皆以人为限，未扩厥宇。隋唐以来，佛法之史，颇多名著，如隋翻经学士费长房著《历代三宝纪》十五卷，虽言译事，而表年以为经，列人以为纬。而每人所译之经，既详列书名于前，又略言译事始末于后。隋以前各经译出之年代，观此纪盖了然矣。唐沙门智升又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虽无年表，以详众经译出之年代，似稍逊于《三宝纪》，然所译各经，亦以人代先后为伦，不依三藏之次。且每代之首，冠以总序，先述年数，次述人数，次述所译经律之数，颇觉明了。而译人传记，特加详叙，此则胜于《三宝纪》也。先是，唐贞观时，有沙门道宣者，撰《释迦略谱》、《释迦方志》、《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颇足为宣扬佛教之史，其书今皆存在，足以远绍僧祐、长房，后启智升。自斯以后，代有著述，故佛教之史颇称完备。至于仙道，今《道藏》所有者，惟汉刘向《列仙传》二卷、晋葛洪《神仙传》十卷、南唐沈汾《续仙传》二卷（《云笈七签》尚有《洞仙传》二卷，案《列仙》、《洞仙》等传见于《隋志》，疑早已散佚，后人自类书辑出耳）。而谱录记传一类，所载传记山志，皆限于一人一地，其数亦鲜。汉《天师世家》则又限于一家，惟元赵道一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十三卷、续编五卷、后集六卷，此为仙道最详之史。然其声教之盛，不逮佛经远矣。

文学之史，《诗序》为之权舆。盖《诗》三百篇，大抵皆不知作者，作序者为之稽考史乘，或详作诗之原由，或述作者之姓氏，使学者论世读《诗》，知其源流正变，亦后世述文学史之意也。惟作序者不知为何人，众论纷纭，此不必辩。司马迁作《史记》，屈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文人，特立专传，范晔《后汉书》，遂特立《文苑传》，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自晋张隐撰《文士传》五十卷，挚虞又为《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志》二卷（《隋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又有《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单行之史，乃渐兴盛。其后傅亮有《续文章志》，宋明帝有《晋江左文章志》，沈约有《宋世文章志》，皆其流也。惜其书皆已散佚，存者亦仅百之一二耳。惟梁刘勰《文心雕龙》，叙文章之源流，锺嵘《诗品》（《隋志》作《诗评》），述诗人之流别，言文学者，皆奉之以为鉴，故其书赖以不亡。唐裴朏有《续文士传》十卷，许敬宗有《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亦已散佚。降至后世，选总集者，大抵皆为文人立小传（如胡震亨《唐音统签》、钱谦益《列诗朝集》，其后《全唐诗》、《全五代诗》、《全金诗》、《五朝诗别裁》等皆有小传）。又为纪事、征略之作（如《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及《诗人征略》诸书，皆述诗人事迹为多）。其他言词者，有《历代词人姓氏录》，言曲者有《录鬼簿》等书。然作者虽众，皆散无有纪，不为源流派别之言，以视《文心雕龙》、《诗品》且不逮，宁足以言有系统之史哉！

艺术之史，以绘画为最详备。自齐谢赫撰《古画品录》、陈姚最撰《续画品》，已发其端。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自上古至唐会昌，所有画家，皆为小传，间述其派别源流。宋郭若虚又作《图画见闻志》六卷以继之，所述自唐会昌至宋熙宁。宋邓椿又作《画继》以继之，所述自宋熙宁至乾道。元夏文彦别作《图绘宝鉴》五卷，所述又自上古至于元。明韩昂又为《续编》一卷，所述自明至嘉靖。清徐沁别作《明画录》十五卷，则述有明一代。而述明末清初者，则有周亮工之《读画录》（四卷）。述清初以至乾隆初年，则有张庚之《画征录》（三卷，续二卷）。其后冯金伯有《国朝画识》（十二卷）、《墨香居画识》（十卷），蒋宝龄有《墨林今语》（十八卷，续一卷）。此皆累世继述，昭示来兹，而图画之史赖以不坠者也。其次则法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起于东汉，迄于元和，与《历代名画记》并行，特继述无人，故不若绘画之详备。惟宋董更《书录》三卷、清冯武《书法正传》十卷，差堪继武。他若宋宣和之《书画谱》（各二十卷）、清康熙之《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明陶宗仪之《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朱谋垔续编一卷），朱谋垔之《书史会要》（五卷），则又包举各代，汇为鸿编，颇足以为其羽翼。盖法书名画，著述甚多，或言其品，或言其法，或著收藏之目，或言鉴别之情。名号繁多，不可殚述，惟言派别源流，足以征其变迁，觇其进化者，以上所举传记，虽未尽为合作，亦足以供艺术史之选材已。若夫摹印之术，近代以来，亦有为之作传记者，如周亮工之《印人传》三卷、汪启淑之《续印人传》八卷、叶铭之《广印人传》十六卷，亦足以见其一斑。他若金石雕刻、文房古玩之属，图谱、志录诸作，虽实繁有徒，而若元陆友之《墨史》（二卷，集古来善制墨者凡一百五十余人，旁及高丽、契丹、西域之墨，亦无不搜载），与书画印人诸传记足以并驾齐驱者亦鲜矣。(www.xing528.com)

农业之史，作者甚鲜。自《夏小正》详言农之节候，于是周有《七月》之诗，秦有《月令》之篇，汉亦有《四民月令》，后世且有七十二候之说。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即以农圃诸事，分系于十二月令。此农业中天时经验之历史也。《管子·地员篇》言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下土三十物，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此农业中土宜经验之历史也（《地员篇》详辨土宜种类之学，必由累世经验而来，必非管子所创，惜后世不传）。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十卷，详言农事，中有引汜胜之述伊尹区田之法，自伊尹以后，又有爰田、代田之说，井田、班田之制。他若沟洫有记（见《考工记》）、耒耜有经（唐陆龟蒙著，一卷），此农田农器之史之散见于各书者也。元有《农书》（二十二卷，王桢撰，凡《农桑通谈》六卷，《谷谱》四卷，《农器图谱》十二卷）。明有《农政全书》（六十卷，徐光启撰，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十一类，颇称该备）。清有《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敕撰，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此三耆者，虽非为史，而取材详博，颇足观览。他若《茧谱》、《棉谱》，《茶经》、《酒经》，《群芳》之谱，《奇器》之图，《桂海虞衡》之志，《闽中海错》之疏，诸如此作，不可罄述，由此言之，吾国虽无农业之史，而史材未尝不丰富也。

工业之史，发达最古，自《世本》有《作篇》，详记车服器具等制作之原，惜其书已亡佚，然散见于各书，略可见焉（《礼记·明堂位》正义曰：《世本》，书名，有《作篇》，其篇记诸作事）。如奚仲作车（《御览》七百七十三引《世本》，下引仿此），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黄帝臣。《左》昭二十四年《传》正义引）、作衣（《路史·国名纪》六引），垂作铫（《御览》八百二十四引）、作耨（《左》僖三十三年《传》正义引），宓羲作瑟，神农作琴（《风俗通》引），杼作甲（《初学记》二十二引），挥作引，夷牟作矢（注云：挥、夷牟，黄帝臣。《礼记·射义》疏引），少康作箕帚（《御览》七百六十五引），公输作石硙（《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拥父作舂（《御览》七百六十五引），伯夷作井（《御览》一百八十九引），共鼓、货狄作舟（《艺文类聚》七十一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后作史者，惟舆服之制，略有记载，其器用工作，颇以形下贱视，无有持续记述者，遂致日用之物，如床凳桌椅诸物，且无有知其始于何时，作于何人者，其器具之源，改良之迹，更无论也。吾国工业之墨守古制，不能发展，大率由此。其后惟宋沈括《梦溪笔谈》，稍记工艺，且兼言算数物理。如言阳燧照物皆倒，透光鉴承日光而铭文透壁上，洼鉴照人面大，凸鉴照人面小，唐高宗之玉辂，吴越王之木塔，喻皓营舍之法，毕昇活版之术，皆备言其理法，能于乐律历算，尤为其专门绝学，言之更详。他若陶弘景之《古今刀剑录》、王俅之《啸堂集古录》、王黼之《宣和博古图》、吕震之《宣德鼎彝谱》，亦可以考见制作之源流。然此诸书，皆未成史体，惟吾族祖琰所著《陶说》六卷，言陶工历史，最为详备（第一卷说今，言饶州今窑。第二卷说古，言古窑。第三卷说明，言明窑及造法。第四卷说器上，唐虞器、周器、汉器、魏晋南北朝器。第五卷说器中，唐器、宋器、元器。第六卷说器下，明器）。此则可为工业史之模范矣。

商业之史，以吾国重农贱商，故鲜有为之记载者，惟司马迁《货殖传》中载都会之发达，及商人之传记，为商业史之权舆。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其后惟宋严守明有《通商集》三卷、赵勰《广南市舶录》三卷（见《宋史·艺文志》），专言商事，惜其书已佚，无可考证。至明有陈讲《茶马志》四卷、傅浚《铁冶志》二卷、王宗圣《榷政记》十卷，颇亦关于商务，然至于今，亦有录而无书。清自中叶后海禁大开，与外人通商，宜有专为之史者。光绪中，坊间流传有王之春《通商始末记》二十卷，然考其书，实即王之春之《国朝柔远记》也（见外交史条），书估变其名以求利耳。是故清代通商之事，亦无有专为之记载者，诚憾事也。惟同治时夏燮，撰《中西记事》二十四卷，中有互市档案，漏巵本末，五口衅端，洋药土税诸篇，颇言通商之事。其他散见于诸家之文集奏议，及海关之统计，东西洋史家之记述，实繁有徒，惜乎无人为之辑录而为专史也。

风俗之史，作者亦古。自汉朱赣《条风俗》，班固辑之，以附于《汉书·地理志》之末，言风俗者祖之。其后郑玄作《谱诗》言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之不同，亦颇探原于风化。学者欲觇吾国古代之风俗，则此二书为最简赅者矣（唐作《五代史志》，而其《地理志》略依古九州区画，条其风俗，颇得朱赣遗意）。自斯以外，纲举目张，条列全局者，实罕其觏。惟汉圈称有《陈留风俗传》（见《隋志》），晋周处有《阳羡风士记》（见《唐志》及《史通·补注篇》），宋孝王有《关东风俗传》（见《史通·补注篇》），唐张周封有《华阳风俗录》（见《唐志》），他若《北荒风俗记》、《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事宜》（以上皆见《隋志》）、《高丽风俗》（见《唐志》）诸书，亦实繁有徒。然或专录一地，或略举偏方，或仅载外国，固难与朱、郑等并驾齐驱者也。惟顾炎武作《日知录》，中有《世风》一卷，详言历代风俗，如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等条，颇能言其荦荦大者，惜其偏言土风，未能条举其俗，亦属偏而不全。今日而欲为风俗史，则必采取社会学之精意，应用人类之条理，庶乎其可以超出于古人之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