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史：普遍史的取材来源

今世之言历史哲学者，类以普遍史为归。然亦不废国别史，以非有国别史，则普遍史亦无所取材焉。吾国当一统之世，帝王在上，虽诸国分封，各自为政，然史体所尊，在一正朔。故孔子之时，虽有百国《春秋》，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必以周正为归也。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刘知幾说。案：谓左丘明撰《国语》，说本《史记》、《汉书》），盖《春秋》以时间观其通，《国语》以空间观其别也。

上言《春秋》为历史文学，《国语》亦然。盖春秋之时，虽有百国《春秋》，然国自为史，未闻聚国别之史而荟萃为一书也。曰《诗》，有十五国《风》，于是《国语》因之而出。余尝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国语》之源流，以为“刘知幾作《史通》，胪陈六家之史，明其条贯，著其源流，则以《左传》为编年之祖，《国语》为国别之宗，分析史法，可谓精矣。若夫剖析而言，《左传》多叙记之文，原始要终，巨细毕见；至其记载言论，大抵甄综典礼，折冲尊俎，间以策命之文多为事而发，故名篇钜制，十之三四而已。《国语》则多论议之文，其所记注事端，大部为语而发，简而不繁，其重在语，犹《论语》也，分国而载，故称《国语》。其书上追《国风》，下开《国策》，欲观全周列国之文章，此三书为其渊薮矣”。观此则《国语》为历史文学，殆非附会之言乎。

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云：“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礼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马《史》班《书》已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又谓《文鉴》始有意于政治，《文类》乃有意于故事，与《文选》、《文苑》意在文藻，不征事实者异。）章氏谓吕祖谦之《宋文鉴》、苏天爵之《元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余谓不然。《文鉴》、《文类》断代为之，实仿虞夏商周之书，为《尚书》之支流，与孔衍之《汉尚书》、《魏尚书》，王劭之《隋书》，同类并观可矣。孔、王之书，今虽不传，《史通》谓“王劭《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斯其征也。若《国语》、《战国策》国别为之，始可谓为演风《诗》之绪矣。

《国语》而后，则有《战国策》，其体例甚相似。孔衍之《春秋后语》，亦其流也，若司马彪之《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实为后世地方统志之权舆，惟其书亡佚，十存一二，无由论议，后世史家，体例淆乱，名实纠纷，刘知幾《史通》云：“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观夫陈寿《三国志》、路振《九国志》，名为国别，实则纪传；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其书亡佚，无由置论（萧氏《春秋》近有辑本，崔氏《春秋》，宋时已散佚，今所存者，有二本，皆为后人辑录拟作）。吴任臣《十国春秋》，体为国别，论名则编年，故名《春秋》，观其所载，则仍为纪传，附以考表，且其中或为本纪，或为世家及传，隐然有正统偏霸之别，淆乱纠纷，盖莫甚于此者矣。(www.xing528.com)

有史以来，惟今日之世界，足以当普遍史之目，其余诸国之史，荟萃以观，皆国别史也。若统一大地，则自古至今，实未尝有，正统偏霸之分，皆小智自私，坐井观天之语耳。中国以赤县神州之内，自视为天下尽此，而又以国土为帝王之私产，于是正统偏霸之说出焉。其实魏、蜀、吴三国相等耳，帝魏帝蜀奚争焉？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十国与夫梁、唐、晋、汉、周五国相等耳，帝五代帝南唐奚争焉（《五代史》帝梁、唐、晋、汉、周，《续唐书》帝南唐）？惟明夫国别之义，则此等自大之私见捐，而平等观察之公心出矣。

明夫国别之义，则晋与十六国皆国耳，作史者不必重晋而轻十六国，置之载记之列，而十六国之史亡；五代与十国皆国耳，不必重五代而轻十国，置之世家之列，而十国之史微。观夫东晋、宋、齐、梁、陈与夫北魏、北齐、北周等史，并驾齐驱，则其成效之彰明较著者也。

有国别史之实而无其名者，其惟《明一统志》、《清一统志》乎。司马彪之《九州春秋》以州为纲，《一统志》则汇集各省书而作，以省为纲，故其实皆同，所不同者，惟一统与割据耳，要其史法则相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