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编年史的缺失及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西周之时，记载事实，时间之观念未明，故无编年之史。自共和以后，始有《春秋》，然各国史记，皆藏周室（见《史记·六国表》）。秦既得意，烧之尤甚。盖当时国典，自史氏外，齐民不得上窥此秘籍也。迨孔子修《春秋》，于是史记始布民间，编年贻于后世，不与周室俱亡，此则孔子之功足以垂诸不朽者也。

今之言史学者，有区为历史文学、历史哲学、历史科学三阶级者。孔子之《春秋》，无哲学、科学之观想，而文学则颇有可言，盖孔子之《春秋》本由《诗》出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主美刺，而意在言外；《春秋》主褒贬，若就一辞一句观，而不比例以相考较，亦不能得其言外之意也。由此言之，《春秋》由《诗》出，彰彰明甚，谓为历史文学，谁曰不宜。

《春秋》既为历史文学，故欲推其言外之意，遂至人人异见，人人异辞。左氏之五十凡，公羊氏之三科九旨，各张类例，以说《春秋》，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前贤谓“《诗》无达诂”，吾谓《春秋》亦然，盖文学之性质本如是也。司马迁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然其所指，皆在言外，亦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而已。唐韩愈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苟能见其终始，虽三传束阁，蔑弃师法，亦何尝不可各寻其端绪，以自成一家之言？故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为幼稚之史学也。而犹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吾未敢信也。

《春秋》之微言大义，虽如《公羊》所设之三世，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颇有合于进化之哲理，他若《谷梁》之所传道，亦多有合乎哲理之言。然既非孔子所明言，则亦等于各人所创获，惟左丘明恐人人各自以其意，以测孔子之言，异其端，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使人因实事而观言，不因空言而求意，以与实事相背缪。于是记述之史学出，编年之文法定，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惟左丘明始能实践此言矣。(www.xing528.com)

孔子之《春秋》，杜预所谓“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非疏明其事之本末，不足以明其真相，憭其义旨。故左丘明之作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杜预说），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刘知幾说）。既以五十凡释经，又有“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七类，以曲畅其义，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杜预说）。盖传之本字作专，为六寸簿，意在解经，惟因经之言，而因著其事，使兴亡之原委，经国之谋谟，风教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彰往察来，巨细毕陈，此后世作史者所以奉为模楷也。

《史通·二体篇》论《春秋》之得失，以为“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案：刘氏论《春秋》之短长，其言颇谛。盖编年史之所长，即在明时间之观念，叙事实之终始，使人寻其因果，以明事理。至其史学之对象，弊在局于政治，未睹社会之全体，此史学初兴之际，所不能免之弊也。

有孔子之《春秋经》，而后有左氏之《春秋传》，传以释经，尚非纯为史体，至汉荀悦作《汉纪》，始有独立之编年史，自是每代各有斯作，起自后汉，迄于有明，或谓之春秋（如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等），或谓之纪（如袁宏《后汉纪》、干宝《晋纪》等），或谓之略（如裴子野《宋略》等），或谓之典（如何之元《梁典》等），或谓之志（如王劭《齐志》等），名虽各异，皆依《汉纪》以为准的。至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则为编年之通史，以与《汉纪》等之断代编年史相别。若纯学孔子之经者，则惟伪托之王通《元经》，纯学左氏之传者，则惟伪托之薛收《元经传》。兼学孔子之经与左氏之传者，则有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中荀悦、司马光，尚有创作之才，其他则陈陈相因，谨守成规而不敢越，在史学上无进步之可言。至詈王通之拟经，以为淫名僭号，罪甚扬雄，则拟者与詈者，皆拘执不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