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差异

上言文字起于黄帝，则黄帝以前，既为结绳之世，文字未生，仓颉何由得为黄帝史官？曰：结绳以记事，则结绳之记事者，亦得追称为史官。惟此史官，为书记官，非历史官。必须严为分别，不可混淆。或谓《说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其后云者，似指仓颉之后。史字从又从中，为相益之字，仓颉时似未有史字，何得称为史官？曰：伏牺既能画卦，即能重卦（王弼说），仓颉既能造文，即能重文。韩非子云：“仓颉造字，背厶为公。”公从八（八有背谊）从厶（私之本字），安见仓颉时无史字乎？假使未造史字，后世亦得追称。

书记官称史，不尽上古如此。《周官·太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十二人。”注曰：“史，掌书者。”其他各职皆有府史、胥徒。《大宰》又有“女史八人”。注曰：“女史，女奴晓书者。”《宰夫》“史，掌官书以赞治”。注曰：“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周官之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大氐皆为掌管册籍起文书草之人，无为历史官者，惟五史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说详后）；府史之史，则为下级书记耳。《说文》序云，汉兴，《尉律》：“学僮十七以上，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有佐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皆有长史。《续汉书·百官志》，自三公以下至郡国县道，各有掾史（分掾属与令史。令史各典曹文书。郡国县道，又有书佐）；三公亦有长史，又有记室令史。案：佐史、掾史之史，皆书记官，即《尉律》所课者；长史，即后世之秘书长；记室令史，则秘书也。

历史之作，必起于图书荟萃之地。古者图书荟萃之区，必首推太史，《吕氏春秋·先识篇》云：“夏太史终古，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案：疑太史之误）向挚，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亦以其图法归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其属小史掌邦国之志。《左》昭二年《传》，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司马迁自叙：“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故历史之记载，必萌芽于太史。然其初之所作，仅记述一时一代之政典礼仪，与夫辨世系及昭穆而已。如《尚书》、《仪礼》、《周官》、谱牒等皆是。凡此记载，正名定分，仅足称为史料，未足僭名历史；盖因果之关系，时间之观念，为历史最粗浅之条件，且尚未明也。(www.xing528.com)

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周官》“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续汉书·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西周以前，未有编年之史，至西周之末，始有《春秋》（说详后）。《春秋》之作必起于太史，观鲁之《春秋》藏在太史，即可知之。盖惟太史能以时间之观念，发明事实之因果，于是乎有编年之史，足以副历史之名。至孔子修《春秋》，鲁太史左丘明即为《春秋传》；厥后司马迁为汉太史，亦成《史记》。惟历史之作，尚为为太史者私人所发明，未必为太史之专职。观夫汉之太史，至后汉时尚专掌星历，奏时节禁忌，记瑞应灾异而已（《史通·史官篇》云，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而著作历史者，反在兰台、东观。班固为兰台令史撰《汉书》；李尤召诣东观拜兰台令史，撰《汉记》。夫兰台、东观，为图籍秘书之所；令史掌奏及印工文书，盖后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有专职，盖始乎此。由此观之，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可断言也（《史通·史官篇》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此误书记官为历史官矣）。《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案：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为柱下史，或云为守藏室史。柱下为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后世误以道家者流出于历史官，于是学术源流因而滑乱。此余所以斤斤致辨于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分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