瓒为晋人，所著《汉书集解》，但书“臣瓒”，不书姓氏，致后人聚讼纷纭，迄无定说。然欲考臣瓒姓氏，先当考明颜师古《汉书注叙例》“臣瓒”下宋祁说之真伪，乃得有所借手。兹列其原文，而加以申辨。
《叙例》云：“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瓒，不知何姓。’案，裴骃《史记序》云莫知姓氏；韦棱《续训》又言未详；而刘孝标《类苑》以为于瓒；郦道元注《水经》以为薛瓒。姚察《训纂》云：‘案《庾翼集》，于瓒为翼主簿、兵曹参军，后为建威将军。《晋中兴书》云：翼病卒，而大将于瓒等作乱，翼长史江虨诛之。于瓒乃是翼将，不载有注解《汉书》。然瓒所采众家音义，自服虔、孟康以外，并因晋乱湮灭，不传江左，而《高纪》中瓒案《茂陵书》，《文纪》中案《汉禄秩令》，此二书亦复亡失，不得过江，明此瓒是晋中朝人，未丧乱之前，故得具其先辈音义及《茂陵书》、《汉令》等耳。蔡谟之江左，以瓒二十四卷，散入《汉书》，今之注也。若谓为于瓒，乃是东晋人，年代前后，了不相会，此瓒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传目录》云：秘书校书郎中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曰记（案，“曰记”二字，当为“已讫”之误，说详下）。《穆天子传》者，汲县人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今《汉书音义》臣瓒所案，多引汲书以驳众家训义，此瓒是傅瓒，瓒时典校书，故称臣也。’颜师古曰：‘后人斟酌瓒姓，附之傅族耳，既无明文，未足取信。’”
案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辨宋祁〈汉书〉校本》云：“景文《汉书》校本，今不得见其全，监本引入寥寥，杭董浦从励文恭家见宋椠《汉书》，则其中引之甚备，喜而钞之（乾隆殿版《汉书》乃散列其说于注），予亦以得所未见。及细阅之，乃知非景文之书。”列有五证，甚辨。余案全说是也，考《宋史·艺文志》载有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今散入宋刊本《汉书》者，疑即是书。《崇文总目》云：“景祐二年，秘书丞余靖上书，国子监所收《史》、《汉》本讹误极多，请行校正。诏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与靖、洎、直讲王洙雠对。靖等悉取三馆诸本，及先儒注解、训传、《说文》、《字林》之类数百家之书，以相参校，凡所是正增损者数千言，逾年上之，称为新校《史记》、前后《汉书》。靖等又自录其雠校之说，别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据此，则《汉书刊误》乃《三史刊误》之一种，为余靖、宋祁及张观、李淑、王洙等共撰。此书《宋史·艺文志》已不载，盖至南宋之季，流传已少也，故宋季之人得伪撰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而又厕入“宋祁曰”云云，致使后人疑《汉书刊误》为宋祁所撰也。实则既非宋撰，亦非余撰。然此虽系伪书，亦必曾见《三史刊误》，采入其说，而又杂采他人之说，如阳夏公（谢希深）、朱子文及驳刘攽《汉书刊误》等，玉石不分，金沙相混，如臣瓒一节，所引“宋祁曰”及“颜师古曰”，均系伪造，而裴骃《史记序》、韦棱《续训》、刘孝标《类苑》、郦道元《水经注》，以及姚察《训纂》一节，皆精博真确，必非作伪者所能造，疑出于刘攽《汉书刊误》（见《宋志》，四卷，今散入《汉书》者不全），及三刘《汉书标注》（刘敞、刘攽、刘奉世撰，见《宋志》，六卷），张泌《汉书刊误》（见《宋志》，一卷），刘巨容《汉书纂误》（见《宋志》，二卷）等书，皆出于余靖等《三史刊误》之后。所引刘孝标《类苑》、韦棱《续训》、姚察《汉书训纂》，虽著于宋祁、欧阳修同修之《唐书·艺文志》，而王应麟《玉海》四十六更详言“姚察《汉书训纂》三十卷，又著《续训》以发明旧义”（《隋志》、两《唐志》及《陈书·姚察传》均仅言《训纂》三卷，不言《续训》）。此书疑至宋季犹在，惟余靖、宋祁辈未必见也。观宋祁《景文笔记》云：
《易》家有蜀才，《史记》有臣瓒，颜之推曰：“范长生自称蜀才，则蜀人矣。”臣瓒者，于瓒也，考裴骃《史记集解序》：“《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小司马氏曰：“按即傅瓒，而刘孝标以为于瓒，非也，据何法盛《晋书》，于瓒以穆帝时为大将军，诛死，不言有注《汉书》之事；又，其注《汉书》，有用《禄秩令》及《茂陵书》，然彼二书，亡于西晋，非于所见也。必知是傅瓒者，按《穆天子传目录》云，傅瓒为校书郎，与荀勖同校定《穆天子传》，即当西晋时，在于前，尚见《茂陵》等书，又称‘臣’者，以其职典秘书故也。”据此，则臣瓒之为傅瓒，明矣。
据此，则宋祁未见姚察《汉书训纂》也。《笔记》所说，皆本小司马，即司马贞裴骃《史记序》索隐也。颜师古《汉书叙例》既云“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亦不列姚察《汉书训纂》，故知“颜师古曰”云云，亦系伪也。司马贞之说，实出于姚察《汉书训纂》，但略举其说而没其名耳。
上既辨明宋祁、余靖校语，颜师古辩语之伪，而又证明姚察《训纂》之真，乃可以论臣瓒之姓氏矣。臣瓒姓氏，梁陈之际，已有三说：一曰于姓，梁刘孝标说也；二曰傅姓，陈姚察说也；三曰薛姓，元魏郦道元说也。案刘孝标之说，盖出于其所撰《汉书注》。《隋志》，梁有刘孝标注《汉书》一百四十卷，亡。则此书至陈已亡，唐以来唯见刘氏所撰《类苑》耳，或亦载其说，未可知也。惟姚察在梁已有名，与孝标同时，应见其书，其后著《训纂》，故得驳其于瓒之说。自此以后，于瓒之说，已不复为人所采。唐宋之际，唯行姚氏傅瓒之说，郦说亦无人厝意。至近世，则沈家本复申傅瓒之说，孟森则申薛瓒之说，各有确证，今各列其说于下：
沈家本《汉书琐言》云：
按臣瓒，刘孝标以为于瓒，宋祁引姚察《训纂》，辩刘说之非，而以为傅瓒。小司马《史记索隐》亦以为傅瓒，盖即本之姚说。李善《文选注》所引臣瓒注四十九条（内重见者十七条），而于《啸赋》、《洛神》称为傅瓒，与姚、马之说同，是隋唐时多以瓒为傅姓，而师古独不之信，何耶？（《沈寄簃遗书》乙编《诸史琐言四》）
案《啸赋》“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注曰：“武帝元朔六年，卫青将六将军绝幕。傅瓒：沙土曰幕。”（傅瓒下，疑脱“曰”字）《汉书》注引臣瓒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绝。”《洛神赋》“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注引《汉书音义》：“傅瓒曰：濑，湍也。”是李善直以臣瓒为傅瓒，盖亦本乎姚说也。赵贞信跋孟森《臣瓒考》，言已别为《注〈汉书〉之臣瓒》一文，且谓“沈氏之说与贞信相同”，则亦信守傅瓒之说矣。
孟森《臣瓒考》云：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郦元注《水经》，以为薛瓒。考《水经注》引薛瓒之《汉书集注》，乃有原文可核，检《汉书》中引臣瓒之文，与此相对照，是否同符，则臣瓒之能否姓薛，即已立判。如《水经·河水二》“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注引《汉书集注》：“薛瓒曰：金者，取其坚固，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下，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虽有金城汤池”云云，此已知其所引之为一书矣。《河水四》“又南过蒲坂县西”注：“薛瓒注《汉书》曰，《秦世家》以垣为蒲反，然则本非蒲也。”《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注引“臣瓒曰，《秦世家》云，以垣为蒲反，然则本非蒲也”。其他又引《谷水篇》、《渭水下篇》、《渠水篇》、《匏子河篇》薛瓒注，与《汉书》臣瓒注一一对勘，而其断语云：“凡《水经注》全书引薛瓒者尚多，无不与《史》、《汉》臣瓒注合，则安得不以臣瓒为即薛瓒乎！”（《责善》半月刊一卷二十一期）
案以上三说，鄙意以为皆非也。刘氏于瓒之说，姚察《训纂》已以《庾翼集》及何法盛《晋中兴书》驳之矣，故其说久已废弃；近孟森又以唐修《晋书·庾翼传》证于瓒说之非，《传》云：“翼卒，未几，部将于瓒、戴义作乱，杀将军曹据，翼长史江虨、司马朱焘、将军袁真等诛之。”则于瓒之说，已不值再驳。至于傅瓒、薛瓒二说，沈、孟各有证据，旗鼓相当，故此二说，未可甲乙。赵贞信虽攻孟森之失，然仅攻其枝叶，未能摧其根干，李善《文选注》固足证傅瓒，郦道元《水经注》岂不足证薛瓒哉！故欲攻此二说之失，非寻二说之来源不可。
傅瓒之说，姚察据《穆天子传目录》云“秘书校书郎中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曰记”（案“曰记”二字，当作“已讫”，此句亦为《穆传》“序录”原文，故宜据改）。所云“目录”，盖在目录之下。考今本《穆天子传》，已误移置序首，仅有“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荀勖撰”一行，又删去他人结衔，盖已经后人改易。惟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有旧抄本《穆天子传》，冯己苍得之锡山秦氏，钞本校过，改正讹字，补录序首结衔五行（案此五行当移置目录下），其文云：
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勖
领中书会议郎蔡伯臣峤言部
秘书主书令史谴勋给
秘书校书中郎张宙
郎中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已讫，谨并第录(www.xing528.com)
案第二行结衔，颇有误字脱文倒文。余尝据《晋书·和峤传》，为之改正如下：
侍中（“言部”二字之误，又倒置于下）、领中书令（“会”为“令”字之误）、议郎、上蔡伯（脱“上”字）臣峤
第三行“秘书主书令史”，必不止一人。此谴、勋、给，当为三人，改正如下：
秘书主书令史臣谴、臣勋、臣给
第四行“秘书校书中郎张宙”，与第五行“郎中傅瓒”，当并为一行。中郎为郎中倒文，下“郎中”二字衍文。且校书郎中，当据姚察《训纂》改为校书郎。张宙之张字，傅瓒之傅字，当作“臣宙”、“臣瓒”，后人妄加姓氏，去“臣”字，如“臣勖”改为“荀勖”，其迹显然，盖秦汉以来上书君上，皆称臣某，此乃通例也。改正如下：
秘书校书郎臣宙、臣瓒，校古文《穆天子传》已讫，谨并第录。
据此，则傅瓒之“傅”字，决为后人妄加。《穆天子传》在晋世已通行，郭璞且有注本，则宋裴骃作《史记集解》时，断无不见之理，而云“臣瓒，不知氏姓”，可见其时尚作“臣瓒”也。至梁刘孝标又云于瓒，则其时《穆传》尚称“臣瓒”，又可知矣。姚察在梁末，流离奔走，未遑著述，其作《训纂》，当在陈初为学士时，后聘于周，沛国刘臻访《汉书》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可证。则浅人妄加“傅”字，当在梁末陈初。当时博学如裴骃、刘孝标，尚不知有傅瓒，而后人反据不见史传之傅瓒，改窜《穆传》“序录”结衔，姚氏不审，信以为实，已可云疏；李善注《文选》，径称傅瓒，不称臣瓒，逊于颜师古之审慎远矣。
郦道元《水经注》薛瓒之说，人多不知其来源，考《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八年，有太原薛瓒，即其人也。郦氏以薛瓒为臣瓒，与刘氏于瓒之说，亦无以异，盖不作校书郎，无缘上书称臣瓒，不在西晋初年，无缘见《茂陵书》与《汉禄秩令》。姚氏驳刘氏于瓒之说，即可移以驳郦氏薛瓒之说矣。
考秘书郎一职，与著作郎地位相等，皆以华贵之族积学之人任之。《晋书·阎缵传》“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通典》：“宋、齐秘书郎皆四员，尤为美职，皆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夫著作郎既为贵势所争，秘书郎自为甲族独占，盖晋已如此，不特宋、齐然也。故臣瓒为秘书郎，必具有三种证据，乃可确定其姓氏：一为西晋之人，与荀勖、和峤同时；二为贵族；三为宿学之士，为同时之人所钦慕，而晋史有其名。于、薛、傅三人，皆不能备此条件也。
案《晋书·职官志》，中书监、令下，有中书侍郎，员四人，及江左初，改中书侍郎曰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裴瓒为中书郎，盖即为中书侍郎之省称，犹黄门侍郎亦或称为黄门郎也。《通典》谓“晋中书监、令常管机要，多为宰相之任”，《通考》谓“中书侍郎，其职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案《晋书·职官志》，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从驾则正直从，次直守（原注：张华兼中书郎，从驾征锺会，掌书疏表檄；嵇含为中书郎，书檄云集，含初不立草）”。据此，则中书郎即中书侍郎明矣。其职侍从、献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非妙选文学通识之士，不能为也。
又案《晋书·职官志》，及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惠帝永平中，复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局。据此，则晋自武帝太康以后，惠帝永平以前，中书郎与秘书郎，实在一署，且为通职互称，有时典掌诰命，即为中书郎，有时典掌校书，即为秘书郎矣。
臣瓒若是裴瓒，则既备具上列三种证据，而其官秘书郎，佐荀勖校上《穆天子传》，时在武帝太康二年及三年，其《汉书集解》二十四卷，盖亦在太康中为秘书郎时所奏上，故二书皆称“臣瓒”。其为中书郎，则在其妻父杨骏为执政之时。惠帝永平元年三月辛卯，太傅杨骏为贾后所诛，瓒为乱兵所害，其时中书令蒋俊亦死焉。盖裴瓒与卫恒，门第既同，又通婚姻（见上，瓒父楷以女妻卫瓘子也），先后同官秘书，校理汲冢古文，而一以四体书势显，一以《汉书集解》著，而皆死于贾后之乱，而世人竟不知有裴瓒其人，则《卫恒传》（附《卫瓘传》）载其四体书势，《裴瓒传》不著其《汉书集解》故也。虽然，学问深博，瓒过恒远甚，宜乎为王绥所重也。
杨骏为武悼杨皇后父，当武帝时，未尝专执朝政也，裴瓒娶妻杨氏，实非仰攀贵族，依附权势，盖当时朝贵联姻，亦人情之常。楷长子舆娶汝南王亮女，女适太保卫瓘子，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子恒、岳、裔，未知孰为楷女婿），皆其例也。况古代婚姻，必秉父母之命乎。武帝崩，外戚杨氏专政，贾后欲预朝权，乃诬杨氏将图社稷，于是使楚王玮讨骏，瓒死于其乱，非其罪也。惠帝时，史官多党贾氏，深斥杨骏，书之曰诛，而瓒亦列之逆叛之党，以裴瓒比之王敦，故其事迹，当时史官不乐为之表彰，而《汉书集解》之不载于瓒传，良有以也。唐修《晋书》，多承晋史官旧文，蜀贼吴寇，尚多未改，其他褒贬予夺，盖可知矣。
（原载《中国史学》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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