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中的汲冢书篇目考及其来历、文字详解

汲冢书之来历与文字既明，请更进一步考其篇目。

汲冢书篇目，载于《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最为详备。今根据该传，将其篇目详加考证于下：

（一）《纪年》十三篇　“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案：《纪年》十三篇，篇数疑误。王隐《束晳传·纪年》十二卷，《隋书·经籍志·纪年》十二卷并《竹书同异》一卷，则此当作十二篇，方与下总数七十五篇相合。若作十三篇，则总数为七十六篇，又与王隐《束晳传》“大凡七十五卷”不合，故知三字为二字之误。

又云：“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此盖束晳考正重定本，故起于夏。和峤初写定本则起于黄帝。^[39]“以事接之”，“事”上当夺“晋”字，“安釐王”当作“襄王”，皆误。《史记》卷四《周本纪》“犬戎杀幽王骊山下”，集解引《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可知《纪年》古本系西周总年于幽王为犬戎所杀之下，与《束晳传》谓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合。盖周至幽王被杀，王室东迁，号令不行，诸侯各自为政，为一画分时代之变局，故可以晋事接之也。杜预《春秋左氏经集解后序》云：“《纪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考杜预卒于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年），^[40]其所见《纪年》当为和峤本，起于黄帝；束晳重定本《纪年》，乃起于夏，盖成于惠帝元康末，永康初（公元二九九—三〇〇年）^[41]。疑此《后序》非杜预撰。又考殇叔元年为周宣王四十四年（公元前七八四年），而《后汉书·西羌传》引《纪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在周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七九〇年），则记晋事起于殇叔以前也。又《太平御览》二引《纪年》“懿王六年（公元前九二九年），天再旦于郑”，《太公吕望墓表》引《纪年》“康王六年（公元前一〇七三年），齐太公望卒”，则所谓“殇叔以前皆记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亦不尽然。自《后序》“起自殇叔”之说兴，后人遂曲解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以为至幽王即位前年，即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七八二年）止，凡二百五十七年。^[42]而幽王元年（公元前七八一年）即殇叔四年，始以晋事接之。甚或谓自此以后，不以周纪年，而以晋纪年。然观《太平御览》所引幽王八年（公元七七四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以为太子，^[43]幽王十年（公元七七二年）九月桃李花，^[44]则知起自殇叔之谬说，亦由误解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为至幽王元年前之一年。高明如杜预，恐不出此。

又云：“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案此书体例与《春秋》不同。《春秋》为断代编年史，故起于鲁隐；《纪年》为通史式编年史，故上起黄帝。《春秋》为国别式编年史，故以鲁纪年；《纪年》为通史式编年史，故以五帝及夏、商、周纪年。东周以后，虽因魏人所记，故多记晋、魏事，然亦兼记列国事；虽终于今王二十年，然仍以周纪年。何则？通史之例使然也。《御览》引《纪年》云：“周隐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45]晋干宝《搜神记》：“周隐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五寸。”^[46]盖亦出于《纪年》。称周赧王为周隐王，他书所绝无，为《纪年》所独有。考《纪年》亡于宋世，南宋初陈骙撰《中兴书目》，《纪年》止有第四、第六及杂事三卷，下皆标云“荀氏叙录”，一纪年，一纪令应，三杂事，皆残缺。《宋史·艺文志》“《竹书》三卷，荀勖、和峤编”，即此三卷也。又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今观中秘所藏《师春》中，有杂钞《纪年》篇者。惟杜预云《纪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录之。预云《纪年》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而此皆有诸国。预云《纪年》特记晋国，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考伯思尝为秘书郎，故得观中秘书，其卒在徽宗政和八年（公元一一一八年），《纪年》一书，王应麟谓《崇文总目》已不著录，^[47]然宋室中秘虽无其书，而民间则尚有之。刘恕《通鉴外纪》成于宋神宗熙宁末元丰初（公元一〇七七—一〇七八年），^[48]罗泌《路史》成于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一一七〇年），皆征引《纪年》甚多，出于各书所引之外，此其证也。伯思盖亦见及《纪年》足本，故知宋代《师春》杂抄《纪年》，惟不知杜预《左传·后序》所引为束晳重编本，故两相比较而致疑耳。

近人有疑《竹书纪年》为伪书者，经详加分析研究后，可加以解答如下。《纪年》原本，发现于晋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亡于北宋末期（公元十一世纪末期），各家征引甚多，决无可怀疑。今本《竹书纪年》，盖后人得宋三卷残本及《师春》所录，又杂采他书以补缀之。然起自黄帝，及东周以后，仍以周纪年，称赧王为隐王，皆仍荀、和旧本，合于编年通史体例，不尽伪也。自束晳考正改定本，始起自夏、商，幽王灭亡，改用晋纪年，学《春秋》以鲁纪年之法。不知此是魏国私人所撰编年通史，^[49]非魏国官修之国史，且非编年之断代史也。观其所书魏文侯卒（《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与同时秦敬公卒（《史记》卷五《秦本纪》索隐引《纪年》），齐宣公薨（《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宋悼公卒（《史记》卷三十八《宋世家》索隐引《纪年》），书法无异，盖明明平视各国，上冠周年，非若《春秋》以鲁纪年，某公薨但书“公薨”，而不言鲁某公薨也。由此可知杜预《后序》亦见束晳本东周以后用晋、魏纪年，更可证非杜预自撰矣。《后序》又云：“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公元前七二一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案束晳本改用晋、魏纪年，故用夏正；和峤本则东周以后既仍以周纪年，当用周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王邵按：《纪年》梁惠成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魏马陵”，而《魏世家》索隐引《纪年》则作“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二十七年十二月在周正为二十八年二月，是索隐所见本此条尚未改周正为夏正，王邵所见本已改周正为夏正。此《纪年》一本以周纪年用周正，一本以晋、魏纪年用夏正之明证。可见《纪年》原本亦有荀勖、和峤旧本与束晳改定本之别。一起自黄帝，一起自夏、商。一在西周末年以后仍用周纪年，故用周正，一在西周末年以后，改用晋、魏纪年，故用夏正，此不可不察也。

又云：“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案幽王当作厉王，此处盖有误。其他与篇目无关，故略之。

（二）《易经》二篇　“与《周易》上下经同。”

案：王隐《晋书·束晳传》题为“《周易》上下经二卷”，为所称四部差为整顿之一。^[50]而《艺文类聚》引王隐《束晳传》，称古书有《易卦》，似《连山》、《归藏》。考汉代虽有古文《易经》，未尝知其由何而来。此汲冢所出之《易经》，当时学者盛讲三玄之学，何无人一校其同异，而竟任其荡灭？惜哉！

（三）《易繇阴阳卦》二篇　“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

案：杜预《春秋左氏集解后序》云：“《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此释《易经》二篇，亦未能同中求异。又云：“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末二句文理，竟不可通。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远国，则当于汉代孔壁中发见方合，今既于汲冢中发见，何云尚未播之远国？既已播之远国，于何证明为仲尼所造？杜预文章精审，决不出此谬论。

（四）《卦下易经》一篇　“似《说卦》而异。”

（五）《公孙段》二篇　“公孙段与邵陟论《易》。”

（六）《国语》三篇　“言楚、晋事。”

案：今本《国语》，亦有《楚语》、《晋语》，与此三篇不知异同如何。当时编校写定之人，未尝明言，已觉其不称厥职。况今本《国语》，余尝考其为战国末年人所撰（别有考），此《国语》三篇，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三〇〇年）前已有，则更可宝贵。惜乎晋人无识，不为校其异同，表章而流传之也。

（七）《□名》三篇　“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案：“名”上疑有夺字。

（八）《师春》一篇　“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案：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郡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古竹书凡七十五篇。晋征南将军杜预云别有一卷纯集《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人名也。今观中秘所藏《师春》，乃与预说全异。预云全集卜筮事，而此乃记诸国世次及十二公岁星所在，并律吕谥法等，末乃书《易》象变卦，又非专载《左氏传》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预所见《师春》之全也。然预记汲冢他书中，有《易》阴阳说而无《象》、《系》，又有《纪年》，三代并晋、魏事，疑今《师春》盖后人杂钞《纪年》篇耳。……及观其记岁星事，有‘杜征南洞晓阴阳’之语，繇是知此书亦西晋人集录，而未必尽出汲冢也。”陈振孙《书录解题》“《汲冢师春》一卷”，亦云“此书叙周及诸国世系，又论分野律吕为图，又杂录谥法卦变”。案陈氏所言分野，即黄氏所说十二公岁星所在。然案《玉海》卷四十七引《中兴书目》“《汲冢·师春》一卷，杂叙诸国世系及律吕谥法，末载卦变杂事”，则所谓分野，所谓十二公岁星所在及“杜征南洞晓阴阳”之语，皆无之，则当时亦有二本不同也。

（九）《琐语》十一篇　“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www.xing528.com)

案：《隋书·经籍志·古文琐语》四卷，注：“汲冢书，盖合十一篇为四卷耳。”寻刘知幾《史通》云“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为《夏》、《殷春秋》”（《六家篇》）；“《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疑古篇》）；“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惑经篇》）；“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熊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罴入门，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史实矣”（《杂说篇》）。案：《琐语》载平公疾梦朱罴窥屏，斯与所谓诸国卜梦妖怪相书合。而其篇目有《夏》、《殷春秋》、《晋春秋》等，故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冢古书有《春秋》，似《左传》”^[51]，盖即指此《琐语》言也。其书唐代尚存，《宋史·艺文志》已不载此书，盖亦亡于宋也。马国翰有辑本，仅十五条。严可均《全晋文》辑二十五事，凡十九条，又附录六条。

（十）《梁丘藏》一篇　“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十一）《缴书》二篇　“论弋射法。”

（十二）《生封》一篇　“帝王所封。”

（十三）《大历》二篇　“《邹子谈天》类也。”

（十四）《穆天子传》五篇　“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

案：《玉海》卷四十七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云：“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郡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寻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亦引此传文，其周时古文也。“《晋书》有其目录”及“说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等注文，皆作大字，与传文混而为一，后人遂谓王隐原文已如是，不知王隐之时，尚无《晋书》。《隋书·经籍志》所列纪传体《晋书》，在晋时所作者，以王隐为最早，有九十三卷；次为虞预，四十四卷；又次为朱凤，十四卷。而编年体则皆称《晋纪》或《晋阳秋》，不称《晋书》。然则此注文盖为孔颖达所加，所指《晋书》，唐修《晋书》也。盖惟唐修《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乃有汲冢书全部目录，其他未闻也。据此则王隐《束晳传》仅称《周王游行》五卷，与上《周易》、《纪年》、《琐语》三部同其句法，皆无注文，故下文云“此四部差为整顿也”，明其聊举大概，不暇细释。其他各书，且皆从略矣。近人《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谓“游行”下脱“记”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穆天子传》本谓之《周王游行记》”可证。余谓此“记”字盖亦晁氏自加，《左传》《正义》及《玉海》所引，皆无“记”字。观汲冢书十余种，若《纪年》，若《公孙段》，若《师春》，若《梁丘藏》，若《生封》，若《大历》，皆无传记书说等名，则何独于《周王游行》下加一“记”字邪？至唐修《晋书·束晳传》，则改称《穆天子传》，而反以“周王游行”为注矣。

（十五）《图诗》一篇　“画赞之属也。”

案：或谓此即周穆王游行及见西王母画赞。王懿荣《汉石存目》有《穆王见西王母》画像，《隋书·经籍志》有《周穆王八骏图》，盖皆此类也。余谓此亦臆说，若果与《穆天子传》有关，则《束晳传·图诗》下必为之说明，今仅云画赞之属，其与《穆天子传》无关明矣。

（十六）《杂书》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案：杂书十九篇，昔人往往分为三种，曰《周食田法》，曰《周书论楚事》，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余案《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子恒为《四体书势》云：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则《论楚事》别为一书，且仅一卷。是十九篇中实包括书四种：曰《周食田法》，曰《周书》，曰《论楚事》，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荀勖撰《中经新簿》，列汲冢书于丁部之末，^[53]盖将写成今隶之书全行列入也，故总称曰汲冢书。《隋书·经籍志》目录类有《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唐书·经籍》、《艺文》二志同，则唐代此书尚存。《隋志》、两《唐志》皆载《汲冢周书》十卷，必本于《晋中经》，非无所据而云然。则当时汲冢所得写成今隶者，自有《周书》十卷无疑。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周书》，隋、唐《志》系之汲冢，而《束晳传》及《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所载竹书之目无《周书》，然则系于汲冢误矣。”清《四库全书总目·周书》篇亦云：“《晋书·束晳传》载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实皆未尝深考也。荀勖编《穆天子传》为六卷，采《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为《穆天子传》第六卷。束晳考正汲冢书，既重编《纪年》，又改《穆天子传》六卷为《周王游行》五卷，抽出《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入杂书中，于是杂书中既有《论楚事》一卷、《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尚有十七卷则《周书》十卷、《周食田法》七卷也。此等杂书，在史学家视之，均大有价值。束晳文学之士，而又笃古，不重视此四种，一概归入杂书，不加考正，此实无识之甚，不及荀勖、和峤远矣。

或谓《周书》七十一篇，而汲冢杂书仅有十九篇，则汲冢虽有《周书》，其非七十一篇之《周书》明矣。不知篇与卷有别，唐修《晋书·束晳传》称汲冢书七十五篇，及其他各书各称若干篇，其“篇”字皆当为“卷”字。王隐《晋书·束晳传》、杜预《左传后序》，皆称汲冢书七十五卷，其分别各书，亦皆称卷，其明证也。盖写今隶于纸，自当称卷；若指原简，虽可称篇，然必篇多而卷少。即如杂书，决不止十九篇，至少当有八十篇（《周书》已多出六十一篇）。及写成今隶，则《周书》篇短，其每篇仅有数十字者甚多，集合数篇，方可成卷。^[54]此《周书》七十一篇所以仅有十卷，而杂书十九卷自可包括《周书》七十一篇也。唐修《晋书》不明篇变为卷之例，改卷为篇，致使后人疑杂书十九篇不能包括《周书》七十一篇，遂谓汲冢无《周书》，此皆强用古义，名不副实，遂铸成此大错也。

又据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碑》：“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其《周志》曰‘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云云。其《纪年》曰‘康王六年（公元前一〇七三年），齐太公望卒’。”案：《周志》即《周书》，《左传》文公二年《传》文“狼曋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今在《周书·大匡篇》。卢氏依古称《周书》为《周志》，且所引为文王梦天帝赐太公望事，今不见于《周书》，盖在《程寤》以下八篇亡书之中，此八篇前后皆记文王事，则此篇亦当记文王事。据此，则汲冢之有《周书》，又得一确证矣。

（十七）“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案：王隐《晋书·束晳传》云：“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左传后序》，正义引）。案唐修《晋书》改卷为篇，非是，说已见上。

又案：《隋书·经籍志·古史篇》云：“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郡发魏襄王冢，得古书竹简，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指司马炎）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案《束晳传》所列，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本于荀勖《中经新簿》，其分部分卷，皆与束晳重编者异。如《束晳传》杂书十九卷，荀勖则分出《周书》十卷，独立一部，《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则并入《穆天子传》，《琐语》则并十一卷为四卷。但其并为十五部，不知如何分配，盖亦有杂书一类，以纳入数种也。其分为八十七卷，不知是《隋志》数目之误，抑为《中经新簿》本文如是，则不可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