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书文字考及其迅速成书

关于汲冢书文字，旧有三说：

一、小篆说　《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此称汲冢书文字为小篆，一说也。

二、科斗文说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文久废，推寻不能尽通。”此称汲冢书文字为科斗文，又一说也。

三、古文说　荀勖《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此称汲冢书文字为古文，又一说也。

案：汲冢书文字实为古文而非小篆，称科斗文，俗名也。王隐《晋书·束晳传》云：“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19]卫恒《四体书势》云：“汉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此其证也。

王国维《科斗文字说》云：“科斗文字之名，先汉无有，惟汉末卢植上书有‘科斗古文，近于为实’之语，而其下所言乃《毛诗》、《左传》、《周官》，不及壁中书。郑康成《书赞》云‘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始以古文《尚书》为科斗书。然卢、郑以前未尝有此名也。伪孔安国《尚书序》亦云‘虞、夏、商、周之书，皆科斗文字’，始以科斗之名为先汉已有。实则此语盛行于魏、晋以后，杜预《春秋后序》、王隐《晋书·束晳传》及今《晋书·束晳传》，皆云汲冢书为科斗书，是科斗书之名起于后汉，而大行于魏、晋以后。且不独古文谓之科斗书，即篆书亦蒙此名。《束晳传》云：‘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司空张华以问束晳，晳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夫汉代策文，皆用篆不用古文（见《独断》及《通典》），而谓之科斗书，则魏、晋间凡异于通行隶书者，皆谓之科斗书，其意义又一变矣。”案：王说是也。晋时古文、篆文，皆称科斗文。《武帝纪》本于晋时《起居注》，故以俗称科斗书误为小篆，而不知当时所称科斗文，实古文也。

《晋书》卷五十一《王接传》：“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案：卫恒世传古文，故当时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20]特请其考正汲冢书也。恒撰《四书体势》，其《古文字势》云：“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21]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22]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23]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24]案：卫觊写邯郸淳古文《尚书》，其字势与汲冢古文相仿佛，是汉壁中古文与晋汲冢古文相同也。正始中（公元二四〇—二四八年）《三字石经》虽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然字势虽略异，而字体则全同。魏、晋皆都洛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离正始初立《三字石经》不过四十年，其字完全无缺。荀勖、和峤、臣瓒、卫恒、束晳等校读汲冢古文写为隶书者，全赖《三字石经》古文、隶书并列，检得古文即知隶字，检得隶字即知古文，无劳考释，故得迅速成书。《穆天子传》不过一年即完全写成，其他各书盖亦同时或不久即写毕，故中书监荀勖于太康八年（公元二八七年）前未迁尚书令时，即将亲写定汲冢书全部列入《中经》。^[25]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汲县令卢无忌立《齐太公吕望碑》，已引汲冢诸书若《纪年》及《周志》也。^[26](www.xing528.com)

《隋书·经籍志》：“《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又云：“后汉蔡邕所书《石经》、魏正始《石经》，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是《三字石经》至北齐始因迁移而致残缺，晋中朝之初固安然无恙也，故卫恒得以《三字石经》之古文字势比较汲冢之古文字势。王国维《魏石经经数石数考》，经数据《西征记》、《洛阳伽蓝记》为《尚书》、《春秋》二部，《隋志》同。《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三字石经左传》。《隶续》录洛阳苏望所刊《魏石经遗字》，除《尚书》、《春秋》外，亦有《左氏》桓七年《传》九字，桓十七年《传》二十六字。石数则据《水经》谷水注为四十八碑，《西征记》^[27]为三十五碑，《洛阳伽蓝记》为二十五碑。考《魏石经》每碑三十五行，行六十字，表里刻字，则每碑四千二百字。《尚书》、《春秋》、《左传》三经，须一百五十石乃能容之。疑当时所刻《左传》，实未得全书十之二三。《隶续》所录《左传》，乃桓公末年事。案隐、桓二公《传》，共九千三百三十九字，加以《尚书》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字，^[28]《春秋》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篇题等字未计，共四万四千五百六十一字。每字三体，得十有三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字。今依《西征记》三十五碑字数计之，得十有四万七千字，盖所刊《左传》，当至庄公中叶而止。若如《洛阳伽蓝记》所云二十五碑，则尚不足容《尚书》、《春秋》二经字数。而《水经注》之四十八碑，实为《汉石经》数。据王氏推算，则当时《三字石经》古文，约有四万九千字（以十四万七千字三分之一计），而其字皆出于《尚书》、《春秋》及《左氏》之隐、桓、庄《传》，以之考释《纪年》古文，最为适宜，而《穆天子传》容有未备，故书中依古文形体而写为“隶古定”^[29]者尚多也。

案：卫宏之时无诏定《古文官书》之事，卫恒时则有之。诸家所引，皆卫宏《古文尚书序》，惟陆德明《释文》为不误。自《隋书·经籍志》误以《古文官书》为卫敬仲（即宏）撰，于是卫宏《古文尚书序》遂误为卫宏《古文官书序》。自唐代有卫宏《诏定古文官书》之名，于是《史记》正义等遂误以卫宏《古文尚书序》为《诏定古文尚书序》，转辗纠纷，不可判别。《后汉书·儒林传》，卫宏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则所谓《古文尚书序》即《古文尚书训旨序》；《说文》所引卫宏说，亦即《古文尚书训旨》说也。又《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则宏所定为《古文尚书》，非《古文官书》明矣。

汲冢古文写成今隶者十有九种，七十五卷，其成绩已可观矣。尚有专门研究文字者，既有卫恒《诏定古文官书》一卷，复有续咸《汲冢古文释》十卷。《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续咸字孝宗，上党人。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近人谓晋人得汲冢古文，而不知整理文字，勒成字书，此则不知卫恒、续咸已有成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