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本《列子》有一章题作《周穆王》（卷三），以“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开头。虽然“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可是“化人犹不舍然”。之后化人和穆王“同游，王执化人之袪，腾而上者，中天乃止”，化人“与王神游也”。穆王既寤以后，“不恤国事，不乐臣妾”，就决定“肆意远游”。之后是穆王远游昆仑之丘的故事，如下：
命驾八骏之乘，又服□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主车则造父为御，□□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轮，左骖盗骊而右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驰驱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国。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诏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之所入。王乃叹曰：“于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后世其追数吾过乎！”
这个故事与《穆天子传》非常相似，196个字几乎全部见于《穆天子传》，如下表所示：
通过对校可以看出，两个文本只有个别字不同，如《列子》称穆王为“王”，而《穆天子传》称之为“天子”；《列子》称一匹马为“白□”，而《穆天子传》称之为“白义”；《列子》谓王“谐于乐”，而《穆天子传》谓天子“辨于乐”；等等，这些只是古籍流传中常见的异文，两个文本肯定有一个相同的来源。在20世纪30年代，马叙伦（1885—1970）在《古史辨》上发表文章提出《列子》是伪书，在1939年出版的《伪书通考》里提供了更多证据来论证《列子》甚受佛教的影响，应该是南北朝时代的作品。[21]尽管《古史辨》和《伪书通考》中的许多论点现在来看站不住脚，但是《列子》是伪书的说法恐怕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几乎是一个定论。我们知道《穆天子传》是出土文献，在公元前299年入墓以后到公元279年出土以前没有流传于世，既不可能受到其他文献的影响，又不可以作为其他文献的来源。然而，汲冢竹书出土以后，这个情况马上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张华（232—300）虽然没有参加汲冢竹书的编辑工作，但是他所撰的《博物志》多处引用汲冢竹书，包括《穆天子传》。因此，我们知道《穆天子传》一经出土整理，立刻有了一定的影响，完全可能成为《列子》的文本来源之一。
如上所示，《列子》与《穆天子传》相关的段落可以依次分成四段，四个段落在《穆天子传》里却乱序散落于诸卷：第一段是《穆天子传》卷四的文字，第二段是卷二的文字，第三段是卷三的文字，第四段是卷一的文字。如果是《列子》引用《穆天子传》，会不会出现这样乱的引法？我觉得这有一点不可思议。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的关系。在《列子》中，这两段有直接的语法联系，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和第二段开头合起来是一个连贯的句子：
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
然而，在传世本《穆天子传》里，这两段完全隔开，没有语法联系：(www.xing528.com)
至于巨蒐之人□奴乃献白鹄之血以饮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4．2b—3a）
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2．1a—b）
两个读法都有道理，它们的关键差别是“及”字的用法。在《列子》中“及”是一个动词，表示到了某一个时候；在《穆天子传》中“及”是一个连接词，把“天子之足”和“二乘之人”连接起来作为“洗”的宾语。在传世本《穆天子传》中，这两个用法都有出现，如下：
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卷四）
及暮，天子遣许男归。（卷五）
丧主伊扈哭出造舍，父兄宗姓及在位者从之。佐者哭，且彻馈及壶鼎俎豆。（卷六）
在我们考察的段落里头，两个读法都有问题。《列子》的“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主语是“二乘之人”，与《穆天子传》通常说的“天子”如何如何不一样。传世本《穆天子传》的“巨蒐之人□奴乃献白鹄之血以饮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天子之足”可以作“洗”的宾语，可是“二乘之人”怎么也能作“洗”的宾语？无论如何，这两段似乎反映出存在两个不同的整理本，传世本《穆天子传》不太可能是《列子》的来源。因此，我们只能设想另外还有一个《穆天子传》整理本，与传世本的顺序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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