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含夷 芝加哥大学 2017．2．23
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流传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1]
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今河南卫辉市以西五公里的汲城村）盗墓贼盗掘该地古墓，一共发现了玉律、钟、磬、铜剑（长三尺五寸，约60．25厘米）以及“数十车”的竹简。“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2]，寻宝时点燃了一些竹简用作火把，[3]这似乎说明墓内保存情况相当良好，同时也说明因为盗墓者对竹简的低估，竹简未能保存完整。此后，竹简被运回晋朝首都洛阳。太康元年（280）或太康二年，皇帝命令中书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荀勖（289年卒）[4]及属下几位官员整理竹简上的“漆字蝌蚪之文”，“以隶字写之”。根据荀勖所作《穆天子传序》旧抄本结衔，整理小组有以下成员：[5]
侍中中书监光录大夫济北侯臣勖
领中书会议郎蔡伯臣峤
秘书主书令史谴、勋、给
秘书校书中郎臣宙
郎中臣瓒
编辑委员会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作，将“古书十余万言”分成十几种文献。最详细的报告载于《晋书·束晳传》，包括下列十五种文献，还有四篇“杂书”以及其他“折坏不识名题”之书：[6]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
《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
《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
《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
《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
《国语》三篇，言楚晋事。
《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琐语》（或作《璅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二篇，论弋射法。
《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历》二篇，邹子（即邹衍）谈天类也。
《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
《周食田法》。
《周书》。
《论楚事》。
《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www.xing528.com)
有关汲冢竹书最为详细、最有系统的研究是朱希祖（1879—1944）的《汲冢书考》。[7]在该书“出版说明”中，朱希祖说“汲冢书的出土，对于我国古史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它的主要作用约有下列的三个方面”：
一、订正了史书的记载：《汲冢纪年》和《穆天子传》等书丰富了古史的内容。……
二、发现了古代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书籍：《穆天子传》的发现，不但提供了古代亚洲的地理资料，而且使我们了解到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亚、欧各国文化交流的情形。……
三、为整理战国时代古文字提供了良好条件：晋代文字学家卫恒、绩咸等对于汲冢古文经过仔细的研究，卫恒写成《古文官书》一卷，绩咸写成《汲冢古文释》十卷，卫恒并分析了同字异形的文字好几百条，证明秦未统一文字以前，战国古文是因时因地而异的。[8]
与朱希祖先生同时的伟大学者陈梦家先生也曾经说，“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说明了汲冢竹书在中国历史上与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正如殷墟卜辞刚刚发现的时候学术界曾经有过种种误解一样，汲冢竹书出土以后当时学者也不能完全了解这种从来未见的材料，就造成了李学勤先生所谓的“种种缺点和失误”。朱希祖先生也意识到这一点，说：“晋人从事汲冢书的研究整理……肯定有成绩，但也有缺点。”[9]因为这些缺点对我们现在了解汲冢竹书有着无法抹去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作简略的考察，讨论“墓葬的性质”和“整理的失误”。
对墓葬性质的误解
汲郡位于古代魏国境内。因为陪葬器物和文献足够丰富，所以当时学者以为这座古墓应该属于魏国国王，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荀勖根据“所得纪年”以为是“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
当时刚完成《春秋左传经传集解》的大儒杜预（222—284）考定《纪年》“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且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99年，故说“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
晋惠帝在位期间（291—306），在秘书任佐著作郎的束晳（261—300）说是“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10]。
这些说法都是根据汲冢竹书的《竹书纪年》。现传《竹书纪年》（即所谓“今本”《竹书纪年》）止于“今王”二十年，荀勖所谓“令王”显然是“今王”的误读或错抄。现在学术界几乎已有定论，这一年是魏襄哀王二十年（前318—前296在位，即前299）。因为司马迁《史记》对襄哀王及其父亲惠成王（前369—前319在位）的谥号和在位年代有根本性误解，所以晋代学者也感到棘手，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达成学术共识。
晋代学者不但对“今王”的身份感到如此困惑，并且对墓葬的性质可能也有误解。从现在的考古学知识来看，这座墓原本不是王级墓，而只是战国时代的大夫墓。汲郡位于魏国首都大梁以北七十五公里，大梁在黄河以南，汲郡在黄河以北。1935年汲城村一带曾发现一座大墓和七座小墓（即山彪镇魏国墓葬群），1950年汲城村以西十几公里的辉县固围村又出土了三座大墓，都不是王级墓葬。在西晋时代人的眼光里，汲冢这座古墓肯定很了不起，当时人以为是王墓一点不奇怪。可是，从现在的考古知识来看，它的陪葬器物等级不是特别高，竹书也往往在大夫一级的墓葬里发现，恐怕汲冢原来不是王墓，而可能是魏国某一大夫的墓。
对墓本整理的失误
汲冢竹书中最先整理的似乎是《穆天子传》，于太康三年（282）已经完成，也就是竹书运回洛阳之后两三年。在《穆天子传序》里，荀勖指出“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当时大儒杜预由于军事活动没有参加整理工作，一年以后终于得见竹书。根据他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杜预好像对汲冢竹书的整理工作不太满意，谓“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尽管荀勖及属下众人“不能尽通”墓本，可是他们在很短几年内完成了整理工作。大约在太康八年之前，汲冢竹书的内容已经用隶书写定，抄进荀勖于泰始（265—274）年间开始编撰的《中经新簿》里，作为丁部的附录。[11]从现在上海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藏竹书的整理经验来看，这样快的工作有一点不可思议。
不幸的是，《中经新簿》不久即亡佚。武帝既殁，武帝之子晋惠帝（291—306在位）继位。惠帝年间兵燹不断，黄河流域沦为一片战场。最终，在晋怀帝在位期间（307—312），京城洛阳被洗劫一空，秘书所藏大多遭毁。当东晋李充编纂《晋元帝四部书目》时，他汇报说《中经新簿》所载29945卷书仅余3014卷。汲冢竹书几乎全部失传。
289年荀勖去世，290年晋武帝也崩了。在惠帝年间，朝廷重新组织了秘书，年轻的束晳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束晳也参加了最初荀勖组织的整理工作，这是一种误解，朱希祖已经有论证。[12]束晳被任命为佐著作郎以后才得见竹书，对原来的整理工作提出尖锐批评，说：
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13]
这是唐代房玄龄（578—648）所撰《束晳传》中的文字。早在东晋初年的时候，王隐（284—354）已作《晋书》，也载有《束晳传》，在某些方面更为详细，谓：
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闲偏多。[14]
从这个报告看，在惠帝和束晳这个时候，《穆天子传》已经保存得不好了，再往后整理问题似乎变得更为严重。在《水经注》里，郦道元（卒于527）谈到昆仑山的时候曾提到《穆天子传》的问题：
释云复书曰：“按《穆天子传》‘穆王于昆仑侧瑶池上，伤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涧，万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调言。子今见泰传，非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后，乃知昆仑山为无热丘，何云乃胡国外呼？余考释氏之言，未为佳证，《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15]
这样看起来，汲冢竹书不但多有失传，并且在初次问世的时候，不是只有束晳一个人对整理工作提出批评，还有其他的读者也不满意。在怀帝年间秘书所藏书籍大多遭毁以后，恐怕汲冢竹书原件就完全被摧残了。从此以后，学术界就再也无法参考原件，也无法再做整理工作了。
幸亏在此之前，束晳任佐著作郎时得见原件，有机会重新整理隶定。朱希祖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指出荀勖和束晳的整理工作是在不同的时代进行的。朱先生指出有证据说明至少《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这两部重要文献都经过两次整理，一次在武帝太康年间（280—289）荀勖做初步整理工作的时候，一次在惠帝元康年间（291—299）束晳“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可惜朱希祖的《汲冢书考》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讨论非常简短，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在朱希祖基础上，方诗铭和王修龄乃作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据该书《序例》，他们的目的之一是证实朱希祖的观点：
三家（含夷按：指朱右曾［十九世纪］《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1877—1927］《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范祥雍［1913—1992］《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所辑多据诸书引文，以文义并为一条，且间有改易。今从观古堂（含夷按：即叶德辉［1864—1927］）辑佚书之例，直抄原书。各条归各条，独立户头，不相合并。庶可见各书所引之原貌。于异同之中尚可略寻旬、和本及束晳本之痕迹，所引书名亦冠于前。[16]
我自己研究《竹书纪年》的时候，利用了方诗铭和王修龄的书作为参考，来证明朱希祖的观点实在很有见地。至少关于《竹书纪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郦道元《水经注》引用了荀勖本，而唐司马贞（8世纪初年）《史记索隐》引用了束晳本，因此两本书的引文往往有出入，可以参看拙作《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于此不再赘述。[17]
方诗铭和王修龄的辑佚方法也可以用来证明《穆天子传》至少到北宋时也曾有两种整理本流传于世，本文将略说其要。下面的讨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在宋代以前曾有两个不同的整理本流传于世，第二部分根据第一点再证明传世本《穆天子传》的内容很混乱，不能通读。这两部分使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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