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魅力：金沙遗址的艺术传世

无论是从考古学、历史学还是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金沙遗址考古发现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给了我们多方面的重要启示。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商周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为我们了解古代蜀人繁荣兴旺的社会生活、绚丽多彩的精神观念，以及发达的制作工艺和浓郁的艺术特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首先是和三星堆密切的文化关系，其次是在雕塑造型艺术和图案纹饰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浓郁的令人着迷的古蜀特色。我们知道，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器物在国内和海外许多国家展出时曾激起强烈的反响，倾倒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因为三星堆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一个湮没的文明，而且展示出一种穿越时空的无与伦比的永恒魅力，所以它轰动了世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影响，当出土器物整理上架后并一度在北京大学举办展览时，文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与参观者们面对那些神奇精美的大量文物，同样也感到了一种震憾和惊叹。

过去我们对古蜀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古蜀族和古蜀王国以前一直云遮雾绕地被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所笼罩。自从有了三星堆考古发现，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古蜀文化灿烂的真实面貌。但三星堆辉煌文明的突然湮没以及湮没后的去向仍是一个很大的谜。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则使我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以丰富的出土资料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了商周时期古蜀族在成都地区的繁荣发展。可以说，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从考古学文化方面揭示了灿烂的古蜀文明，是殷商至西周时期长江上游内陆农业文明的重要遗存。它们在文化形态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不仅地域相近，在时间上也有相互衔接和延伸的关系，既有共同的文化面貌又有各自的绚丽特色。也可以说古蜀文明是以古蜀族为主体、联盟了西南各部族共同创建的一种地域文明，有着与众不同自成体系的鲜明特色，并同周边和其他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交流和往来，吸纳和接受了不少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向周边区域传播着自身的影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还雄辩地告诉我们，古蜀先民们创造的青铜文明在商周时期发展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展现出绚丽多彩的繁荣情形，完全可以和中原文明以及世界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相媲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不仅为世界考古史增添了最为亮丽的光彩，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多源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以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重要篇章。

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在美术考古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出土的金器、玉器、青铜雕像、石雕人物和动物等大量珍贵文物，从图案纹饰到圆雕造型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洋溢着浓郁的艺术特色，可谓异彩纷呈，魅力无穷。在制作工艺和雕造镂刻等技艺方面也形式多样，娴熟自如，显示出很高的水平。金沙遗址考古发现所揭示的艺术风格特色大致可以从个性色彩、艺术手法、审美观念、纹饰工艺等几个方面来加以归纳。而这几个方面所展示出的特色又常常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最大的不寻常之处便是同三星堆考古发现一样，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色彩。它们所展示出的风格特征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文明并不完全相同，而是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其中太阳神鸟金箔饰采用镂空方式刻画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四只绕日飞翔的神鸟，那充满动感的图案是如此神奇绝妙，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内涵，简洁洗练的表现手法更是精湛绝伦，堪称是古代世界东方艺术史上的千古绝唱。当我们观赏它时，不仅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惊叹，而且会油然引发出丰富的联想，联想到先秦时期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联想到古代蜀人非同凡响的崇尚意识和审美情趣，而这一切都巧妙地浓缩在了图案之中。这幅采用类似于现代剪纸手法制成的金箔图案，表现的也不仅仅是高超的工艺技法，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境界。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它是古代蜀人精神追求和心灵世界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古代图案纹饰中的杰作，也是世界美术史上永远使人赞叹的一个经典。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所刻画的图案也非常典型，制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意识，运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将古代蜀人的宗教信仰、族属意识、王权象征等含义巧妙地融化于图案之中，对这些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内涵作了精妙的表现。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鱼鸟图案与三星堆金杖图案一脉相承，都蕴含着很深的用意，而手法又是如此简洁流畅，构思是那么神奇绝妙，洋溢着鲜明而浓郁的古蜀特色。面对着这些富有独创性的灿烂图案，我们会油然地领会到它们的鲜活与生动，体会到它们含蓄而又淋漓尽致地张扬着的那种充满活力的信念和精神，感受到它们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跪坐人像和石虎也是古代蜀人了不起的艺术杰作。这些采用石头雕造的人物与动物造型同样展示了古代蜀人在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鲜明特色与高超水平。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众多石跪人像微妙而丰富的神态表情，反映了雕造者对人物原型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把握。石跪人像在形态造型上也不乏简练和粗犷，并巧妙地利用了彩绘，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石跪人像的姿势也耐人寻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雕造的石虎也体现了粗犷与精雕细琢相结合的风格，石虎张口怒吼的威猛之态和强壮有力蓄势待发之状亦给人以生动逼真之感，而涂抹的朱砂更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这些栩栩如生的石虎，不仅形神兼备，技艺精湛，而且透露出古代蜀人强烈的崇尚情感，为我们了解古蜀国和西南诸族的观念习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通过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展现了大型铸造艺术的灿烂成就，并由金沙遗址石雕跪坐人像和石虎显示出石雕造像艺术的绚丽特色，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增添了新的内容。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琢制技艺和图案纹饰方面也极富特色。其中的小型玉人头像雕琢精致、风格奇异，那炯炯的大眼和夸张的冠饰，以及着力刻画的龇牙咧嘴凶狠狰狞之态，仿佛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力量，给人以震撼心灵之感。这种赋予了超凡想象的玉人头像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堪称古代蜀人的神奇创造。另一件玉斧形器上刻画的兽面纹饰同样在夸张的形态中突出了兽面的狰狞威严，在丰富而奇妙的想象中蕴含着特殊的象征含义，为我们了解古蜀族的社会习俗、精神观念和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总而言之，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蜀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景和精神文化风貌，也展现了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和雕造制作工艺方面的非凡成就。数千年前的灿烂遗存，如今已成为揭示成都这座西部历史文化名城根脉的耀眼明珠。古代蜀人的聪明才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创造，已凝聚为永恒的魅力，深深地扣动着后人的心弦，并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本书所用金沙遗址图片转引自《金沙淘珍》《四川文物》等已经公开发表的图片资料。李绪成、李升摄影，江章华提供。）

【注释】

[1]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

[2]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54页、155页。

[3]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55页。

[4]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05页。

[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176页、175页。

[6]朱章义、张擎、王方《金沙村遗址概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7～13页。

[7]参见报道《金沙出土商代古耜》，《成都日报》2003年2月25日B2版。《金沙挖出三千年前农家乐》，《成都商报》2003年2月25日A2版。关于耜等木质农具在考古中的发现以及在古代农业中的作用，请参见陈文华《论农业考古》第122～132页的介绍与论述，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第7页、1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参见《成都市黄忠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67页、17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见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6页、8页。

[9]杨永富、李奎、常嗣和《金沙村遗址玉、石器材料鉴定及初步研究》，《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98页。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中附《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岩石类型薄片鉴定报告》第51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11]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89页、190页。

[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175页、178页注［八］。

[13]朱伯雄主编《世界美术史》，山东美术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第三卷第82～86页。

[14]同上，第二卷第251～256页。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340页、332页、238～262页。

[16]［日］本乡一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观察》，《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522页。

[17]贺晓东《广汉三星堆环境考古调查》，《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第61页。

[18]唐飞、孙华《铜牛首》，《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50～51页。

[19]朱章义、张擎、王方《金沙村遗址概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7页、10页。

[2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中所载《成都市黄忠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180页。(www.xing528.com)

[21]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4月第一版，第296页。

[22]《路史·余论》卷一说“自开明五世开明尚始立宗庙于蜀”，又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寰宇记》卷七二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在今双流区境），徙居成都”。《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学者们通常认为是开明五世（也有说是九世）自郫邑徙治成都。参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185～187页，注［四］、注［八］，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关于对“五世”与“九世”的讨论，以及对“梦郭移”的解释，参见黄剑华《古蜀的辉煌》第57～58页，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

[23]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第202页、214页、226页。

[24]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三联书店1992年5月第一版，第150～155页。

[2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573～574页。参见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26页。又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第14～21页。

[26]《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9月第一版，上册第762页、763页。

[27]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史的考古学探讨》，《亚洲文明》第三集第1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28]江玉祥《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200～203页。

[29]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第208页。

[30]《全汉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第415页，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一版。

[31]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第70页。

[32]朱章义、张擎、王方《金沙村遗址概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页。

[3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515页、521页。

[34]参见《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第668页（彝族羊骨卜）、108～109页（侗族鸡卜）、378页（黎族鸡骨卜）、474页（苗族鸡卜）、528页（羌族的羊骨卜、鸡蛋卜）、552页（水族鸡卜）、590页（佤族鸡骨卜）、649页（瑶族鸡骨卜），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35]杜金城《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论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48～150页，图二十二。

[36]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119页、120页图94、204页。

[37]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95～196页。

[38]邹衡《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57页。

[39]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272～278页。

[40]朱章义《玉有领璧形器》、孙华《玉高领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2～96页。

[4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第271～273页。

[42]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第16～17页。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79页。

[43]王方《玉贝形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58～159页。

[44]参见《中国玉器全集》（二），河北美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18页，图版二九七。

[45]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原载《文物》1981年第5期），《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第226页。

[46]刘世旭《四川盐源县出土的人兽纹青铜祭祀枝片考释》，刘弘《若木·神树·鸡杖》，《四川文物》1998年第5期，第8页，第12～16页。

[47]谭继和《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第12页。又见《夏禹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154页。

[48]黄剑华《天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78～82页。

[49]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第63～77页。《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59～373页。

[50]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的关系》，《文物》1981年第6期第17～25页。

[51]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中的有关图录与文字介绍，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