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活动的繁荣及其文化遗产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商周时期的古蜀王国有着昌盛的祭祀活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大量礼仪性器物就揭示了古蜀国盛大的祭祀活动场面，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金沙遗址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同样要经常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有着浓厚的崇巫之风。金沙遗址的大量出土材料还说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古蜀族的社会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王权和神权的统治体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金沙遗址出土了青铜立人像、石雕跪坐人像、石虎、石蛇、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大量的礼仪性玉石器以及数量庞大的象牙、鹿角等情形来看，古蜀族这个时期的祭祀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其祭祀内容可能有日神崇拜、祭祀太阳、暴巫尪求雨、祭祀天地、社祭、神山祭祀、祭祀祖先、祭祀鬼神、占卜、祈求丰育、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此外还有巫术厌胜和驱厉逐邪的傩仪活动等。从金沙遗址大型聚邑的功能布局推测，可能有专门举行祭祀仪式的宗庙或神庙，还可能有多处固定的祭祀场所。其祭祀规模也可能有多种，有大型的祭祀活动，也有季节性的祭祀仪式，还可能有特殊情况下的祭祀形式。这些祭祀活动大都有着浓郁的巫术色彩，并具有古蜀部族与众不同的习俗特色。比如对石虎、石蛇的崇奉，赋予石跪人像的特殊象征含义，以及对大量获取的象牙、鹿角、野猪獠牙的特殊使用方式等。

首先是祭日活动，它在金沙遗址古蜀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由于远古时代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太阳崇拜便成了先民们的一种重要观念。在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中都有广为流传的太阳神话，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太阳神、中国的十日神话传说与射日神话等就是最有特色的例子。到了青铜时代，随着农业经济的日趋繁荣，太阳崇拜活动也更为昌盛。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创造了灿烂的内陆农业文明，太阳崇拜和祭日活动更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情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太阳轮形器等大量器物，以及五彩缤纷的众多的圆日图案等，对此便给予了充分的揭示。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和头戴旋转光芒状冠饰的青铜立人像，以及具有“暴巫尪祈雨”特殊象征含义的石跪人像等，则是古蜀族盛行太阳崇拜和举行特殊祭日活动情景的生动反映。曾有学者指出，产生太阳崇拜有两大原因：一是太阳充当了农业丰产的赐予者，二是贵族与太阳神攀亲的需要，而“本质的原因在于人类通过太阳的运动规则确立了最初的空间意识和思维结构”。因为“太阳是给人类创造出时间与空间的宇宙主宰，时空的创造者也就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太阳创造主的观念在中国上古史上是不绝如缕的”^[23]。也有学者认为，在先民们崇拜太阳的观念中，太阳不仅是农牧业丰产之日神，也是一些民族和王权的保护神，此外还是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24]那具有丰富象征含义的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和青铜立人像等出土器物，似乎就显示出了这些多层意思。神奇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图案既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象征，又生动而精妙地表现了古代蜀人对太阳的尊崇和敬畏。图案中刻画的四只飞鸟则好像是《山海经》中所述帝俊之裔“使四鸟”的写照。金沙遗址的统治者很可能以此来表明他们都是帝俊的后裔，同时也表明他们是和太阳神有着特殊亲密关系的部族。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头上所戴冠饰，那奇异的弧形旋转芒，也使人油然联想到太阳耀眼的光芒，显然具有同样丰富的象征含义。青铜立人像扮演的可能是光明的使者，代表的是古蜀族掌握神权和王权的地位显赫的贵族，同时又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巫师。

从出土资料来看，古蜀族的祭日活动与一年四季的日常社会生活很可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宾日”“出日”“入日”的记录，有学者认为这是殷人对日神朝夕迎送的礼拜仪式，推测殷人祭日的仪式有“宾”“御”“又”“”“岁”等类别^[25]。古蜀族是否也有宾日、饯日的崇拜仪式，因未发现类似的文字记载而不得其详。由于地理环境和氏族习俗方面的差异，商周时期的蜀人与殷人和周人在礼仪方面显示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但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使古代蜀人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来自中原的较多影响。据《礼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周人每逢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都要进行祭祀太阳的活动。推测古蜀族可能也不例外。在商周时期古代蜀人的祭日活动中，祈求丰年、禳除灾荒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内容。太阳既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保护神，也可能是古蜀族崇拜的祖神，希望太阳为古蜀国的农副业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应是很自然也很重要的一件事。当气候发生异常变化，蜀地遭遇大旱或洪灾的时候，古蜀族也要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暴巫尪求雨”便是属于此类祭祀活动的一种形式。金沙遗址石跪人像所反映的正是这类祭祀活动的情形。其寓意便是以象征古蜀族统治阶层的石人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企盼获得太阳神的保护。

应该说明的是，太阳崇拜和祭日活动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器物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反映，不仅有青铜神树和铜鸟作为十日神话的形象体现，而且有青铜太阳轮形器、大量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各种圆日状的青铜圆形挂饰、四面坡状神殿屋盖上的圆日图像、胸前有圆日图像的人面鸟身像等，都与太阳崇拜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想象一下，由于装饰着如此众多的圆日图像，古蜀国盛大的祭日活动场面势必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无比神奇的感受，这很可能正是古代蜀人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祭祀效果。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器物，也同样充分地反映了古蜀族太阳祭祀活动的昌盛，说明这是古蜀国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大的一种信仰习俗。

其次是祭祀天地和山川河流，这也是金沙遗址古蜀族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礼仪性玉器便与这类祭祀活动有关。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已有制作玉石器物用于祭祀活动的习俗，商周时期已形成了礼仪祭祀制度。《周礼》等古籍中就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对祭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社稷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以及祭享先王和丧葬礼仪等都有规定。《周礼·春官·大宗伯》还特别提到“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其目的是为了“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26]。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几乎包括了上述的所有类型，不仅有玉质精美的传世玉琮，更有数量众多的玉璧和玉璋，还有其他许多种类的玉质器物，丰富多彩，洋洋大观，充分显示了古蜀族使用玉器进行祭祀活动的昌盛。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古代蜀人对神山祭祀尤为盛行，出土的青铜神树底座和青铜神殿之上皆铸有神山之形，玉璋图案中更是生动地刻画了祭祀神山的情景。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器物（包括象牙）也印证了古蜀族对神山有着特别的崇奉之情。正如石兴邦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崇山观念很重，并赋山以崇高的政治地位。”“以山为祖居之地，在世界各族人民也是普遍的一种信念。因为山为水之源、石之根、精灵之居处，人祖之所自，故崇敬山岳（特定的）。玉出于山而为石之精英，与神人相关，必有灵性，以之为器，必能通神人之灵犀。故玉之崇拜应源于山之崇拜，也为古代精灵崇拜之一种演化形态。”^[27]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石器数量甚为可观，与古代蜀人强烈的崇奉神山观念应该是密切相关的。

从风格特点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礼仪性玉器，有些器形很明显接受了来自中原的影响，也有一些器物吸纳了其他区域文明的因素，而更多的则展现出浓郁的古蜀特色。其中玉琮和玉璧的性质很可能与中原文明一样，应是祭祀天地的礼器。具有古蜀特色的玉璋可能是祭祀山川的礼器，有的可能是祭祀神山的法器。玉剑玉矛之类则可能是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仪仗。从出土玉器的数量来看，古蜀族举行这些祭祀活动可能是经常性的，而且规模较大，参加的人数众多，场面相当可观。其中一些重要玉器曾长期使用，如出土的长型玉琮，一些玉璧玉璋等。由此推测，它们在古蜀族的祭祀活动中可能是作为长期祭献和供奉用的“礼神之玉”。结合三星堆玉璋图案内容，以及金沙遗址范围内出土玉器分布状况来看，可知古蜀族在不同的祭祀活动中具有多种祭祀形式，其中也曾采用悬插和瘗埋的方式。瘗埋可能是古蜀族在特定状况下的一种祭祀形式，因玉器制作加工较为复杂，所以瘗埋的除了少量玉器，更多的则是象牙。在古蜀族频繁举行的祭祀活动中，很可能象牙是作为玉器替代品使用的。大量获取的象牙显然为古蜀族祭祀山川等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的学者认为在象牙的使用方式上可能带有巫术厌胜的色彩^[28]。在金沙遗址范围内被瘗埋的还有大量的鹿角和野猪獠牙之类，很可能也与古蜀族类似的祭祀活动有关。

再者是祭祀祖先和祭祀鬼神，这也是金沙遗址古蜀族很重要的祭祀内容。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在远古时代就有祖先崇拜、敬畏鬼神的习俗，到了繁荣的青铜时代，这一传统习俗尤为昌盛。三星堆出土的体型庞大的青铜纵目人面像，有学者认为就是古代蜀人崇拜的祖先神灵。那糅合了人兽特点的极尽夸张的造型，使人油然联想到古史传说中蚕丛氏“纵目”的写照，并且有古蜀图腾崇拜的多层象征含义。而将神、鬼、人的特征集合于一体正是古蜀先民们祭祀鬼神和祖先崇拜的重要特征。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风格奇异的小型玉人头像，在前面已对其做了较多的探析。换个角度来看，制作者很可能也赋予了它类似的象征寓意，把它作为糅合了神、鬼、人特征的崇奉象征。玉兽面纹斧形器也具有丰富的多重含义，应是古蜀族祭祀鬼神之类活动中使用的重要器物。从器形和使用状况看，这类器物选材优良，制作精致，为多次使用品，说明金沙遗址统治阶层可能经常举行这类祭祀活动。

古代先民的祭祀舞蹈（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图像）

古蜀族举行祭祀祖先和鬼神的活动，主要是出于对创业传世的远古祖先的崇奉。他们在氏族起源神话和历史传说中都是强有力的人物，古蜀族祈盼获得他们对氏族后代的庇佑。在《礼记·祭法》和《国语·鲁语》等文献中对此就有较多的记述，可知古代各族大都有这种祭祀习俗。祖先崇拜还反映了先民们对血缘关系的重视，是加强氏族凝聚力的一种古老传统。特别是当一个部落征服或合并另一个部落后，二者处于一个共同体中生活时，这种血缘上的联系对维持共同体的统一是大有益处的。“在氏族联合体中，祖先崇拜的作用，主要是纪念祖先的功绩，借用祖先崇拜来加强共同血缘观念，以巩固以血缘为基础的内部团结，以及明确人们之间的辈分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祖先崇拜的祭祀权则被统治阶层所垄断，成为维护等级制度权威的一种重要手段^[29]。鬼神则是作为保护氏族的神秘力量而受到崇拜的，和崇奉的祖先一样，都是祭祀的重要对象。在实行多部族联盟的共主制的古蜀王国内，很可能有氏族和部落共同的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同时又保留着部族各自的一些崇拜特色。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而显示出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在这类祭祀活动使用器物方面的相似和差异。(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古蜀族的丧葬习俗与这类祭祀活动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范围内已发现了多处埋葬的遗骸，并伴随有随葬品出土。由此推测，古蜀族可能有某种丧礼、葬礼以及丧葬方面的祭祀活动。从文献记载和出土的资料来看，魂归天门观念曾广泛流行于蜀地，是古代蜀人的一种主题观念。汉扬雄《蜀王本纪》中有“李冰以秦时为蜀守，渭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的记述^[30]。这种由来已久的天门或天阙的传说，表达的便是古代蜀人魂归天门的观念。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在上边两座神山之间便刻画了天门的象征。在古代蜀人心目中，天门既是群神之阙，亦是死者灵魂进入天国的入口。这种比较原始和质朴的古蜀早期天门观念的象征，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逐渐演化为双阙的造型。例如简阳鬼头山汉代崖墓出土的3号石棺画像，由人物建筑和祥鸟瑞兽组成的画面中就有双阙和镌刻的“天门”二字。巫山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牌饰也同样刻画有高大的双阙和隶书的“天门”二字。这简洁的“天门”二字，不仅是对画像中双阙性质和象征含义的最好注释，而且生动地说明了古代蜀人的天门观念在巴蜀地区的长期流传。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两边都有精美对称的纹饰，顶部的浅浮雕兽面纹和身部的“冂”字形卷云纹边栏表达的很可能也是天门的象征含义，应是体现古蜀族天门观念的一件重要器物。它可能是古蜀族举行祭祀鬼神之类活动或在葬礼中超度亡魂、供巫师使用的法器。器物图案展示了古蜀族对灵魂与天国以及人神之间关系的丰富想象，是古蜀族精神崇尚的形象写照。

社祀很可能也是古蜀族经常举行的祭祀活动，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在这方面也有较多的揭示。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我国各地的先民们在史前时期就有了崇拜土地、向地神献祭的习俗，夏禹时已有了社祀的形式，殷商时期演化为一种频繁的祭祀活动，这与农业的兴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的土地神崇拜主要是崇拜土地的自然性质与作用，采用向土地直接献祭、礼拜的方式，祭法是将酒或血之类祭品洒在地上或灌注于地。殷人也采用掩埋祭品向土地献祭的祭法，同时又有“尞”“岁”等祭法。而祭祀活动形式则有向土地神求年、受年、祈雨等内容，卜辞中对此有大量记载。这类祭祀活动有规定的祭祀场所，通常还要垒一个土堆象征土地神，作为祭社的“冢土”。三星堆会不会是古代蜀人举行大型祭社活动的“冢土”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古代祭社活动，有的还要在“冢土”上栽立树木，《论语·八佾》中就有“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进行社祭的记述。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商周以后的社祭活动也十分兴盛，社神已变成与许多社会事务有关的神灵，如农耕、求雨、免除灾害要举行社祭，日蚀时要献币于社，出征或凯旋要祭献于社，还有其他许多重要事情都要祭社^[31]。金沙遗址发现的面积较大的卵石铺地的场所，很可能就是古蜀族经常举行社祭之类祭祀活动的地方。场所附近是否有“冢土”，因年代久远、地貌变迁已不得而知。在社祭形式上，古蜀族可能也采用献祭和贯注于地的祭法。三星堆出土的顶尊跪献青铜人像便表现了献祭美酒的情景。金沙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陶片，其中应有盛酒的容器。此外，大量的野猪獠牙和鹿角、被宰杀动物的血以及美酒，可能都是古蜀族社祭活动中祭献之物。

在金沙遗址“梅苑”的考古发掘中，与金器、铜器、玉器等一起出土的遗物中还发现有卜甲^[32]。据考古工作者介绍有明显的灼痕。之前在十二桥等遗址中也有类似发现，说明商周时期的古蜀族亦有占卜的习俗。但从出土卜甲的数量可知，古蜀族的占卜远不能与殷商王朝频繁的卜筮活动相比。从各地的出土资料来看，卜用甲骨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陕西、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山西、甘肃等地区的一系列考古遗址中均有出土，时间最早可至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最为鼎盛。至晚商殷墟王邑，甲骨占卜更是盛极一时。骨料主要采用牛胛骨和龟甲，又有用牛肋骨、象骨、鳖甲者，上面不仅有各类形制的钻凿灼痕，还有契刻卜辞，重要者还涂朱涂墨^[33]。成都地区和四川境内历年来考古发现的卜甲数量很少，而且未见类似于殷墟的卜辞，反映出占卜在古蜀族的祭祀活动中并不突出，绝不像殷商王朝那么重要，很可能只是巫师在某些祭祀场合使用的一种方式。古代先民们占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测算未来的福祸吉凶，而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占卜形式则多种多样，如彝族有羊骨卜，西南一些少数民族流行鸡卜等^[34]。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虽然件数不多，仅有灼痕而无刻画的文字符号，但仍是研究古蜀族占卜习俗的重要资料。通过与殷墟出土的甲骨的对比，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商周时期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的不同特点，透露了两者在社会生活和传统习俗方面的差异。金沙遗址还出土有石龟以及青铜龟背形器十余件，显示了古蜀族对龟的崇尚。

大量的出土资料告诉我们，古蜀族的祭祀活动大都带有浓郁的巫术色彩。巫师在古蜀王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祭祀活动的主持者。氏族和部族的首领很可能同时也是巫师，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则为群巫之长，为最大的巫师，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对此便有很好的揭示。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即为古蜀族巫师和首领戴用的饰物。许多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玉制器物也应是巫师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礼器和法器。古蜀族的神权显然就掌握在首领兼巫师的手中，不言而喻，他们同时也是王权的执掌者。这些由古蜀族巫师主持的祭祀活动，展现出许多不同于其他区域文明的特点，比如昌盛的太阳崇拜和祭日活动，比如与祭祀祖先和鬼神密切相关的魂归天门观念，比如独特的人物雕像和图腾象征，以及大量象牙的献祭和瘗埋等，无论是祭祀内容还是祭祀形式都展现出绚丽多彩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这些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特色，不仅反映了古蜀族久远的传统习俗，同时也与商周时期独特的古蜀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蜀族在举行祭祀活动时会有相应的祭祀仪式，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现在已很难描述了。但根据出土资料透露的信息，推测很可能会有祭祀的舞蹈。这也是远古时代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些充满神秘意味的舞蹈曾是先民们祭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舞蹈图”就生动地描绘了先民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在祭祀仪式或巫术活动中进行舞蹈的情景。非常有意思的是，图中的舞蹈者腰下都有装饰的尾巴，学者们通常称之为“尾饰”，这是古代先民“系尾”习俗的反映^[35]。也有学者认为图中描绘的是鱼祭或蛙祭舞蹈，下体表现的是男根外挺，与生殖崇拜有关^[36]。《山海经·中山经》记述说，“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祠神之法要用吉玉或璧、羞酒、少牢具（或太牢具），还要“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据郭璞解释：“禳，祓除之祭名；儛者，持盾武舞也。”汪绂解释后面一句的意思是：“求福祥则祭用璆玉，舞者用冕服以舞也。”袁珂先生认为：“二句意当为禳则干舞，祈则冕服持玉以舞也。”^[37]这些记述透露出岷山之域的古老部族是有祭祀舞蹈习俗的，而且有多种舞蹈形式。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迄今我们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仍能看到这类遗俗的影响。联系到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祭祀场所，显然为古蜀族祭祀活动中的舞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祭祀场所的规模说明参加者一定众多。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当古蜀族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时，巫师和祭祀者手持形式多样的法器与礼器，在热烈、肃穆、神秘的气氛中进行献祭、舞蹈等仪式，那会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叹的场景。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线描图

此外，傩仪活动也可能是古蜀族社会生活中的常见之事。这类傩仪活动常常和驱厉逐邪、巫术厌胜、丧葬仪式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采用狰狞的道具达到驱赶吓走恶鬼瘟疫的目的，这是古代非常盛行的一件事情。这类傩仪活动也有相应的舞蹈，巫术的氛围更为浓厚。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在这方面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总之，金沙遗址作为商周之际成都地区的一个大型聚邑，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精神面貌都呈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情形。由于缺少文字记载，我们对当时各方面的真实情况都知之甚少。但大量的考古资料却使我们透过迷茫初步触摸到了那些邈远遗存的概貌。通过对出土器物的探析，我们对古代蜀人的历史文化有了许多深切的感知，对古蜀族丰富的祭祀活动以及当时的信仰观念和崇尚习俗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当然，这些揭示还是比较粗浅的。相信随着出土资料整理公布的增多，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更为接近历史真相的认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