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古蜀王国另一繁荣都邑的考古发现

金沙遗址惊人的考古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这里究竟是一处什么性质的遗址呢？这已成为备受世人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们介绍和观赏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出土器物之后，现在让我们来对这方面再做一些探讨。

从考古发掘揭示的情况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房屋建筑遗迹和大型祭祀场所以及窑址、墓葬、灰坑的多处发现，说明这里在商周时期曾是古代蜀人的一处重要大型聚邑，或者说是一处非常昌盛的中心遗址，这应该是没有多大疑义的。定居于此的可能是古蜀族群中的某个部族，或者是几个联姻的部族，开始可能人口不多，部族比较弱小，经过长期栖息繁衍而日益兴旺，逐渐强盛起来。在年代上，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相衔接。也就是说，当三星堆尚是古蜀王国都城的时候，金沙遗址就已经成为了古蜀部族的栖息之地。这个部族同样有着昌盛的祭祀活动，有着强烈的太阳崇拜观念，有着对鱼、鸟的特殊崇尚之情，并有在祭祀仪式中使用石雕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的传统，还有大量使用象牙、鹿角、野猪獠牙的习俗，这些行为方式大都带有浓郁的巫术色彩。据此来分析推测当时的古蜀社会政治体制结构，殷商时期古蜀王国应是由很多部族或氏族联盟构成的共主统治社会，三星堆都城则是古蜀王朝最高统治阶层的驻地，金沙遗址的古蜀部族在神权和王权方面都要听从三星堆都城最高统治者的统辖，所以在祭祀器物的等级与规格上都显得比较小巧。比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青铜立人像等就是显著的例子，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宏大的气势有着明显的差异。又比如金沙遗址尚未发现一件青铜礼器，与三星堆出土较多的青铜尊、青铜罍相比较，也显示出了礼仪等级上的差别。到商周之际，金沙遗址的古蜀部族已经非常强盛了，考古发掘揭示出这里已经有了相当繁荣的社会生活，经常举行各种大型的祭祀仪式，陶器的生产和玉器的制作以及金器的加工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已大为发展，畜牧和狩猎的活动也很可观，为古蜀部族的繁衍壮大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切实的保障。当三星堆古城衰落乃至湮没时，日趋强盛的金沙遗址很可能扮演了取而代之的角色。有学者认为，从遗址宏大的分布规模、文化内涵的繁荣发达程度来看，金沙遗址很可能是三星堆之后古蜀王国的又一处重要都邑所在。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城衰落湮没之后，古蜀都城里的一部分人向南迁入了金沙遗址，另一部分古代蜀人向北迁移发展，进入了汉中盆地和宝鸡地区，成为国的主要成员。这些看法显然都有一定的道理。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龙虎尊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尊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罍

从大型聚邑发展演化为都城，在历史上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三星堆古城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演变。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关系和文化遗存便对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金沙遗址也不例外，同样经历了这种由聚邑向都城的发展演变。虽然我们对此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也有不少疑惑尚待我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破解。比如金沙遗址和古代文献记载中古蜀王朝的对应关系问题，这里究竟是古蜀历史上杜宇王朝创建的一处大型聚邑，还是开明氏族在成都地区的早期栖息发展之地？目前我们还很难断定。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金沙遗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都邑，也不是三星堆古城完全毁弃湮没之后才出现的这样一个大型聚落中心。显而易见，金沙遗址曾有过一段较长时期的开创、崛起、兴旺、繁荣发展过程，这才使它有了取代三星堆地位的可能，并为古蜀王国正式定都于成都开启了先声。

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目前尚未发现城墙遗迹，同成都平原上考古发现的宝墩文化六座早期古城不同，与三星堆古城遗址也不一样。金沙遗址是否属于开放的聚合模式？是否为一处无需城垣的古蜀国都邑？有很多研究古蜀历史文化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成都在早期城市模式上与众不同的特点。徐中舒先生就认为古代的早期成都是自由都市^[1]。段渝先生也认为：“早期成都的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商业，是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与具有王都气象的三星堆古城不同。”“成都古无城垣，一方面是同它大量的干栏式建筑有关，显示出早期城市居民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特性。一方面与它的功能体系相适应，是它作为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的特点所决定的。”^[2]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段渝先生还提出了关于古代蜀国早期城市体系的一个假设，认为：“在这个体系中，三星堆王都是首位城市，居于中心的、支配的地位，发挥着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功能。成都是次级城市，居于从属地位，主要发挥工商业功能。”^[3]联系到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将它们与三星城古城在时间上的衔接关系综合起来分析，这个假设应该是成立的。这与我们前面对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都城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金沙遗址由大型聚邑向都城发展演变的探讨，在基本观点上也是一致的。这里又要说到金沙遗址的聚合特点。作为商周时期古蜀王国一处繁荣昌盛的大型聚邑，按常理推测这里很可能也曾修筑有城墙，也许由于水患或离城市太近而被后人毁除了，或由于后世的迁建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终于导致了数千年之后金沙遗址城墙遗迹的消失。总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这些问题与分析看法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和探析古蜀文明丰富多彩的发展轨迹无疑是有重要启示作用的。

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这里作为商周时期古蜀王国的一处重要中心遗址，不仅面积广阔、规模宏大，而且有着功能齐全的聚邑布局，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繁荣情形。其中有大面积的建筑居住区，有墓地，有宗教仪式活动区和大型的祭祀场所，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址。这些考古发现揭示的情景和出土的大量器物，反映出当时古蜀社会已有一整套礼仪制度和多种行业的明确分工。栖居于金沙遗址的古蜀部族已形成了由巫师和部族首领构成的统治阶层，通过掌握神权和王权而控制着整个氏族和统辖的领地。从遗址的规模来看，可知当时栖居于金沙遗址（包括十二桥遗址和周边区域）的人口已颇为可观，整个社会都充满活力，物质文化灿烂兴旺，精神观念更是绚丽多彩。

金沙遗址的兴旺强盛首先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从成都平原20世纪中叶以来总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以成都平原为活动中心的古蜀王国在商周时期无论是农业、畜牧业、副业、手工业等方面都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规模，此外还有大量的渔猎活动和与外界的商贸往来，从而为古蜀社会奠定了较为丰厚的经济基础，形成了灿烂的内陆农业文明。联系到《山海经》《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代文献中的记载，说都广之野“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4]；说古蜀国“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又说“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毡、眊、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并说古蜀国的疆域“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5]。这些记述向我们透露和描绘的都是一派兴旺昌盛的社会情形。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方孔锄形器

古蜀国繁荣昌盛的情景，与成都平原的气候、水资源等优越的自然条件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与古蜀部族农耕聚落的稳定、古蜀王国早期城邑的兴盛和社会生活的繁荣发展也互为促进，密不可分。从古籍中的记述可知，古代蜀人在栽种水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到秦并巴蜀之时古蜀国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的水稻生产中心。商周之际的金沙遗址，显而易见也是以稻作农业为主，产量也颇为可观，除了满足日常食用，富余的还用来酿酒和贮藏。金沙遗址出土的与古蜀族饮食生活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大量陶器，对此便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在遗址范围内发掘出土的陶器种类很多，比较完好的器型主要有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颈罐、喇叭口罐、小平底罐、袋足盉、高柄豆、矮柄豆、豆形器、簋形器、细颈瓶、陶盉、陶瓮、束腰形器座、器盖等，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陶片^[6]。从器形种类来看，这些陶器包括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水器、酒器，还有大量的贮器。这些丰富多样的器形充分反映了当时古蜀先民们食物的多样性。大量的贮器是供贮放粮食和食物之类使用的，反映了当时农产品的富余。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有成排的窖穴，具有贮藏的性质，也是很好的印证。值得提到的是，在金沙遗址黄忠村“芙蓉苑”发掘出土了一件木质农具耜^[7]，还发现了人工渠道的遗迹，也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到了相当规模的重要例证。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戈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戈

可以说，正是由于商周时期古蜀王国农业生产的繁荣和日常生活的消耗和需求，促进了制陶业的兴旺。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说明，古蜀族的陶器制作加工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推测可能有较多的人员从事这个行业，在制作过程中已有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金沙遗址范围内现已发现多处窑址，黄忠村“三合花园”就发现窑址17座，旁边还有房址17座、灰坑300多个，“金都花园”和“兰苑”等处也发现了窑址，由此可知当时制陶业的规模。考古发掘揭示的这些窑址群均是小型馒头形窑，每个陶窑的面积约6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8]。烧制时火焰由火膛进入圆形窑，袋状的火膛和圆形窑室对充分燃烧提高窑温是比较有利的。出土的陶器大都为夹砂褐陶和灰陶，制作工艺以手工制作和慢轮加工为主，器形以实用为主，纹饰较少，素面居多。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形制特点方面与三星堆出土的陶器非常相似，在造型风格上给人以朴实无华之感，这很可能与古代蜀人的制陶习惯有关。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陶片来看，当时的陶器制作主要是为古蜀国日常的世俗生活服务，与祭祀活动无关，所以追求简单实用便成了古代蜀人的制陶风格。

栖居于金沙遗址的古蜀族对青铜铸造、黄金制品和玉石器制作也非常重视，当时已有了大量的人员分工合作，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制作。特别是金器和玉石器的制作加工尤为兴旺，已形成了专门的行业。这些器物和制品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主要是为了满足频繁举行的各种祭祀与礼仪活动的需要。由于祭祀活动在古蜀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更由于执掌神权与王权的统治阶层的无比重视，各种宝贵的资源都尽可能地被运用于此，因此促使了制作者们在造型艺术和技术工艺等方面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将他们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都做了充分的创造发挥，从而使这类行业高度兴旺。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斧形器(www.xing528.com)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石器来看，其中绝大多数都与古蜀族的祭祀活动有关，反映了当时巫风的昌炽和“礼神”习俗的盛行，也印证了当时宗教祭祀活动的昌盛。其中有些玉石器，如造型精美、纹饰奇妙的玉琮之类为研究古蜀族的精神崇尚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些玉石器则可能兼具多种功能，如玉环、玉璧形器、玉筒形器、玉牌之类，既是“礼神之玉”与礼器，也可能作为装饰品。又比如玉戈、玉剑、玉矛既可能是仪仗，也可能具有实用性质。还有玉斧、玉锛、玉凿等，既可作为祭祀品，也可作为工具使用。在制作工艺方面，无论是对玉石料的选择、切割，还是琢制加工、雕刻钻孔、研磨抛光，都显示出很高的水平。从遗留的痕迹推测，玉石料的切割很可能是使用一种比较锋利带锯齿形的金属工具进行的。按照器物的厚薄切割成毛坯后，再加工磨制成形。一些圆形的玉石器可能采用了转轮之类的磨制加工方法。出土的多件筒形器以及作为串饰使用的绿松石管则显示出了钻孔方面的高超技术。一些玉石器上面透雕镂刻的动物形态和刻画的图案纹饰则充分展现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娴熟的雕刻技艺。这些种类繁多精心制作的玉石器，许多都堪称商周时期玉石器中的精品。特别是人物和动物造型，更是玉石雕刻杰作，不仅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洋溢着浓郁的古蜀特色。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璧状斧形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凹腰筒形器

从材料质地看，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大都为透闪石玉，出土的石器大都为蛇纹石化橄榄岩、蛇纹岩、蛇纹石化大理岩、砂岩等。经过初步鉴定研究，这些玉石器材料可能来源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山区，如汶川龙溪可能是透闪石玉产地之一，彭州白水河一带则可能是蛇纹岩等材料的采集地^[9]。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石器材料，有学者认为主要产于川西平原的龙门山等地，特别是石料可能来源于龙门山脉南段，即茂县——汶川——都江堰一带^[10]。此外，岷山、玉垒山、邛崃山脉也可能是古代蜀人采集玉石材料之处。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山海经·中山经》中就有“岷山，江水出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其鸟多翰、鷩”之说。又说：“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其阳多黄金，其阴多麋、麈。”袁珂先生说崃山也就是现在的邛崃山^[11]。《华阳国志·蜀志》说“其宝则有璧玉”，佚文则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的记述^[12]。可知古蜀王国境内有不少出产玉石（包括黄金等矿产）的山川，为采集玉料和石料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制作工序上看，从玉石料的开采、运输，到切割下料、琢治研磨、雕刻加工、钻孔抛光等，需要大量分工合作的工匠和人力，而且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后勤人员和管理人员。根据金沙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庞大数量来推测，这应是一支人数较多的行业队伍，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古蜀族玉石器加工制作的繁荣热闹情景。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斧形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黄金制品说明古蜀族已经有了开采和制作黄金器物的丰富经验，反映出金器加工也是当时一个比较兴旺的手工行业。黄金制品的材料，很可能采集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山川河谷地带，古籍中对这些产金之处就有不少记载。结合四川境内的地质情况来看，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的一些地段都有较为丰富的金矿分布，涪江、白龙江和嘉陵江上游一些地方也出产沙金。古蜀族将采集到的黄金原料经过长途跋涉运送到金沙遗址大型聚邑的作坊里，然后熔化冶炼，锤揲成形，制成各种精美的金器和黄金装饰品。推测当时应有较多的人员从事这一行业。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器物中，较为完整的金器就有31件之多。这些金器形态多样，制作精致，有金面罩、金冠带和各种金饰品。它们大都用很薄的金片或金箔制成，在工艺上采用了锤揲、剪切、打磨、刻画、模冲、镂空、嵌贴等多种手法，显示了很高的水平。有的金器或金饰品还采用娴熟的技巧镂刻了美丽精妙而富于想象力的图案，赋予了丰富的象征含义。如神奇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就给人以精妙绝伦之感，堪称商周时期黄金制品中罕见的杰作。此外，金冠带上奇妙的图案、金箔蛙形饰独特的形态纹饰都可谓三千年前金器加工工艺中的经典之作。这些古蜀时代具有独创性的黄金制品所展现出的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至今仍使人惊叹不已。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公鸡

在此之前，三星堆遗址也出土有大量的金器，特别是独具特色的金杖、黄金面罩、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等，展示出极其高超的加工制作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进一步揭示了古代蜀人在黄金开采加工方面的非凡成就。在风格特色和文化内涵上，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与三星堆所出黄金制品可谓一脉相承，而在工艺和图案等方面则又有了更多的创新发挥。在世界考古史上，19世纪70年代曾在古希腊迈锡尼墓葬中发掘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13]。20世纪20年代在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图坦卡蒙陵墓出土了人形金棺和金面具等黄金制品1700余件，被一些学者称为是中亚和西方青铜时代文明的杰作^[14]。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古代蜀人也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部族之一，在殷商时期就已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制作技术，制作出了可以同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媲美的金面具、金杖、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等精妙之作，纠正了过去西方艺术史上的偏见，为世界美术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总的来说，正是古蜀国农业生产的兴旺和手工业的昌盛促使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还告诉我们，商周时期古蜀族的农副业也很兴旺，家畜饲养业和畜牧业可能都较为发达。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器物中有5件青铜水牛头和1件栩栩如生的青铜公鸡之类，出土的多件青铜尊和青铜罍肩部则分别铸有三牛头、三羊头或四羊头^[15]。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动物骨骼，经鉴定大部分为中型动物，如猪、羊等，少数为大型动物，如水牛等。还有鹿角、象牙与象的臼齿等^[16]。三星堆遗址范围内所进行的环境考古也发现有猪、牛、山羊等骨骼残骸^[17]。金沙遗址也出土有形态逼真的铜牛首多件^[18]。这些考古发现与出土器物，显然都是古代蜀人大量饲养家畜的印证。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饲养马、牛、羊、鸡、犬、猪“六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家畜的种类与数量也大大增多。参照三星堆古城大量饲养家畜的情形，推测金沙遗址大型聚邑内所饲养的家畜也会有相当的数量。在养蚕植桑和其他养殖业方面可能也有一定的规模。此外，古蜀族的渔猎活动也很活跃，作为农副业的一项重要补充，增添了更多的食物来源。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图案，与三星堆金杖图案一样都刻画了四支长杆羽箭贯穿鸟颈射入鱼头的情景，这应是古蜀族使用弓箭经常从事渔猎活动的生动写照。不言而喻，透过其蕴含的神话色彩和象征含义，折射和反映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内容。金沙遗址多处大面积出土有野猪獠牙和鹿角，数量甚多，便反映了当时猎获物的丰富。

三星堆出土铜尊上的牛首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牛首

考古发掘揭示，商周时期古蜀族的建筑业也很发达。三星堆曾发现大量的房屋建筑遗迹，金沙遗址也发现有多处房址遗迹。在金沙遗址的“兰苑”和黄忠村“三合花园”发掘揭示的房址群均为富有古蜀特色的木（竹）骨泥墙式建筑。这些建筑有大型和小型之分，大型建筑面积宽敞，规模宏大，可能为古蜀族的王公贵族与统治阶层所拥有；小型房舍面积较小，可能是平民阶层的住所。如黄忠村“三和花园”房址群中有5座房址均为大型排房建筑，长度在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F6）宽近8米，长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5座房址的布局也很有规律，可能为一组建筑^[19]，反映了较高的使用等级。在建筑方式上，这些大型建筑和小型房舍均挖有基槽，并有密集的小柱洞，大型建筑每间隔一定距离（1米左右）还有一大柱洞，是当时修筑时采用大型梁柱留下的遗迹。特别是木骨泥墙式的大排房建筑，不仅格局宏大，特色鲜明，而且考古发掘揭示出有叠压打破关系，“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建筑结构、水平及功用都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20]。非常有意思的是，金沙遗址的这些房址在坐落位置上基本都是西北—东南朝向，推测可能与古代蜀人的方位感有关，由此可知古蜀族在进行建筑时曾有一定的规划。在年代上与金沙遗址相衔接的十二桥遗址，发掘揭示出大面积木结构建筑群，可看出梁架结构，有梁枋、立柱，大都采用原木并于两端加工，在结构上使用了榫卯与捆扎相结合的技术，墙壁与房顶还采用了竹木、树皮、茅草等材料。该建筑群虽由于洪水袭击而倒塌，但仍可看出其建筑形式为南方地区典型的干栏式。这种木结构房居“与平原上雨量充沛、地面潮湿的自然环境是密切相关的”^[21]。金沙遗址滨河而居的建筑群，与十二桥遗址属于同一地区同一文化类型，很可能也是干栏式建筑，后来的毁弃湮没同样也有遭遇洪水方面的原因。总的来说，商周之际古蜀族这种约定俗成的建筑形式，既有统治阶层追求的大型建筑风格，又有平民阶层小型房舍的生活情调，应是当时社会生活情形的真实反映。

成都十二桥遗址发掘的木结构建筑群

金沙遗址规模宏大的整体布局还显示出统治者对这座大型聚邑实施切实有效管理的能力。如果将金沙遗址与成都地区考古发现的其他商周遗址联系起来，可知成都这座早期大型聚邑的规模并不仅仅限于金沙遗址，已经向东面和南面延伸发展。这也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繁荣，说明古蜀族在成都地区的开拓发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到开明王朝五世由于遭遇洪水等原因放弃故邑，徙治成都时^[22]，这里的大型聚邑已经形成了早期城市的雏形，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当时古蜀国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而这大概正是开明王朝要在成都正式建立都城的关键所在吧。

总而言之，金沙遗址考古发掘为我们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繁荣的社会生活，也为我们追寻、了解古代蜀人在成都地区的经营发展轨迹，为探讨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