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和三星堆遗址的独特玉器纹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类型也非常丰富，可谓异彩纷呈，其中有些精美别致的器物更是令人惊叹。现在就让我们选择一些已经公布的玉器中富有特色的精美之作，对它们的风格特点和内涵用途，做一番鉴赏和探讨。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线描图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这确实是一件很有特色的器物。其尺寸为长22.49厘米，宽9.61～11.49厘米，厚1.71厘米，重872克。经鉴定，这件形器的质地为透闪石软石，其色泽以灰白色为主，夹杂有其他多种颜色（如酱黄、灰黑、深褐、暗褐等）沁斑。出土时这件器物基本完好，仅刃部一侧有少许残断，顶端与身部两侧略有损伤痕迹。该器的形制为左右对称的梯形，顶端部近似钝三角形，身部呈上窄下宽状，刃部做弧形，具有风格别致、制作精细、打磨光洁的特点。从质地看，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件斧形器的玉材属于四川西部汶川一带的龙溪玉，应为商周时期本地蜀人制作，推测其年代可能为西周早期^[5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玉斧形器的两面均雕刻有对称的纹饰，这也是金沙遗址出土的五百多件玉器中除了青玉长琮和玉人头像之外唯一雕刻有兽面纹饰的一件玉器。在工艺技巧上，制作者采用了浅浮雕和阴线刻画等手法，运用得十分娴熟，取得了生动的效果。其两面的图案均由多种纹饰组合构成。顶部为奇特的兽面纹，双目圆睁做瞪视状，头角峥嵘，张牙露齿，头上有夸张的弯角与外卷的尖耳，两侧为变形手法表现的夔龙纹，空白处有简洁的卷云纹和云雷纹。在兽面纹之下有两条平行横线，通常称之为弦纹，将顶部与身部的图案纹饰分成了两个单元。其下边的图案主要由身部两侧的纹饰来表现，采用两条平行阴线形成“冂”字形的边栏，紧贴两条边栏内侧分别刻有五组对称的卷云纹。“冂”字形之内至下边刃部为光洁的素面，犹如画面中的留白。顶部兽面纹的复杂与身部“冂”字形边栏纹饰的简洁相互映衬，将粗犷与细腻的特点糅于一体，构思极为巧妙。从观赏的角度来看，整个纹饰画面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兽面给人以狰狞威严之感，奇异的边栏与广阔的留白则使人顿生丰富的联想，画面中对称流畅的线条纹饰更是洋溢着刚柔之美，展示出一种邈远的意蕴。

商代后期大理石雕上的双兽纹（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出土，今在台湾）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残断的玉柄形饰

古代蜀人在玉器上雕刻图像纹饰并不多见，只有三星堆玉璋图案、金沙遗址玉人头像等，通常都有特殊的寓意，是祭祀仪式中极为重要的法器或“礼神之玉”。这件玉兽面纹斧形器可能也是古蜀族巫师在祭祀活动中使用之物，并非日常生活中的用具。通过鉴赏我们不难发现，古代蜀人在制作这件玉器时可谓独具匠心，从奇特的器形到神奇的图案，显然都赋予了特殊的象征含义。从图像纹饰来看，画面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兽面纹。对这类纹饰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做过一些探析，它们大都是一些夸张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形态，皆以突出狰狞之美为主要特征，往往蕴含着远古的神话意象，并与当时人们的崇巫习俗和通灵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兽面纹通常还作为巫术神秘力量的反映，或作为崇尚的象征，或借以表达与神灵世界的某种特殊联系。在用途上，兽面纹除了装饰器物，更多的则是为了表达神秘的意蕴，因而被着重使用于祭祀仪式、傩仪活动以及丧葬中的驱厉逐疫等。总之，兽面纹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并常常和一些特殊的使用方式联系在一起。学者们根据考古资料通常认为兽面纹是二里岗文化时期至殷墟和西周早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主要纹饰。商代早期一些青铜容器上已较多地出现了兽面纹，到商周之际已演化为一种流行时尚。商周时期在玉器上雕刻兽面纹也是一种较为多见的现象，其中尤以小型兽面形玉雕饰居多，大都出土于商代或西周墓葬，可能是墓主人借以通灵的物品，或是起驱厉避邪作用的玉“魌头”。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兽面纹斧形器与那些小型兽面玉雕饰相比较，尺寸要大得多，形制也有较大的差异，在图像纹饰方面也显示出一些不同的含义。而与三星堆玉璋图案在内涵和用途方面却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残断的玉柄形饰，上面也刻有兽面纹，与金沙遗址玉兽面纹斧形器的画面构图也很相似，在寓意上也有较为明显的一致性。

这件玉兽面纹斧形器图像画面中最与众不同的便是“冂”字形边栏纹饰，它以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达复杂的用意，确实是非常绝妙的一种创举。整个图像画面显得极其神奇，同时又给人以一目了然之感，表现的不就是天门敞开的象征意味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记述：“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56]《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并记述了专门的祭祀：“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这种天门或天阙的传说，其实早在李冰之前就有了。《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即有“天门，日月所入”之说，《楚辞·九歌》则有“广开兮天门”的奇异想象。《淮南子·原道训》亦有“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的说法。通过这些记载可知，在古人的想象与观念中，天门即为群神之阙，是进入天国的入口。从出土资料看，三星堆玉璋图案就对殷商时期古代蜀人的神山祭祀和天门观念做了生动精彩的描绘。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经过，三星堆玉璋图案中着力表现的人物山川以及插璋祭山的情景。我们知道，古蜀族是兴起于岷江上游的一个古老氏族，在蚕丛、柏灌、鱼凫之后才走出岷山栖居于成都平原。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蜀山（即岷山）是祖先起源的圣地，也就成了崇拜和祭祀的神山，同时也是人死亡后灵魂的归宿，是通往天界的灵山。玉璋图案上边画面中两座神山之间刻画了悬空的形符号，曾有学者认为是“一船形物悬于空中，似作升腾状”，“似可释为船和船上站立的人”，“民族学的资料中，亦有将舟船作为运载死者灵魂的交通工具”，“反映了蜀人把蜀山看成是自己祖先图腾起源的圣地，死后灵魂又必须回到祖先图腾起源的圣地去的宗教观念”^[57]。结论很有道理，但将形符号解释为船上有人则未免牵强。结合文献所述与图案内涵做深入探讨，可知刻画的其实是天门的象征，反映的是一种比较原始和质朴的古蜀早期魂归天门的观念。在古代蜀人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里，魂归天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主题观念，曾对后世和整个南方文化系统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88年1月在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出土的3号石棺画像，画面中双阙上方镌刻有醒目的“天门”二字，20世纪80年代在巫山东汉墓出土的7件鎏金铜牌饰件双阙图案上，也有双钩笔法刻出的隶书“天门”二字，都说明了古代蜀人魂归天门观念在巴蜀地区的长期流传与演化发展。此外，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的彩绘帛画同样表达了“引魂升天”迎送墓主人升入天门的主题观念，揭示了古蜀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说明古蜀魂归天门观念由岷江流域往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可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开始了，到汉代已成为具有南方文化系统特色的一种共同的信仰。

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出土石棺画像上的“天门”双阙

巫山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牌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蝉纹玉璋

将这些作为参照来看金沙遗址玉兽面纹斧形器上神奇的图案，显而易见它表现的正是古蜀族的天门观念，而且表现得如此简洁明快。如果说三星堆玉璋图案是对神山祭祀与魂归天门观念的生动描绘，那么金沙遗址玉兽面纹斧形器图案则对天门观念做了更为精妙的刻画。那“冂”字形边栏纹饰与画面中的大片留白，作为天门敞开的象征，暗喻着灵魂进入天门回归祖地的畅通，真可谓巧妙到了极点。天门上面洋溢着狰狞之美的兽面纹显然有驱厉避邪的寓意，同时也为古蜀族心目中的天门增添了神秘邈远的意蕴。整个图案不仅贯注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精神观念与崇尚习俗，为我们研究商周时期古代蜀人天门观念的流行情形又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

关于这件玉兽面纹斧形器的用途，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一些形制特殊的玉器，既是地位与品德的象征，又是避邪厌胜、驱厉逐疫的灵物，更是重要的“礼神之玉”。从器形看，这件质地华美的兽面纹玉器介于斧形与钺形之间，加上特殊的图像纹饰，表明它可能具有某种权力（比如部族中执掌某种祭祀仪式的权力等）的象征含义，显而易见应是金沙遗址统治阶层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一件重要礼仪性器物。而从图案内容推测，这件玉兽面纹斧形器很可能同三星堆那件雕刻有图案的玉璋一样，也是古蜀族巫师在祭祀祖先或举行葬礼超度亡魂等仪式中使用的法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件玉兽面纹斧形器上面的图案纹饰对我们了解商周时期古蜀族的精神观念与祭祀活动、研究金沙遗址与中原文化以及同周边区域的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沙遗址蝉纹玉璋线描图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其中一件刻有蝉纹，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器物。此器为灰白色玉质并有杂色沁斑，经鉴定也为透闪石软玉，器形呈扁薄长条状，通长39.2厘米，宽4.98～7.32厘米，厚0.17～0.66厘米，重301克。出土时断为五段，后经拼接复原，刃部与阑部均有残损。此器制作规整，打磨光滑，形态上与三星堆出土的一些玉璋非常相似，有着鲜明的古蜀特色。考古工作者称此器为“玉双阑鸟锋戈形器”^[58]，其实称为玉璋更为恰当。射的顶端为凹弧形刃，镂刻有动物或飞鸟，可惜已残损。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有一件玉璋，顶端也为凹弧形刃并镂刻有立鸟，器形与尺寸都与之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器射身中部两面均采用阴线双勾手法，分别刻有对称的两个具有抽象变形意味的蝉纹。这种变形蝉纹与写实的蝉形有较大差异，突出表现了蝉的后半部分，并于蝉纹的两侧与尾端分别勾画了云纹和歧羽纹。这种变形蝉纹看起来颇似人面，两侧的纹饰也有点像挂戴的耳饰，使人很容易产生丰富的联想。在构图布局上也可谓别具匠心，更加突出了图像线条流畅、形态生动、寓意丰富的特点。

将蝉纹镂刻于玉器之上可能是古代蜀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装饰手法。例如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玉璋残断的射身上就镂刻有蝉形图案，与金沙遗址这件玉璋上的蝉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文化内涵上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一件琥珀坠饰也采用阴线双勾手法，刻有蝉纹，一面为蝉背纹，另一面为蝉腹纹，器呈心状，给人以小巧精美之感^[59]。蝉纹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出土器物上也常有发现，大都是青铜容器上的装饰纹样，具有较强的写实性。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铜觯颈部就有形态逼真的蝉纹^[60]。还有商代的一件矍鼎，三足为鸟形，口缘也饰有逼真的蝉纹，做环绕排列^[61]。此外河南安阳殷墟还出土一件商代后期象牙雕制的虺龙蝉纹容器，其腹部也饰有连绵排列的写实蝉纹，该容器后流落海外，现为日本大阪私人收藏^[62]。这种变形与写实的风格差异，显示了古蜀文明与殷商文明的不同特点。此外，受到来自商周文化和古蜀文化双重影响的宝鸡国墓地出土的铜方鼎足部也饰有抽象变形意味的蝉纹^[63]，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玉器上的蝉纹颇为相似，其器形显然来自中原的传播，而变形蝉纹则明显是接受了蜀人的影响。考古工作者认为，通过这些出土器物上蝉纹的对比，其时代亦可作为重要参照，由此推测金沙遗址这件蝉纹玉璋也应为西周早期之物。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纹饰资料还向我们透露了商周时期蜀地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些重要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琥珀坠饰

殷墟出土象牙容器上的蝉纹

由于一些特殊的属性，蝉自古以来就十分受人关注，古人曾将其视之为吉祥之物。《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蝉蜕蛇解，游于太清”之说。《金石索》中称古代铜器上雕镂的蝉形纹饰有取“居高饮清”之义。后世还将蝉冠作为显贵的通称，如史书中就有“蝉冕交映，台衮相袭，勒名帝籍，庆流子孙，斯为盛族矣”的说法^[64]。由此也可见古人对蝉的尊崇。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蝉以其居高食露，有清洁淡雅之态，故自古即为人们所格外喜爱，殷代即有玉石及宝石所雕成的蝉（如殷墟妇好墓所出）作为饰品。周代与汉代皆有蝉形玉，以放在死者口内做随葬品，即所谓玉琀。青铜器纹饰中的蝉纹，皆具共同特征……流行于殷代，至西周早、中期。”^[65]从出土资料来看，“蝉纹盛行于商末周初，以后没有出现过”^[66]，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可见金沙遗址蝉纹玉璋应为商末周初之物，这对判断金沙遗址的年代也是一个重要依据。从鉴赏和研究的角度推测，古代蜀人采用流畅优美的双勾线条将蝉纹镂刻在玉石器上，一方面生动地表明了对蝉的喜爱崇尚之情，另一方面可能赋予了某种特殊的象征含义，其用意可能是为了充分表达这件玉璋的神奇性与重要性。从用途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蝉纹玉璋同三星堆出土的同类玉璋一样，应是古蜀族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一种重要的礼仪性玉器。在商周以后的出土器物上，蝉形仍然是古代蜀人喜欢采用的装饰，但已融合了中原的影响，更趋向于写实。

金沙遗址出土的墨色玉璋

金沙遗址出土的多色玉璋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数量较多，形制特点也较为丰富。其中有不少别具一格的精美之作都值得我们关注。如其中有一件（编号2001CQJC：955）为纯净的墨色玉质，通长42.25厘米，宽4.32～9.18厘米，厚0.36～0.55厘米，重332克，阑部有兽首等较为复杂的装饰，器表打磨得非常光滑，显示了很高的制作工艺水平。根据鉴定，金沙遗址出土玉器中，多色玉的产地可能来源于四川西部汶川一带，纯净墨玉的产地目前还不清楚。考古工作者故而推测这件墨色玉璋有“可能是通过交换、馈赠等方式从其他区域获得的”^[67]。但其造型风格与三星堆出土的同类玉璋极为相似，均属于古蜀的特有风格，说明虽然玉材的来源可能会有多种途径或来自于不同产地，而器物的制作则仍出于本地蜀人之手。另一件（编号2001CQJC：136）为多色玉质，长67.8厘米，宽6.49～10.44厘米，厚0.49～0.71厘米，重945克，阑部也同样有兽首装饰，但制作工艺不很精细，器表未作打磨，属于体形较大的玉璋，其造型风格与阑部装饰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玉璋中的一些样式相同，据此推测其制作使用年代可能比同时出土的其他同类玉器略早^[68]，也不排除这件玉璋是从三星堆流传过来的可能。此外，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还有小型玉璋，数量颇多。如其中一件（编号2001CQJC：479）通长仅有5.3厘米，宽1～1.56厘米，厚0.19～0.22厘米，重5克，亦为墨色玉质，制作工艺较为简单，器表满布斜向的磨痕，未做打磨抛光。这类袖珍型的玉璋在三星堆遗址内也有出土，而在其他区域考古学文化中则很少发现，显示出浓郁的古蜀特色，考古工作者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川西地区青铜文化所特有的一种玉器类型。从用途方面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璋很显然应是礼仪用器，而小型的袖珍玉璋有可能是古代蜀人所崇尚的装饰品，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明器^[69]。若从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在器型上都偏小的情况来分析，这类小型玉璋的性质仍可能是“礼神之玉”，与古蜀族昌盛的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玉璋

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玉璋

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璧形器之一

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璧形器之二（残）

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玉器中有一批玉璧，也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器物类型。它们大都为平面圆形，中间为圆孔，而圆孔边缘有凸起的周郭高出璧身，考古工作者因而称之为有领璧形器。根据已经整理公布的材料，其中一件（编号2001CQJC：24）直径11.09厘米，孔径5.7～5.86厘米，璧身厚0.27～0.35厘米，领高出璧身1.36～1.46厘米，重75克。玉质为灰白色与土黄色相融的透闪石软玉，璧身打磨平整，两面均有阴线刻画的三周圆弦纹，并有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不规则磨痕，出土时略有残损，浸染有少量颗粒状铜锈^[70]。另一件（编号2001CQJC：2）出土时已严重残损，直径16.96厘米，孔径6.2～6.42厘米，璧身厚0.35厘米，领高3.57厘米，重169克，因其内孔周廓凸起形成圆筒形高领，所以称之为高领璧形器。在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璧形器中，以这一件领部最高，其他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领高也难以与之相比，显得非常特别。此器质地亦为透闪石软玉，器表受到浸染呈现出深浅不等的红褐色，制作比较考究，内侧与外缘厚薄一致，表面打磨得相当平整，刻有七组清晰的同心圆状弦纹^[71]。这几件璧形器都选用优良玉材制作而成，具有器表光洁、形制规整、细致精美的特点，从剖割、钻孔到研磨抛光均显示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璧

我们知道，古代先民很早就有制作各种玉石器物用于祭祀活动的传统，玉璧和玉琮之类便是最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周礼》中就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又有将璧琮用以丧葬“疏璧琮以敛尸”的记述。在我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玉璧，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玉琮，便是这种古老习俗的反映。学者们习惯将玉琮称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实玉璧与良渚先民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而且流行的地域更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有领璧形器在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遗址曾有发现，到殷商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这类器物数量大为增多。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等都出土了这类有领璧形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范围内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这类器物，既有玉质亦有石质，如1987年在马牧河与鸭子河之间台地上一个名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器物坑，出土21件石璧和8件玉璧形器^[72]。而早在1931年春，当地居民燕道诚淘浚溪底时曾“发现璧形石环数十，大小不一，叠置如笋”；1934年春，葛维汉与林名均进行考古发掘又获得破缺小石璧数件。当时有学者认为“广汉土坑出土石璧之数量及堆积均为其他古代遗址所未闻，形制之大又为古今所罕见”^[73]。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一号坑出土3件玉璧形器，二号坑出土10件玉璧形器^[74]。需要指出的是，“仓包包”出土的玉石类璧形器属于无领类，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则全为有领璧形器，与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璧形器风格一致。有学者认为这种形制上的差异可能与年代早晚有关，因为“仓包包”器物坑的年代根据地层关系与遗存类型推测要早于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也有可能是使用者身份地位的高低所致，“仓包包”器物坑的等级可能较低，而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出土的显然是古蜀王国最高统治阶层使用的器物^[75]。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

这类器物在其他地区也多有出土，流传甚广。例如在时间较晚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和江川李家山墓葬中就出土有这类有领璧形器^[76]，在湖南长沙西汉墓葬以及在广东与越南等地也有发现。有学者认为，玉璧在我国先秦时期曾有祭玉和瑞玉之分，至汉代用玉璧随葬已成为比较普通的现象，云南滇国的玉璧很可能来自我国内地。他们还认为玉璧在古代为佩饰，《盐铁论·散不足篇》曰“长裾交祎，璧瑞簪珥”，说的就是用玉璧做装饰品^[77]。关于这类有领璧形器的用途，曾发现在云南石寨山文化墓葬和东南亚一些青铜文化墓葬中有将其戴在死者手上的现象^[78]，有学者因而推断这种器物是一种臂钏，是古代上层社会常用的装饰品^[79]。考古工作者借鉴这一观点，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这种有领璧形器亦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手镯^[80]。也有学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见解，认为作为臂钏或手镯只是部分此类器物的用途之一，比如大孔窄边者就可以戴用，而有的轮边甚宽穿孔较小就不适宜也不可能戴在手臂上，可知臂钏之说并不能适用于全部的有领璧形器^[81]。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雕像造型看，也没发现手臂上戴用这类有领璧形器的迹象。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铜立像手腕部略有凸起，好似挽起的袖口，又像戴有筒形饰物，但也绝非有领璧形器的形状。在金沙遗址发掘揭示的墓葬中也未见死者手臂戴用此类器物的情况。由此可知，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石类璧形器，其用途仍属于典型的“礼神之玉”，应与古代蜀人昌盛的祭祀活动有关。

金沙遗址出土的四出有领玉璧形器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形制独特的四出有领玉璧形器（编号2001CQJC：11），直径26.4厘米，孔径5.3～5.5厘米，环面厚0.7～0.82厘米，领高2.37厘米，重1144克。此器质地亦为透闪石软玉，由于浸染，器表在灰白色中杂有大量的褐斑、黄斑和黑斑，在制作工艺上十分细致，经过打磨抛光，通体给人以光滑平整之感。出土时遭到机械施工破坏，断为数块，后经拼接复原^[82]。此器与常见的有领璧形器相比，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外缘有四组凸齿向外凸起，做等距排列。每组凸齿皆由五个齿组成，在其中一组凸齿下面的边轮上有一个直径0.9厘米的小圆孔。有领璧形器在先秦时期各地的出土器物中较为多见，但外缘有凸齿的有领璧形器则较为罕见。根据夏鼐先生的分类定名^[83]，学者们通常将这类玉器称为牙璧。从考古资料看，此类牙璧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址中即有发现，在商周时期的一些遗址和墓葬中也有出土。例如陕西神木石峁出土有周缘作椭圆形的四牙璧^[84]，河南安阳小屯墓地与殷墟妇好墓以及山东滕县等处出土有三牙璧^[85]等。总的来说，各地出土的牙璧数量较少，而且这些牙璧实物与外缘有凸齿的有领璧形器在形制上也有明显的差别。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别具一格的四出有领璧形器，既不同于其他地区出土的牙璧，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也未见有同类器物，可谓是首次发现。从造型风格方面推测，这种较为罕见的器型很显然应是金沙遗址古蜀族玉器制作者的一种独创，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分析其用途，这件体形硕大、制作精美、样式独特的四出有领璧形器很可能是供金沙遗址统治阶层使用的别具匠心的一种礼仪用器。其边轮上的小圆孔可做系挂、携带之用，这也透露了使用者对此器的珍爱与重视。此外，其四组凸齿的等距排列方式，每组凸齿的五齿数目，可能也是有意为之，含有一定的寓意，应与古代蜀人的审美习惯（喜欢构图上的均衡对称）和某些崇尚意识（如尚五观念^[86]）有关。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剑鞘

成都战国墓葬出土的铜双鞘剑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剑鞘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件器物。此器长30厘米，宽10.78～19厘米，厚0.3～0.65厘米，重506克。质地亦为透闪石软玉，表面为灰白色，有大量黄褐色沁斑，内外通体磨光，在制作工艺上显示出了相当高的水平。其形制为上大下小，两端切割齐整，两侧有凸边，向内卷曲，形成卡槽。器壁较薄，背面平整，刻有阴线边栏纹饰。正面有四道竖直凸棱，形成五道上宽下窄的浅凹槽。两侧边上与壁身钻有多处小孔，可能是作为穿系之用。因此器整体上呈梯形，所以考古工作者称其为梯形器。但从形制看，此器很像是盛装五柄玉石短剑的玉剑鞘，每道凹槽的宽度也恰好与出土的柳叶形玉剑相吻合^[87]。推测其使用方式可能是在它外面缝上皮革，然后供悬挂盛装玉剑。根据其形态与功能，称这件玉器为玉剑鞘可能更恰当一些。将多柄短剑放在一个剑鞘内可能是古代蜀人的一种习惯，也可能与使用者的特殊身份有关。1980年发现的四川新都马家乡战国木椁墓中出土铜剑十件，分为巴蜀式剑五件一套、中原式剑五件一套，还出土铜刀五件一套^[88]，便揭示了古蜀国贵族阶层有将五剑组成一套使用的情形。此外，峨眉符溪、成都罗家碾等地的战国时期墓葬中，曾出土青铜制成（上面可能蒙有皮革）的双剑鞘^[89]，其墓主人的身份大都是一般的权贵者。说明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可放五柄柳叶形玉石短剑的玉剑鞘等级很高，可能是商周时期金沙遗址统治者使用的器物。其显然不是用于征战，而具有显著的礼器性质，仍与古蜀族的祭祀活动有关。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矛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锛、玉戈、玉凿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还有数量较多的玉戈及玉矛之类，大都制作精美，样式考究，保存完好，在形制与纹饰上具有鲜明的古蜀特色。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戈矛都不是实战武器，而是祭祀仪式舞蹈时用的器械，既有青铜舞戈，又有玉石舞戈。在宝鸡国墓地出土的舞戈（亦称“明戈”）数量也大大超过战戈^[90]，说明这在商周时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矛之类均体薄易折，显然也不是实用武器，而是古蜀族的仪仗用具^[91]，专用于各种礼仪活动，也可能是在祭祀仪式舞蹈中使用的舞戈。此外，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还有较多的锛形器和凿形器，它们造型各异，工艺精细。考古工作者认为它们同样具有礼器的功用性质，其用途应与当时的祭祀、礼仪活动相关联，可能是古代蜀人的一种特殊礼器^[92]。这类器物在三星堆也出土较多，说明曾被古蜀族广泛使用。若从这些器物特殊的质地形制和数量众多这一现象分析，似乎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实用性，除了祭祀与礼仪活动，它们也可能被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

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玉贝

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些装饰性质的玉器，比如玉贝形饰便是一件精美的玉饰器。玉贝长3.24厘米，宽2.7厘米，厚0.2～0.63厘米，重8克，是依照天然海贝制作的一件玉雕佩饰，在顶端有穿系用的小孔。制作者选用质地细腻的青白玉，经过仿真雕琢，打磨抛光，达到了生动逼真的效果，显示了相当精湛的工艺水平^[93]。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海贝62枚，二号坑出土海贝约4600枚，经鉴定有环纹贝、虎斑纹贝、货贝等^[94]，说明商周时期古代蜀人通过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已经获得了大量来自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海贝，是研究古蜀王国与外界密切往来的珍贵资料。三星堆二号坑还出土了数枚依照海贝雕铸的铜贝，上端有并联的环纽与链扣串接在一起，透露了古代蜀人对海贝这种来自异域之物的重视和喜爱。从出土资料来看，三星堆二号坑的铜贝体形较大，数量很少，数千枚海贝皆放置于祭祀用的铜尊铜罍之中，一号坑的海贝则放在铜头像内与龙虎尊内，可知它们是作为献祭的物品，主要用于祭祀活动。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贝，其生动逼真的形态充分说明了制作者对海贝的熟悉，同时也体现了对这种异域之物的喜爱之情。玉贝顶端穿系用的小孔，显然是为了便于携带，说明这件精美的玉雕很可能是金沙遗址统治阶层使用的珍贵佩饰。这也是金沙遗址玉贝与三星堆铜贝在用途上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类似的出土实例在其他地区也偶有发现，如河南新郑亦出土有一件西周时期的玉贝形饰，同样为佩饰，但制作较为简陋^[95]。相比而言，金沙遗址这件玉贝确实堪称商周时期同类玉雕饰品中的典范之作，具有很高的鉴赏研究价值。

三星堆出土的铜贝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牌形饰（正面与背面）

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牌形饰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件饰物。此器长14.84厘米，宽6.29厘米，厚0.76～0.98厘米，重213克，平面为椭圆形，两端有尖突，两面均雕刻有对称规整的轮廓线，制作比较精致，给人以光滑润泽之感。但器表受沁现象较为明显，可见多种杂色沁斑，并有风化现象，出土时局部粘连有铜器锈蚀残片。考古工作者认为这种玉牌形器较为少见，在成都平原考古出土资料中是新发现的一种玉器种类。根据出土时这件玉牌形饰与铜器粘连在一起的现象，初步推测其用途为佩饰或某大型器物的装饰性部件。^[96]由于没有同类出土实物可做比较，加之遗存的真实情形遭到施工机械破坏，我们认识这件玉牌形饰有一定的困难。有学者将这件椭圆形玉牌形器两端的尖突同三星堆二号坑出土兽面A型、B型眼睛形态相比较，认为这件玉牌形器最可能是“眼睛”，并将其称之为“玉眼形器”^[97]。这个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一些明显的疑问。比如形态方面的疑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铜眼泡以及人物鸟兽的眼部造型大都为圆凸状，青铜兽面A型与B型的双眼为方形略带弧形，与这件椭圆形玉牌形器在形态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件玉牌形器两面均雕刻有规整的轮廓线，说明它不分正反可以单独使用，可见在用途和含义上与所谓的“眼睛”也有明显的不同。又比如尺寸与材质方面的疑问，这件玉牌形器长约15厘米，以此作为眼睛未免太大了一点。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与金面具以及玉神人头像均属袖珍型，也反衬了眼睛之说在尺寸上的疑问。而且古人采用玉石雕制人物鸟兽或器物都展示出比较完整的造型，或利用纹饰构成相对完整的图像，绝少有只表现单纯局部形态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石类器物基本都是如此，玉神人头像便是最显著的例子。其高仅2.3厘米，宽3.44厘米，五官形态与整个头部造型都雕刻得惟妙惟肖。由此可见，这件玉牌形器是否象征眼睛，疑问很多，值得商榷，还需做更深入的探讨。此外，这件玉牌形器作为某种大型器物装饰性部件的可能性也不大，且不说在同时出土的资料中未见有这种大型器物，其两面都雕刻有相同轮廓线且研磨精美的特点也说明它不是镶贴的附件，而是一件单独使用的玉器。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玉器呢？仔细观察其尺寸形态，很容易联想到三星堆“仓包包”器物坑出土的三件铜牌饰，它们均长约14厘米，宽近6厘米，呈长方形，转角与下边微弧，在图案中镶嵌有绿松石。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几件铜牌饰在造型上与二里头遗址出土者相似，可能接受了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应为古蜀早期青铜文化之物，其性质属于饰品或礼器之类，是祭祀活动后的遗存^[98]。金沙遗址玉牌形器与这些铜牌饰尺寸相近，形态相似，是否为古代蜀人仿照这些铜牌饰而加以创意发挥，特地制作的一种玉饰品呢？虽然此亦是一种推测，但这种新的玉器种类是古代蜀人富有独创性的一种体现则是显而易见的。其用途除了作为饰品，与古蜀族的祭祀活动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在定名上，称其为玉牌形饰还是比较恰当的。

三星堆仓包包出土的铜牌饰

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环形器，大都选用优质玉料经过精致加工制作而成，具有玉质温润、轻巧精美的特点，可能是古蜀族日常生活中戴用的珍贵玉饰，犹如后来所谓的玉镯。有的尺寸较大，推测可戴在手腕上；有的尺寸较小，可能作为佩玉使用^[99]。这类玉环形器在红山文化遗址与良渚文化墓葬中已有发现，是较为多见的一种玉饰。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玉环形器很显然也反映了古蜀社会对这类玉饰的喜好。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中并未出土这类器物。这似乎也反映了玉环形器并非礼仪性用器，而是一种装饰品，同时也透露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当时社会生活习俗方面的一些不同特色。

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环

总而言之，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可谓种类繁多，形制精美，琳琅满目。从质地看，制作这些玉器的玉材可能主要是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山区开采得来，比如汶川一带就曾是透闪石玉料产地，但也有一些玉料可能来自其他地区。从制作工艺看，制作者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多种加工技巧，并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这些玉器的用途大都为礼神之玉，是与古蜀族祭祀活动有关的礼仪性用器，其中也有一些玉雕佩饰或玉饰件，但数量较少。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金沙遗址玉器加工业的兴旺情形，也是我们研究商周时期古蜀族社会生活、祭祀礼仪、崇尚习俗和精神观念等方面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器型纹饰展现出极其丰富的内涵，既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又有对外来文化影响的吸纳和包容。由此可见，这些丰富多样的玉器对探析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一版，第762页、778页。

[2]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96年9月第二版，第243～246页。

[3]吴大澂《古玉图考》，见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643～652页。

[4]朱章义《玉十节长琮》，《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82～85页。

[5]李学勤《论金沙长琮的符号》，《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第15～16页。

[6]田自秉、吴淑生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20页、23页。

[7]汪遵国《玉钺》《玉琮》《三叉形玉冠饰》，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12～18页。

[8]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台北士林1985年出版，第186页。

[9]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第253页。见《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台北士林1985年出版，第186页、163页。

[10]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309～319页。

[11]《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12]《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第2期。

[13]《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4]《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5]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文物》1984年第2期。

[16]殷志强《玉器概述》，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6页。

[17]车广锦《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探析》，《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18]南京博物院《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103～104页。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118页、119页。

[20]《有竹斋藏古玉谱》（那志良、王循诒译），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第51页。

[21]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第254页。

[22]［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第19页、201页、202页。

[23]顾久译注《抱朴子内篇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390页、393页。

[24]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第36～39页。又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9月第一版，第318～325页。

[25]王方《玉四节短琮》，《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86～88页。(www.xing528.com)

[26]张擎、孙华《玉尖耳神人头像》，杨永富等《金沙遗址玉、石器材料鉴定及初步研究》，《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80～81页，第197页。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95页、198页，第200～205页，彩版图59、图60。

[28]田自秉、吴淑生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206页、207页。

[29]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第30～35页。

[30]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第343页。

[31]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第33页。

[32]王钟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重庆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第426页。

[33]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2月第一版，第498页、500页。

[34]沈福馨、周林生编《世界面具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第3页、6页、7页。

[35]李锦、李光雨《中国古代面具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27页。

[36]《虢国墓地再次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6日。

[37]［法］热尔曼·巴赞《艺术史》（刘明毅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第549页、553页。

[38]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2月第一版，第501页、502页。

[39]《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一版，第777页。

[40]［唐］杜佑《通典》第二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12月第一版，第1279～1280页。

[41]关于玉璋图案中天门符号的象征含义与古蜀魂归天门观念的论述，请参见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78～185页。并参见黄剑华《天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31～247页。

[42]［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第422页。

[43]《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一版，第850页。

[44]据《汉语大词典》“魌头”词条的解释，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470页。

[45]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33页。

[46]参见《文选》卷三，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第63页。

[47]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78～79页。

[48]李锦山、李光雨《中国古代面具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52页、156页。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5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84—1985年沣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1期。汪海宁《兽面形玉饰》，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27～28页。

[53]范汝森《商周时代的几件玉雕》，《文物》1959年第7期。

[54]张长寿《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第5期。

[55]张擎《玉兽面纹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21～125页。

[56]《全汉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一版，第415页。

[57]陈德安《浅释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边璋”图案》，《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第87～88页。

[58]张擎《玉双阑鸟锋戈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48～151页。

[5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80页、81页、83页、117页、118页、124页文字与图。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87页。

[61]田自秉、吴淑生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20页图。

[62]史岩编《中国雕塑史图录》第一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第49页图五七以及文字说明。

[63]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第52页，图三九。

[64]［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二十一，第二册，中华书局1973年5月第一版，第335页。

[6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396页。

[66]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第336页。

[67]张擎、周志清《玉双阑斧形器一》，《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08～110页。

[68]张擎《玉双阑斧形器二》，《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11～112页。

[69]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张擎《玉小型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06～107页。

[70]朱章义《玉有领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2～93页。

[71]孙华《玉高领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4～96页。

[7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78～90页。

[73]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印行，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出版，第31～34页。

[7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82～86页，第367～377页。

[75]孙华《玉高领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6页。

[7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20～123页，图版壹壹贰。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77]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123页、143页。

[78]［日］吉开将人《论“T字玉环”》，载《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出版，第255～268页。

[79]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载《文物》1979年第2期，又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收入《广汉三星堆遗址资料选编》（一），广汉市文化局编印1988年5月出版，第87页。又收入《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80]朱章义《玉有领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3页。

[81]孙华《玉高领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6页。

[82]王方《玉四出有领璧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7～99页。

[83]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84]《中国玉器全集》（一），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0页，图版四二。

[85]安志敏《牙璧试析》，载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御印堂1998年出版，第37～44页。

[86]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第五章第四节《尚五观念的起源和传承》，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95～203页。

[87]张擎、朱章义、王方《金沙村遗址出土玉器》，《金沙淘珍》第76页；孙华《玉梯形器》，《金沙淘珍》第154～15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88]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第8页。

[89]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357～358页。

[90]林向《蜀盾考》，《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第23页。林向《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160页。

[91]参见王方《玉弧刃戈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42页。

[92]朱章义《玉短体锛形器二》、王方《玉长体锛形器一》、王方《玉短体凿形器》、张擎《玉长体凿形器一》，《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29页、132页、136页、138页。

[93]王方《玉贝形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58～159页。

[9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50页、153页图版五四，第419页、423页图版一七〇，第310页、315页、318页图版一一九。

[95]《中国玉器全集》（二），河北美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18页，图版二九七。

[96]李明斌《玉牌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60页、161页。

[97]高大伦《成都金沙商周遗址出土“玉眼形器”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2～24页。

[9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80～81页，第87～89页。

[99]张擎《玉环形器一》、李明斌《玉环形器二》、王方《玉环形器三》，《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00～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