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古蜀王国遗物：玉质独特的神灵头像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是一件风格奇异、雕琢精致的小型玉器，高2.3厘米，宽3.44厘米，厚0.26厘米，重2克。据鉴定和初步研究结果，这件玉人头像的玉材为含水磷酸盐、碳酸盐的多金属混合矿物，通体呈绿色。采用这种质地的玉材制作的玉器在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大量玉器中仅有3件，均属于小巧精致的小型器物^[26]。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

金沙遗址玉人头像线描图

这件袖珍型的玉人头像采用扁平的薄玉板雕刻而成，其制作工艺是先将板状玉料切割成头部的轮廓，然后再琢磨雕刻细部，如我们仔细观察仍可看到在玉人头像转曲处留下的许多斜向磨痕。出土时，这件玉人头像的头饰与下颌处已有部分残损，并于两面都浸染有铜锈。在造型上为两面对称的脸部侧视状，采用夸张的浮雕手法刻出了大眼阔嘴和诡异的冠饰，显示了巧妙的构思和娴熟的技艺，达到了洗练而又传神的效果。从五官形态看，最为奇特的首先是大眼，微凸的眼眶前圆后尖几乎占满了脸的上部，浑圆的瞳孔突起做瞪视状，炯炯有神，透着威猛。其次是张开的大嘴，露出了三颗尖利的牙齿，嘴角几乎裂到了耳畔，舌头微吐，下巴向前突出，使脸部因之而成了倾斜的四边形。再者是向外高凸的鹰钩鼻，占据了脸的前部，粗犷阴鸷，十分触目。皱起的鼻翼线条向后飘延，与颧骨线条相连，更增添了神态的诡谲。还有硕大的耳朵，上尖下圆，耳垂有孔。头上的冠饰更是极度夸张，后边的两条做弯钩卷曲状，前边部分出土时已经残断。此外，玉人头像的下颌以下也有明显的残断痕迹。考古工作者推测，玉人头像原先可能有较长的颈部，因其小巧，或许是固定在某种特殊祭祀器物上的附件。

我们观赏这件玉人头像时，会油然地体会到其整个造型给人以龇牙咧嘴、凶狠狰狞之感，仿佛充满了一种神秘恐怖的力量。显而易见，这件奇异的玉人头像刻画的虽是人的面容，表现的却是神灵的象征。制作者对这种狰狞的形态赋予了超凡的想象，以达到震撼心灵的目的。面对这件玉人头像，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三星堆出土的类似造型。譬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在神坛第二层站立的四人帽顶上有扁平的侧面人头像，其形态同样是大眼阔口、隆鼻长颈、下颌前突、头戴残断的弯钩状饰物，与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人头像在造型风格上非常相似。三星堆青铜神坛是古蜀王国举行大型祭祀仪式时的神圣之物，金沙遗址这件玉人头像显然也是与古蜀族祭祀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遗物。类似形态风格的还有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鸟身像、青铜纵目人面像等，与这件玉人头像也有许多明显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古代蜀人崇奉的神灵偶像，由此可知玉人头像表现的也绝非普通人面而是一种神人形象。这种形态风格与象征含义方面的相似性，再一次说明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在族属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它们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差异，则为研究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时间上的衔接和早晚关系提供了例证。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兽面像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兽面像

山东益都出土的商代透雕人面纹铜钺

从美术考古的角度对这件玉人头像进行形态风格方面的比较，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像^[27]，以及山东益都出土的商代铜钺上的透雕人面纹等^[28]。它们都做龇牙咧嘴的狰狞状，既有人的形态，又有兽的某些特征，说明这是商周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审美观念和崇尚意识。在头部的冠饰方面，三星堆青铜兽面像也做弯钩卷曲状，与金沙遗址玉人头像同样具有诡异的特征，说明这是古代蜀人常用的表现手法，在同时期其他区域文明的出土器物中则较为少见，显示出浓郁的古蜀特色。在商周时期流行的图像纹饰中，最有特色的首先是动物纹样，其次是几何纹样，再者是人面纹样。在动物纹样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兽面纹，“这是一些被夸张了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其特征为巨睛凝视，大咧口，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这些动物纹饰巨睛凝视，阔口怒张，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紧张的力，好像在一瞬间就会迸发出凶野的咆哮。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这些青铜图像当然有助于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29]。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人面纹，它在青铜器纹饰中较为多见，“人面纹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怪神，有的仅有面部，有的还有兽的身躯，面部虽做人形，但还包含兽类的特点，如头上长角，口中有獠牙”^[30]。此外“还有人面龙身、人面蛇身和人面鸟身等等。这些物象的确切意义也很难了解，但根据文献记载，大都是指传说中的天地山川百神”^[31]。兽面纹突出狰狞，人面纹讲究怪诞，这是商周时期的流行风尚，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宗教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曲折反映，其直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和加强神权的统治。对那些狰狞的兽面纹与怪诞的人面纹，虽然无法准确推测它们究竟反映了古代先民哪些崇拜内容，但它们的流行则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富有特色的审美意识与精神面貌。

审美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复杂的精神活动之一，它在不同的族群与区域文明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绚丽情景。过去通常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崇尚立体雕塑和致力于形体之美的代表，古老的中华文明则以变形的线条艺术和抽象的韵味取胜。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修正了这一看法，说明商周时期古代蜀人在人物立体雕塑方面也有着非同凡响的创造，同时在抽象变形的图像纹饰方面亦展示了非常杰出的造诣。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既可看作是浅浮雕作品，又类似于图像纹饰，似乎融合了两者之长，应是古代蜀人在审美意识方面别具特色的产物。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先民创造的图像纹饰，“无论是动物纹，还是人面纹，都是神话意象的物化，它们是神话思维的象形文字。它们的蕴义，人们现已无法读解了。然而，那威猛、凝重、神秘、狞厉的美学风貌，却在向我们约略地透示着一个荒远的神话意象世界。它们不同于希腊人形化诸神之温馨和实在，由于其所表达的意义不明晰，反倒具有了一种深远的情韵”^[32]。也就是说，这些图像纹饰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那些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对后世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太阳神话传说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大量出土器物中就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雕塑作品与图像纹饰在反映神话传说流风余韵的同时，更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崇拜观念和崇尚习俗。金沙遗址玉人头像在形态造型上也可能与某种邈远的神话传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制作者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在某种祭祀仪式中来充分展示他们的虔诚与敬畏，以达到和神灵沟通的目的。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面具

这里还要提到金沙遗址玉人头像与三星堆青铜兽面在形态风格方面的狰狞与怪诞，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它们最本质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朱狄先生在探讨原始部族的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时曾指出：“原始人装束之所以显得怪诞，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由所谓的‘审美趣味’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希望与神灵交往决定的。”作为世界上许多古老部族都广泛使用的面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可以使巫师或萨满自己“进入灵魂世界”，所以“面具所代表的不是人们通常所熟悉的面孔，它是一种常人没有的面孔，它要引起的是陌生感而不是亲切感，因为面具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所可能有的表情。正因为它要引起陌生感甚至恐惧感，因此它是不受人脸五官比例的支配的。它可以按照它的创造者的意图任意夸大某一部分或缩小某一部分。只有这样它才像是另一个世界中的神灵”^[33]。换一种说法，面具“更多的是被用来代表神灵”，制作者往往“给面具赋予超自然的魔力，或者让面具作为神灵的栖身之所”，以求使“观者无不觉得它们有一种攫人心魂的力量”，在气氛森严而狂热的祭祀仪式中，“呈现出一种震撼心灵的狰狞之美”^[34]。金沙遗址玉人头像不属于面具之列，但它所展示出的强烈的狰狞之美，与三星堆青铜兽面怪诞的风格则是一致的，在创意构思与表现手法上都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就面具而论，从质地上来说，除了我们熟知的青铜面具和黄金面罩，在其他区域文明的考古发现中还有玉石等面具，例如特奥蒂瓦坎的王侯们用精美的彩石装饰的镶嵌面具，贝宁王国的国王们用象牙雕刻的欧巴面具，以及中美洲墨西哥古代圣城陶蒂华康出土的古印第安人文化中的玉石葬礼面具，玛雅文化古典时期帕伦克的统治者巴长尔的翡翠面具等^[35]。采用玉石制作面罩的情形，在我国也有许多考古发现，譬如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一号墓出土的玉面罩^[36]，河南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也发现有这类玉面罩，还有山西曲沃、翼城境内的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出土的玉石覆面等。到两汉时期的王室成员和诸侯等显贵人物墓葬中，玉面罩更是重要的殓葬之物。这些说明，采用玉石制作面具是古代文明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有黄金面罩和青铜人面像与青铜兽面，未见有玉石面具。但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人头像很显然采用了青铜兽面和青铜人面像的一些典型表现手法，同时又因材制宜加以发挥，如使用浮雕手法做两面同样的人头像雕刻等。尤其是造型风格的类似性，以及着力表现的狰狞之美，对我们的鉴赏和探讨无疑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由此推想，这件玉人头像是否也具有与面具十分类似的某些特殊象征含义呢？(www.xing528.com)

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面具

我们知道，面具在远古时期最重要的功能首先是供巫师在祭祀活动中使用，其次才是和丧葬的关系。面具是巫师的使用之物，进而成为巫师的象征，这在东方许多古老的部族中都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在有些地方迄今还保留着这方面的古老遗俗。大量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无论是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都有源远流长的崇巫习俗，青铜时代“艺术家的活动基本上都与巫术有关，制作的物件皆做祭祀之用”，包括那些“青铜器纹饰的目的也是为了给予祭祀器皿以巫术的力量”^[37]。面具也同样是祭祀的产物，具有展示巫术神秘力量的含义。面具除了客观上的装饰意味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表达巫师与神灵世界的特殊联系，在造型风格上于人的形态中掺入兽面的特征也是巫术神秘力量的反映，因为在先民们的心目中，动物可以作为崇拜的图腾，兽的力量也往往可以作为神的力量之标志。正如朱狄先生所说，面具“在特定的祭礼仪式中被作为必不可少的道具来穿戴，在原始人的眼里，这并不是一种化装术，而是一种把人的灵魂输送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的运载工具”。它们不仅形象地表现了原始思维中“神灵世界”的丰富性，更令人惊异的是“原始人竟有那么多的形式去表现同一个主题。那种被各种各样原始宗教意识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以及这种想象力的最恰到好处的表现，是在文明社会中难以看到的”^[38]。这种丰富多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可能与远古社会祭祀仪式的日趋复杂化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先民情感与心理结构的日趋复杂化。此外，表现丰富想象力的工艺技巧也在制作方面有了更为广泛生动的展示。联系到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大量的出土器物便揭示了古蜀社会在祭祀活动方面的丰富多样性，对古代蜀人强烈的崇巫习俗更是在各种形式的造型中都有精妙的体现。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人头像也向我们透露了古蜀族崇巫习俗方面的大量信息，它那两面都采用浮雕手法雕刻，糅合了人面与兽面特征的有点类似于面具形态的特殊造型，说明它表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神灵的象征，同时也展示了浓郁的人神交往的寓意。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件玉人头像是古蜀族崇巫精神的结晶，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我们对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人头像也还有不少疑问，尚须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比如它的使用方式？它与古蜀族的丧葬有没有什么关系？它真的是某种祭祀器物上的附件吗？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器物？它主要用于什么性质的祭祀仪式？或者说制作者赋予它的用途究竟和什么祭祀内容有关？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不清楚的。由于地层关系，在施工挖掘中遭到破坏，清理出土时这件器物的前边冠饰与颈部已经残断损坏，也未发现有可与之相配的器物，所以要解开这些疑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毕竟可以利用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参照，这又为我们的探析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现在就让我们来对这件玉人头像的用途和相关的祭祀内容继续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玉质器物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有大量出土，其性质大都与祭祀礼仪活动有关，但其中雕刻有人物图像或兽面纹饰的玉制品则不多。三星堆出土玉器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二号坑所出一件两面雕刻有图像纹饰的玉璋。金沙遗址出土玉器中除了这件玉人头像之外，还有一件玉兽面纹斧形器，在两面雕刻有奇特的兽面纹和边栏纹饰。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件玉制品都是两面雕刻同样的图像纹饰，在技巧上均采用了浅浮雕与阴线刻画相结合的手法，可知这是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古代蜀人在这些玉制品两面雕刻同样图像纹饰的做法，很可能具有特殊的用意：一是为了强化其象征含义，二是以此表明它们都是最为特殊的祭祀用品。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雕刻有人物图案的玉璋，显然不是一般的祭祀之物，而是古蜀王国的巫师在祭祀与祈祷活动中使用的法器。玉璋图案中着力表现的内容，一是人物，二是山川。人物分为立式与跪式两种姿势，从穿戴与神态手势来看，似乎是巫祝和神灵的象征；山川则做重叠之状，并有云气缭绕。显而易见，玉璋图案描绘的是祭祀神山的情景，而且用多幅画面来加以表现，更具有渲染和强调的作用，充分说明这是古蜀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祭典。《周礼·春官·典瑞》中有“璋邸射，以祀山川”^[39]的记述，即透露了古代使用玉璋与祭祀山川的关系。关于古代祭祀山川的礼仪习俗，《通典》卷四十六也有记述，“黄帝祭于山川，与为多焉。虞氏秩于山川，偏于群神。周制，四坎坛祭四方，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山泽，一岁凡四祭”。还特别提到了要用“礼神之玉”，举行奏乐歌舞等祭礼“以祀山川”^[40]。玉璋图案中在神山两侧刻画有插放的玉璋和悬置的象牙，表现的便是插璋祭山的情景。这是玉璋图案下边画面表现的主要内容，上边画面展示的则是通过灵山通往天界的含义，并在神山之间刻画了天门的象征符号，生动地反映了古代蜀人魂归天门这一主题观念^[41]。根据玉璋图案中表达的丰富内涵，可知这件玉璋的用途主要是供古蜀国巫师作为法器，使用于祭祀神山或祭祀祖先之类的大型祭典，或是用于隆重的葬礼以超度亡魂。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上面雕刻的图像纹饰也含有类似的象征寓意，可能也具有同样的用途。以此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人头像，是否也与古蜀族祭祀祖先或超度亡魂之类的礼仪活动有关呢？这件玉人头像作为古蜀族一件特殊的“礼神之玉”，那两面雕刻的似神似人似兽的奇异形态，说明它很可能也是此类祭祀活动中的使用之物。但在象征含义和具体使用方式上可能有某些区别，它可能并非巫师的法器，而是一种特殊的类似于魌头的象征。

关于魌头，按照《说文》的解释“，丑也，今逐疫有头”。《集韵·之韵》的解释是“头，方相也，或作魌”。《风俗通》则曰“俗说亡人魂气游扬，故作魌头以存之”^[42]。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又有“丧葬令有方相魌头之别”，“世以四目为方相，两目为魌头”之说。关于方相，《周礼·夏官》中是这样记述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敺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敺方良。”^[43]其中的“难”同“傩”，“敺”同“驱”。意思是说，方相氏是周代的巫官，专门负责施行巫术，驱邪逐疫，其职责或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穿上特别的服装戴上面具举行大型的傩仪，驱逐日常住处的邪祟疫气；二是在丧葬仪式中驱赶厉鬼。为了达到“索室驱疫”和驱逐厉鬼的目的，方相氏借助熊皮、面具等道具，总是打扮成一副狰狞恐怖的形态。由此可知，方相氏是傩仪祭祀活动中的巫师，魌头则是打鬼驱疫时扮神者所戴的面具^[44]，二者是有区别的，但由于方相氏是狰狞的象征，古人便将魌头混淆成了方相氏的别称。仔细推敲，魌头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面具，可能是类似于面具的一种形态丑恶狰狞的道具，其用途主要是用来驱赶吓走恶鬼瘟疫。相比较而言，面具的内涵与形式以及用途都要广泛得多。正如巫师是远古时代半神半人的特殊阶层，“能通神，可以同鬼神说话，上达民意，下传神旨，能预知吉凶祸福，能为人除灾去病，从事预言、占卜、祭祀和招魂、驱鬼等巫术活动”^[45]，而方相氏只是巫师中的一类，行使的驱鬼逐疫也只是巫术中的一种，其道理都是一样的。

西南地区的傩戏面具

陕西沣西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兽面形玉饰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傩仪活动在商周时期非常盛行，而傩仪活动的主题内容便是驱鬼逐疫。这与当时人们的鬼神观念和崇巫习俗显然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傩仪活动到秦汉时期依然盛行，流传甚广，史书中对此记载甚多，东汉张衡《东京赋》中也曾对“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的傩祭情形做过生动的描述^[46]。有学者认为，这种傩祭情形早在屈原的《楚辞·九歌》中已有精彩的记录，古傩的流风余韵至今仍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很有活力地延续着^[47]。商周时期古蜀国内很可能也同样盛行傩仪活动，有的学者就认为“在三星堆多元化宗教祭仪中，傩仪是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这些面具，除了用于其他相关宗教场合外，主要应用于傩仪场合。祭神仪式主要采用媚神娱神方式进行，而傩仪则是采取了驱赶恫吓方式进行”^[48]。从出土实物分析，这些看法似有一定的道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以千姿百态的造型揭示了古蜀社会丰富多样的祭祀内容，说明有着强烈崇巫传统的古代蜀人可能经常举行各种祭祀仪式，其中的青铜兽面以及青铜纵目人面像很可能就与傩仪活动有关。它们狰狞可怖的形态与诡谲神奇的造型可能就包含了驱鬼逐疫的寓意。青铜兽面糅和了人兽特征，着力突出其威猛恫吓之状，以及采用浮雕方式并未镂空双眼的特殊造型，说明它们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面具，而是具有古蜀特色的使用于傩仪之中的类似于头的象征。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种情形在栖居于金沙遗址的古蜀族中同样存在，有以小型青铜立人像和太阳神鸟金箔饰为代表的昌盛的祭日活动，有以石跪人像为“暴巫尪”象征的求雨祭祀仪式，还有大量的“礼神之玉”。其中形态狰狞的玉人头像在用途上显然与傩仪有关，很可能是别出心裁的一种类似于魌头的象征。形态的多样化与古代蜀人丰富的想象力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在人物造型和图像纹饰方面的共同特色。三星堆出土的九件青铜兽面在形态上就绝不雷同，金沙遗址玉人头像显然也在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效果，这些都可谓是古代蜀人充满活力的注重独创性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地区的商周时期遗址或墓葬中也发现有一些小型玉雕兽面饰，它们皆通体呈薄片状，形态多样，都具有狰狞可怖的特点。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有一件面孔呈饕餮状的兽面形玉雕饰^[49]，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有一件“玉鬼面”^[50]，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墓出土有三件形态各异的兽面形玉雕饰^[51]，陕西沣西西周墓也出土有一件兽面玉雕饰^[52]。见于馆藏的有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兽面形玉雕饰^[53]。此外还有早年由我国出土而流失国外，被美英等国的博物馆、美术馆、研究机构所收藏的多件此类兽面玉雕饰^[54]。这些玉雕饰，尺寸大都只有数厘米，形态特征皆为龇牙咧嘴，獠牙外露，头长双角或戴冕冠状头饰，双耳上部异化成怪异的肉翅状，耳垂有穿孔，双眼瞪视，眼球圆凸，整体造型无一例外均以狰狞可怖的、人兽糅和的奇异形象来展现神秘的意蕴。关于这些玉雕饰的用途，有的认为可能是化装后的巫师形象，有的认为是鬼神的象征。尽管看法不一，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都与当时的巫术崇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既是墓主人借以通灵的物品，同时也起驱厉避邪的作用。据此推测，它们很可能是当时举行葬礼与傩仪祭祀后的遗存。

殷墟晚期出土的青铜人面龙身盉

这些兽面玉雕饰的发现，说明商周时期制作使用这类特殊玉制品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它们都是巫风昌盛、傩仪盛行的产物。它们与面具不同，也并非方相氏“黄金四目”的象征，很可能就是玉制的“头”。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与之相比，在造型风格上略有不同，显示出了不同的地域文明特色；但在五官上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前宽后窄的大眼眶、凸起的圆眼珠、穿孔的耳垂、龇牙咧嘴的狰狞之态等。此外尺寸大小也比较相近。由此看来，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玉人头像很可能也是一种小型玉雕饰，而不是器物的附件，其完整的造型应有颈部，现已残断。总而言之，它应是古蜀族傩仪祭祀活动中的使用之物，推测它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魌头的象征应该是成立的。这件小巧精致的珍贵遗存，不仅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也是我们探析商周时期古蜀社会生活情形的一件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古蜀族的崇巫习俗、祭祀活动、审美观念、艺术特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