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工艺之光：古蜀地区独特的黄金和青铜制品

中国古代很早就开采使用黄金了，古代蜀人便是世界东方最早制作使用黄金制品的古老部族之一。但中国古代先民利用黄金的历史显然要晚于玉石器。到了金属冶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的青铜时代，出现的各类黄金制品逐渐增多，而同千姿百态琳琅满目的青铜器物相比，金器仍处于从属的地位，并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深究其因，与夏商周时期黄金的开采量还极其有限可能有较大的关系，同时也受占据主导地位的青铜器和玉器的制约。

考古发现揭示，早期的黄金制品大都是金饰件，也就是说它们主要起装饰作用，比如作为青铜雕像或青铜器物上的装饰等。古代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了黄金独特的质地和璀璨的光泽，常常将黄金同耀眼的阳光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的许多种语言中，“金”字都与“太阳”一词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英语中的“金”字（gold）更有耀眼光亮之意。东方的古老部族也不例外，很早就懂得利用黄金像阳光一样灿烂的光泽来装饰珍贵的青铜雕像和重要的青铜器物，或制作用于精神崇尚的金器与特殊的祭祀用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种类较多的黄金制品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此外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商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形式多样的金饰。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黄金制品主要以人使用的金饰品为主，例如金耳饰、金头饰、金发笄、金臂钏、金环等，也有少量的器物上的金箔饰件。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则与北方不同，无论是形态种类或是图案纹饰以及制作工艺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充分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例如金杖、金面具、金冠带、金虎、金鱼、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等都包含着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是其他区域考古从未有过的发现。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金箔饰

如果说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充分揭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那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古蜀社会的昌盛和文化的灿烂。青铜雕像、黄金制品，还有玉石器都是古蜀文明最为经典和最重要的遗存。它们不仅给世人带来了震撼和惊叹，也为我们的研究探析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三星堆千姿百态、工艺精美的青铜雕像说明殷商时期古蜀王国在青铜铸造工艺和造型表现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极其娴熟高超的地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则说明了古代蜀人在制作使用黄金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喇叭器

金沙遗址金喇叭器线描图

从制作工艺来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主要是采用锤揲方法，先将黄金制成金片或金箔，再经过剪切、镂刻、修整等工艺制成各种金饰器物。金面具则使用相应的模具或直接将金箔蒙在青铜人头像面部整体锤揲成形，再将某些部位镂空并加以打磨修整，最后用粘贴的办法使之紧附在青铜人头像上作为装饰，使偶像面部焕发出灿烂的光泽，从而增添其威严华贵的气概。金杖、金冠带等金器上的图案纹饰则采用錾刻与刻画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表现，在图像的构思与纹饰的排列布局方面刻意创新，以达到别出心裁、非同凡响的效果。有些金器则同时采用多种工艺手法，比如金箔蛙形饰的制作就使用了模具、锤揲、冲压、切割、錾刻等多种工艺。有的在制作工艺上格外考究，显得极其精美，太阳神鸟金箔饰便是最突出的范例，那细致入微的剪切图案是如此生动精妙，可谓达到了臻善臻美的程度。有的可能有意保留了一些粗犷的特征，如金箔蛙形饰未作打磨修整的切割外缘也许是为了更类似于蟾蜍的形态，与那些圆而高凸的连珠状乳丁纹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总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在工艺上显示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器形与图案纹饰方面更展示出浓郁的古蜀文化特色，前面所介绍的一些金饰器物都称得上是商周时期黄金制品中的代表之作。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喇叭器（俯视）

金沙遗址铜喇叭器线描图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在器形种类方面也很丰富，许多都是三星堆出土金器中没有发现的，有的更是考古史上从未有过的罕见之物。这些都表现了古蜀族在制作这些金器时的独特创意，展示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古蜀社会的精神崇尚和祭祀活动情形。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太阳神鸟金箔饰、金冠带、金带、金面具、金箔蛙形饰，这里还要提到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喇叭形器。根据公布的出土资料介绍，这件金喇叭形器平面为圆形，立体形态好似上小下大的喇叭状，上端有一近似菱形的小孔，周壁由上向下逐渐外侈，壁面内曲，器表为素面，未刻纹饰，整个造型显得非常独特。其尺寸为顶径1.12厘米，口径11.62厘米，厚0.02厘米，高4.81厘米，重51克。从制作工艺看，同样采用了锤揲成形的方法，并使用了形状相似的模具，出土时粘连有一件完全锈蚀的铜器。这件锈蚀的铜器虽器形已难辨别，但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青铜器物中有一件铜喇叭形器（尺寸为顶径1.42厘米，底径11.69厘米，壁厚0.22厘米，通高3.65厘米，重138克），与金喇叭形器无论是形制或尺寸都极为相似^[82]。由此推测，金喇叭形器很有可能是铜喇叭形器上的金饰，当然不排除金喇叭形器独立使用的可能。费人猜思的是它们特殊的器形，考古工作者推测与三星堆出土的一些喇叭形铜铃较为接近，但也有不同之处，三星堆喇叭形铜铃内有悬挂铃舌的横梁，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器物却没有，所以它们是否是铃也就成了悬念。不过，金喇叭形器顶端的穿孔说明是可以用绳索之类通过穿孔将其悬挂使用的，而且可以在喇叭状下面悬垂其他物件。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其性能，但金喇叭形器肯定是古蜀族祭祀活动中的使用品，或是金沙遗址统治者宗庙或神庙中的供奉物，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件金喇叭形器重达51克，而具有王权与神权以及族属意识等象征含义的金冠带只重44克，作为特殊崇奉象征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也仅重20克，由此也可知制作者对金喇叭形器的重视，否则是不会花费这么多黄金来制作这件器物的。除了这些重要的金器之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中还有金盒、金鱼形饰、金球拍形器等。这些金饰器物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真实地反映了商时期古蜀族制作使用黄金的情况。

虽然商周时期古代蜀人在黄金制作工艺方面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黄金的采集量依然有限。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总的数量就比较有限，譬如没有用金面罩去装饰高大华贵的青铜立人像和庞大神奇的青铜纵目人面像，只给几尊一般的青铜人头像装饰了金面罩，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很可能与当时黄金采集数量较少有关。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数量已明显增多，说明古代蜀人这时的黄金采集量已增大了，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恐怕不能用大量出产来形容。正是由于黄金开采有限这个客观的限制，使得已熟练掌握黄金冶练技术和制作工艺的古代蜀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将黄金用于世俗性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只能用于重大的祭祀活动。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当时黄金资源有限，所以古代蜀人精心制作的各类金饰器物无一例外都与祭祀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精神崇尚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商周时期北方地区的黄金采集量也很有限，金饰大都出土于墓葬之中，这反映了北方与古蜀在崇尚观念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差异。

古蜀族使用的黄金采集于何处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并不产金，产金的地方主要在四川盆地周边的丘陵河谷与西部高原以及金沙江沿岸地区。按照《天工开物》中的说法：“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于枚举。”有山石中所出，有水沙中所出，有平地掘井而得，“皆待先淘洗后冶炼而成颗块”。又说：“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水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此水源出吐蕃，绕流丽江府，至于北胜州，回环五百余里，出金者有数截。又川北潼川等州与湖广沅陵、溆浦等，皆于江沙水中，淘沃取金。”^[83]参照《华阳国志·蜀志》，也有蜀地产金的记述。由此可知，南面的金沙江，川北的嘉陵江、涪江等处都是产金之地。关于金沙江产金，《韩非子·内储说上》已有记叙：“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这段记载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对丽水产金的严格控制，从中也透露出金沙江流域黄金产量的丰富，很可能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就有先民于此采金了。推测金沙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古代蜀人采集黄金的地点之一，川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周缘古蜀国境内的河谷地带可能也有古代蜀人的黄金采集处。推测当时黄金的采集方式还比较原始，因而获得的黄金数量也比较有限。尽管资源有限，仍为古代蜀人创造出灿烂的黄金制品提供了便利。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铃

关于古代蜀人在黄金使用方面的独特之处，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和金面罩等，有学者认为可能接受了来自西亚近东文化传播的影响^[84]。我们知道，古蜀文明虽然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却并非是一个封闭的滞后的文明，同周边区域文明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接受来自外界的文化影响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其主体始终是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古蜀文化，来自外界的文化影响只起了一些间接的次要的作用。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商周时期古蜀文明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比较活跃，充满活力，异彩纷呈。不过，聪明的古代蜀人对外来的文化影响主要是有选择地模仿和学习，并加以自己的创造发挥。从出土实物看，如果说三星堆文明接受了来自西亚近东文化的某些影响，那也是间接的和有限的。确切地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揭示的都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明形态，是古代蜀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与古埃及、古希腊黄金面具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内涵，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此外，商周时期古代蜀人的黄金工艺，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从中原传入的。^[85]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殷墟以及北方一些商墓出土的金饰数量很少，在制作工艺方面采取的主要是锤锻辗制加工等方法，器形也较为简单，很少有錾刻的图像纹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罩，以及金杖、金虎、金璋、金鱼、金叶、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等都是北方商周墓葬出土器物中所没有的。特别是金杖、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等金饰器物上面神奇绝妙的图案纹饰，充分表现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审美意识还是表现手法都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黄金的制作工艺上也不一样，古代蜀人的手法更加灵活多样，不仅娴熟地使用锤揲加工技术，而且还辅之以模具、冲压、剪切、镂空、錾刻与刻画、打磨修整等方法，达到了非常高明的地步。可以说商周时期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不仅在开采使用黄金的数量上超过了中原王朝，而且在黄金制品的种类形制和制作工艺上也居于领先的地位。显而易见，古蜀早期黄金工艺并非来自中原，而是自成体系发展起来的。同样的道理，以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为代表的古蜀青铜工艺同样也是自成体系的古蜀文明的产物。我们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殷商时期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已有了较多的文化交流，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器物就是接受了来自中原文明的影响，并加以模仿和想象发挥而制作出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古蜀与中原的交流逐渐增多，到西周时已较为密切，如彭县蒙阳镇竹瓦街商周窑藏出土的铜器对此便有充分的反映。但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古蜀文明的自身特色^[86]。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器物以及其他大量遗存揭示的便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们所展示出的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如此地绚丽而又灿烂，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的精妙。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它们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可谓古代东方文明的骄傲，即使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堪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千古绝唱。

【注释】

[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29～31页。

[2]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第381页、260页、354页。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08页、408页、438页。

[3]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第368～369页。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10页、409页。

[4]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96页、410页。

[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60～62页。

[6]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96～397页。

[7]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59页。

[8]黄剑华《天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41～247页。

[9]［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一版，第174～175页。

[10]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144～146页。类似的铜镜图像也有被称为“三龙纹”者，如周世荣《中华历代铜镜鉴定》彩版九第2图（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83页图（文物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若仔细观赏这两图，它们的长颈、单足、华丽的羽尾都是典型的鸟的特征，因而称为“三鸟环日图”确实更为恰当。

[11]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第149图，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史前彩陶》，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第13页，第22页插图七彩陶太阳图案、第24页插图八日晕纹、第92页图案、彩版三图4太阳纹与图6日晕纹。

[13]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96页、194页。

[14]蒋书庆《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4页、5页、7页。

[15]李洪甫《太平洋岩画——人类最古老的民俗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131～133页。

[16]王良范、罗晓明《贵州岩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81页，参见第134页、139页插图。

[17]盖山林《中国岩画》，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65页。

[18]苏北海《新疆岩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第416页。

[19]谢宝耿《原始宗教》，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0月第一版，第18页。

[20]蒋书庆《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49～55页。

[21]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学林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41页，参见彩图一。

[2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304页图版一一一图2，第300页图一六五线描图3。

[23]孙华、谢涛《金四鸟绕日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30页。

[24]孙华、谢涛《金射鱼纹带》，《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23～26页。

[2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60～61页。

[26]孙华、谢涛《金射鱼纹带》，《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24页。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60页。

[28]《三星堆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3月出版，第128页。

[29]杜正胜《人间神国——三星堆古蜀文明巡礼》，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3月出版，第33～34页。

[30]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第7页。

[3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78页、81页。

[32]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49页、50页。

[3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300页图一六五圆形铜挂饰线描图图5、图4，第304页图版一一一图图3、图2。

[34]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5月第一版，第163页。

[35]盖山林《内蒙古贺兰山北部的人面形岩画》，《中央民院学报》1982年第2期。

[36]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10页。(www.xing528.com)

[37]郭庆藩辑《庄子集释》第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一版，第565页。

[3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168页。又见《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53页。

[39]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一八篇《蜀人渊源考》，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341～345页。

[40]孙华《金鸟首鱼纹带》，《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27～28页。

[41]《全汉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一版，第414页。参见《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卷一百六十六曰“鱼尾”而不称“鱼凫”，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一版，第一册第808页，第四册第3944页。

[42]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52页，参见图谱106。

[43]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101～125页。

[44]程金城《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论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216～217页。

[45]谢涛《金人面像》，《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21～22页。

[46]朱伯雄主编《世界美术史》第三卷，山东美术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第83页。

[47]沈福馨《人类宗教文化的综合载体——面具》，《世界面具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第2页。

[48]李锦山、李光雨《中国古代面具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79～80页。

[49]《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一版，第851页。

[50]邱登成《广汉三星堆出土金器管窥》，《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第一版，第195页。

[51]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46页。

[52]［汉］扬雄《蜀王本纪》，《全汉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一版，第414页。

[53]白建钢《黄金面罩——广汉县三千年前稀世出土文物目睹记之三》，《光明日报》1987年2月23日，参见《广汉三星堆资料选编》（一），广汉市文化局1988年5月编印，第41页。

[54]田长浒《中国金属技术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第270页。

[5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32页。

[56]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第368～370页。

[57]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第三册，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1077页、1082页注［十三］。又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463页注释“羲、儀声近，常羲即常儀也”。

[58]黄寿祺、梅桐生译注《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第58页注。

[59]闻一多《古典新义·天问释天》，《闻一多全集》第二册，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328～333页。

[60]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第11页。

[61]萧兵《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4～125页。

[62]《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2月第一版，第一册第20～22页，又见第四册第4211页。

[63]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5月第一版，第188～189页。

[64]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第83页。

[65]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77页。

[66]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54页、78页。

[67]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180～206页。

[68]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146页。

[69]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56～160页。

[70]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10～11页。

[71]莫俊卿《左江崖壁画的主体探讨》，《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

[72]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206～208页。

[73]杨知勇《从青蛙骑手的诞生谈图腾艺术的演变》，《民间文学》1986年第6期。

[74]《笔记小说大观》第七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1983年4月第一版，第336页。《太平御览》第四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2月第一版，第4212页。

[75]萧兵《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23页、124页。

[76]李昆声《云南艺术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二版，第81页、98页、99页，彩图蛙鼓。

[77]《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761页、774页、775页。

[78]刘敦励《古代中国人与马耶的祈雨与雨神崇拜》，台湾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57年第4期，第105页。萧兵《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88页。

[79]《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第803页、804页。

[80]孙华、谢涛《金蛙形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页、32页、33页、34页。又见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巴蜀书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98～301页。

[81]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第一版，第638页、640页。

[82]谢涛《金喇叭形器》、朱章义《铜喇叭形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35～36页、67～68页。

[83]［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第一版，第336页、337页。

[84]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80页、87页，496～508页。

[85]孙华、谢涛《金沙村遗址出土金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页。

[86]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264～278页，第321页，第343～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