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冠带图案之谜：古蜀族珍贵遗存的丰富信息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中，制作精美并雕刻有图案纹饰的金冠带也是一件令人惊叹的器物，在考古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件圆圈形的金冠带宽度较窄，其直径略呈上宽下窄状，出土时断裂为长条形，经连接复原，保存完好。金冠带的圆圈直径为19.6～19.9厘米，带宽2.68～2.8厘米，厚0.02厘米，重44克。在制作工艺上，与同时出土的其他金器一样系锤揲成形，并采用錾刻等手法，在金冠带的表面刻画了构思奇妙寓意丰富的图案纹饰。从金冠带的质地和形态功能以及尺寸大小来看，这件工艺精湛而又非常单薄的金带围成金圈后直径只有20厘米左右，显然不大可能作为腰带使用。俞伟超先生认为应是戴在头上的金冠。孙华先生认为这种推测应当是合理的，并认为“由于金带非常单薄，不大可能单独使用，如果它作为戴在头上的金冠，应当有其他质地的东西衬托。它应是当时高级贵族（也可能就是国王）冠下端的黄金饰件”。也就是说，该金带应当是戴在头上冠冕的下部，是金冠的组成部分^[24]。换一种说法，这件精心制作风格特殊的金冠带也可能是镶嵌或缝缀在冠帽上的装饰品和象征物。能戴这种特殊冠帽的很显然是古蜀族或古蜀王国中地位较高、身份显赫的权贵者或大巫师，或许就是金沙遗址统治者所戴的华贵冠帽上的金带饰。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古蜀族首领与巫师之类重要人物在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时将金冠带直接戴在头上使用的可能性。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

金沙遗址金冠带上奇妙的图案

这件金冠带最令人称奇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案纹饰，它采用精湛的錾刻工艺刻画于金冠带的表面，连细微之处都表现得非常清晰，给人以线条流畅、生动逼真之感。在整体上由四组相同的图案构成，采用对称性布局，表现手法简洁明快、图像奇异、寓意丰富，显示出绝妙的创意构思和高超的刻画技巧。其中每组图案分别刻画有一鱼、一鸟、一箭和一圆圈。最醒目的是横贯图案的长杆羽箭，其箭杆较为粗长，后有尾羽，箭杆射向鸟、鱼，先横过鸟颈然后射入鱼头，没有箭镞，说明已深插于鱼身之内。鸟的形态为粗颈钩喙，羽冠长尾，腿爪前伸，双翅向上腾起，大眼炯炯有神，显得极其生动。鱼的体型较为肥硕，大头圆眼，嘴略下钩并有上翘的胡须，鱼身上的鳞片和背腹部的长短鱼鳍以及卷曲的鱼尾都刻画得十分逼真。在表现手法上，鸟较为抽象夸张，而鱼则较为写实，相互映衬，更增添了图像的意趣。昂起的鸟头和鱼头都朝向长杆羽箭射来的方向，并被羽箭横贯射中，显然有着特殊的寓意。这种具有特殊象征含义的图像，更通过四组相同的对称排列的图案来加以强调彰显，其构思是如此奇妙。当仔细观赏这些夸张而又真实的图像时，我们在华贵璀璨的光泽中会充分感受到画面中洋溢着的神奇内涵和豪情活力。

金冠带上每组图案之间还刻画了构思奇妙的双圆圈纹。该圆圈纹直径约2厘米，外轮廓为两道旋纹，中间又有两个对称的由双旋纹构成的小圆圈，在每个圆圈的上下又各有一个粗短的横纹，采用抽象的手法加以巧妙组合，从而形成了好像圆日又类似人面或兽面的图案纹饰。金冠带上共有四组图案，因而这样的双圆圈纹也刻画了四个。从造型风格上看，象征圆日与人面或兽面的双圆圈纹同样给人以奔放之感，在图案的组合中有着特殊的寓意。从整体图案布局来看，其中一个双圆圈即位于金冠带的正前方中央，以这个双圆圈纹为中心，在其两侧对称排列着羽箭横贯鸟颈射入鱼头的图案，鸟头和鱼头都朝向双圆圈纹。这似乎告诉我们：象征圆日与人面或兽面的双圆圈纹在整个画面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强大有力的长杆羽箭就是从这里射向两侧的鱼鸟的，以此来表明主宰着鸟与鱼的命运。这是否说明，金冠带图案中寓意丰富的双圆圈纹应是古蜀族崇拜太阳观念的反映，同时又是古蜀族统治者掌握着神权与王权的象征呢？被羽箭横贯射中的鸟和鱼，既可能是古蜀时代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又会不会是古蜀族群中一些氏族或部落所崇奉信仰的鱼鸟图腾呢？总之，金冠带上的图案纹饰有着极其丰富的含义。无论是刻画风格、制作工艺，还是寓意构思都可谓独具匠心，令人赞叹。

作为古蜀族的珍贵遗存，金冠带上的图案纹饰不仅显示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更向我们透露了古蜀时代的大量信息。在那些使人赏心悦目的图像背后，隐藏着许多古蜀之谜。也许这些图案纹饰的含义可能远比我们直观想象的更为神奇复杂，因而对这些图像进行探析和解读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我们想要弄清的，当然并不仅仅是图案含义的简单解释，而是要通过对这些图像的比较研究与探析解读，为我们了解古蜀历史文化提供资料和便利。现在就让我们来对出土器物做一些比较探讨。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与线描图

面对金沙遗址金冠带，我们在观赏和赞叹之余不禁会联想到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金杖上面的图案纹饰同样刻画了长杆羽箭横贯鸟颈射入鱼身的情景，图像的构思与表现手法是如此相似。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图案的排列方向不同，其次是三星堆金杖上的人面像与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双圆圈纹有明显的差异。先看图案上的排列形式，金冠带上的图案为横向排列，金杖上的图案则为纵向排列，这显然与两种器物不同的使用性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金冠带是作为冠帽金饰戴在头上的，因而刻画的图像采用横向排列的方式来表现。金杖则是执于手中竖直使用的，所以图案需要纵向排列来展示。金杖与金冠带上的主体图案虽然图像构成一样，都刻画了一箭、一鸟、一鱼，数目也相同，都由四组相同的图案组成，但在排列方式上也并不一致，有着明显的差别。金冠带上的四组图案为单行对称排列，金杖上的四组图案则是双列同向排列。分析其原因，这也是由两种金器不同的形状和使用形式所决定的。金冠带上图案的单行排列可能是受到了金冠带宽度的限制，图案的对称则是为了装饰的需要，有利于更好地突出正面图像的寓意。金杖上图案的双行同向排列可能是因为金皮展开锤揲加工成形时较宽（约7.2厘米，为金冠带宽度的2.5倍多）^[25]，便于双行图案的刻画，而金皮在包卷木芯制成金杖后由杖身为圆形，双行图案恰好布满圆形杖身，给人以连绵不绝之感。图像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自然是由于金杖执握于手中竖直使用。这种不同的图案排列方式都是因器制宜，系采用灵活的表现方式来突出古代蜀人所崇尚的主题观念，以增强器物图像的象征效果，充分显示了制作者巧妙的构思和匠心。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遗址金冠带两者图案上的另一个显著区别。金杖的主体图案下边还雕刻了前后对称排列的两个人物头像，其形态为头戴锯齿纹或花瓣状王冠，耳垂上挂着三角形长串耳饰，弯眉大眼，兽耳阔口，圆脸和五官呈现出开怀欢笑状。在造型上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人头像上下还刻画了双勾纹与主体图案相隔。金冠带上于每组图案之间刻画一个双圆圈纹，共刻画了四个相同的双圆圈纹与四组图案相配。从形态上看，这种双圆圈纹既好像圆日，又似乎象征着人面或兽面，显得较为抽象。尽管有这些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差异和图案排列方面的不同，但它们的主体图案却是完全相同的，鸟头和鱼头都朝向人头像与双圆圈纹，长杆羽箭皆从人头像与双圆圈纹的方向射出，横贯鸟颈射入鱼头。也就是说，金杖与金冠带上的图案纹饰在文化内涵和象征上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因而认为，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双圆圈纹应当就是三星堆金杖上的人头像图案^[26]。虽然两者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别，一为抽象一为具象，但它们所代表的同样都是人头像则是清楚的，它们所表达的寓意也是一样的。通过金杖与金冠带上的图案对比可知，这个看法应该是成立的。而比较研究告诉我们的除了图像的异同之外，还有更丰富的东西。

我们知道，古蜀时代文字出现较晚，而图像甚为发达。生动形象的图像语言表达了绚丽多彩的精神观念，从中透露和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形，这本是古蜀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古代蜀人不仅崇尚巫术和祭祀，而且长于形象思维，极富想象力，擅长将丰富的内容融化在简洁的形式之中，这些在造型艺术和图案纹饰中都有绝妙而高明的体现。通过图像来表达心中的崇尚，诉说古蜀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这也是古代蜀人久远的一个传统。那么，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图像又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古蜀历史上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氏族，由于他们的兴衰形成了古蜀历代王朝的更替。半个多世纪以来，成都平原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揭示了大量的古蜀遗存，证明这些古蜀传说并非子虚乌有。关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鱼凫氏的遗存，如三星堆发掘报告中就说“相传蜀王中有名号‘鱼凫’者，鱼凫为鱼鹰。这柄金杖可能与传说的鱼凫时代有一定关系。从图案内容来看，可能与巫术祈祷仪式有联系，推测是一柄巫术用杖，或为‘魔杖’”^[27]。有的解释金杖图案描绘的是“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上压有一支箭，似表现鸟驮负着被箭射中的鱼飞翔而来的场面”^[28]。也有学者认为“关于这幅鱼鸟图的解释，一般多指向蜀王鱼凫”。按照《蜀王本纪》等记述，鱼凫既是神话人物，也是部族之名，到望帝杜宇统治时，鱼凫这个部族已经衰微，那么金杖鱼凫图案中的长箭“射穿凫颈和鱼头，是不是在述说鱼凫族败亡的故事呢”？^[29]还有学者认为金“杖上线刻四组鱼鸟草叶纹图案，可能是部族的图腾”，并认为金杖“可能是国王的权杖”^[30]。至于金杖的性质，有的学者则认为应是古蜀王国最高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或是大巫师使用的法器^[31]。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金杖上那鱼被箭射杀，鸟又连箭杆带鱼地驮负着成队飞来的图案，是蜀人根据顺势或模拟巫术的原理雕刻出的一幅通过巫术而希冀捕鱼成功的渔猎祈祷图，当然其中也隐含着图腾崇拜的意味”^[32]。以上列举的一些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曾在学术界引起过较为激烈的争论。这些对金杖图案的推测看法，为我们对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图像进行探析解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换个角度来说，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的图案纹饰也为弄清三星堆金杖图像含义提供了参照，说明在代表权力与特殊身份象征的金质器物上雕制这些图像绝非偶然现象，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这些图案纹饰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刻含义。

三星堆出土的凤冠铜鸟

从第一层含义来说，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图案纹饰都反映了强烈的崇日意识，象征金杖的执掌者和金冠带的佩戴者都是帝俊的后裔，与太阳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与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以及三星堆太阳轮形器等所反映的太阳崇拜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应是古代蜀人的一大传统，在古蜀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应有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金冠带上的双圆圈纹便是很显著的圆日象征。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些圆形铜挂饰上面也铸刻有类似的双圆圈纹图案，它们其实并非简单的兽面，表达的也都是崇日观念^[33]。关于太阳崇拜，从远古时期起便有多种表现形式，双圆圈纹则是最常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圆日形态。三星堆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像，应是采用拟人化手法表现的一种太阳神形象。有的学者认为：“人面形太阳神形象是拟人化、抽象化的产物，是较高一级的太阳神形象。”^[34]例如内蒙古贺兰山岩画中就有许多人面形太阳神形象，“大多数的神像，头上光芒四射的灵光，颇似太阳光，有的简直像一个金光万道的太阳的形象，只是中心部分有人的五官，这种形象兼用了人和太阳的形象，即太阳的人格化和人的太阳化，将两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了”^[35]。在遥远的美洲，印加人的太阳神形象亦为人面形，与内蒙古贺兰山岩画十分相似。以此作为参考来看三星堆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形象，那圆日形的脸与光芒状的头冠不就是人面形太阳神的生动写照吗？在先民们崇拜太阳的观念中，太阳不仅是农牧业丰产之日神，也是一些民族和王权的保护神，此外还是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金杖图案中呈开怀欢笑状的人面形太阳神似乎也正显示出了这多层含意。也可以说，太阳崇拜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一种主题观念，金沙遗址金冠带和三星堆金杖上象征圆日与人面形太阳神的图像便对这种主题观念做了寓意丰富而又十分精彩的展示。(www.xing528.com)

圆眼钩喙冠尾飞扬的三星堆铜鸟

从第二层含义看，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鱼鸟图像还透露了古代蜀人的崇鸟观念与族属意识。我们知道，远古时期许多地区的先民们都有崇鸟的习俗，或将鸟作为氏族或部落的图腾。例如良渚文化居民就有崇鸟的传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殷人也奉鸟为祖神。南方文化系统中的最高神祇帝俊更是玄鸟的化身，神话传说中的十日和凡间诸多部族皆是帝俊的后裔，十日有金乌或太阳神鸟驮负着在宇宙中轮流飞行，帝俊后裔也大都有“使四鸟”的习惯。古代蜀人在崇鸟意识方面表现得尤为强烈，三星堆出土有大量的铜鸟造型便是最好的例证。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遗址金冠带上刻画的鸟图像皆为四只，很可能也是对“使四鸟”传说的一种反映。这些鸟图像与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铜鸟以及站立于花蕾上的铜鸟都是圆眼钩喙，冠尾飞扬，在造型上极为相似，体现的显而易见都是崇鸟的观念与习俗。此外，金杖与金冠带图案中的鸟和鱼也反映了当时古蜀王国中的图腾遗俗，透露了古蜀族群中有崇鸟与崇鱼的氏族，也可能有将鸟和鱼作为图腾的部族。传说记载中的鱼凫、杜宇、开明等古蜀王朝很可能都是崇奉鱼鸟的。金杖和金冠带上的鱼鸟图案很显然就蕴含着这样一种族属意识，并用图像语言做了生动的描述。

从第三层含义分析，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图像画面中还反映了一种执掌神权统辖各族的王者气势，洋溢着一种炽热豪放的英雄情怀。图像画面中横贯鸟颈射入鱼头的长杆羽箭是如此强大锐利，充满力量，是对王者气势和英雄情怀的一种绝妙体现。由金杖和金冠带图像画面中的羽箭，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上古时代广为流传的射日神话。按照《庄子·齐物论》、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西汉刘安《淮南子·本经训》等古籍记述，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于是尧上射十日，或说尧乃使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天下又恢复了正常，万民皆喜。由此可知尧与羿都是古代传说中射日的英雄。据袁珂先生考证：“关于射日除害神话，初本有两种民间传说，一属之尧，一属之羿。属之羿者更占优势，后人乃于古本《淮南子》‘尧乃’下增‘使羿’二字，以为今本状态，于是尧射日之神话遂泯，羿射日之神话独昌焉。”^[36]羿作为天下共仰的射日英雄，很可能是南方神话系统的产物。《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海外南经》也有“羿持弓矢”射杀凿齿的记述。唐代西华法师成玄英注疏《庄子·秋水篇》也提到曾引用古本“《山海经》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37]。正如蒙文通先生在深入研究《山海经》后曾指出：“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38]此外，《墨子·非儒》与《吕氏春秋·勿躬篇》也有“古者羿作弓”或“夷羿作弓”的说法，亦可作为羿是南方神话中射日英雄的印证。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羽箭穿过鸟颈的图像很可能就有射日神话的寓意。那四支贯穿鱼鸟的羽箭宣扬的正是这种大无畏气概，同时也显示了古蜀族统治者英雄豪放的精神面貌。

如果我们从美术考古的角度看，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图案纹饰都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无论是其巧妙的构思，还是生动的图像和流畅的线条，皆堪称古蜀族在雕刻艺术上的杰作。制作者精心刻画的这些图案纹饰不仅显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而且有着很深的用意。总的来说，这些图案纹饰所表现的内涵应是当时古蜀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羽箭横贯鸟颈射入鱼身的画面，以及圆日照耀与呈欢笑状的人面像，说明古代蜀人已能熟练制造使用羽箭，似与当时频繁的渔猎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画面上有较多的神话传说的意蕴，还有一定的巫术色彩，但张扬的仍是人的精神，折射的则是当时古蜀王国传统崇尚与民俗民风的一些真实情形。在雕刻工艺上也很值得称道，制作者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展示了极其娴熟而高超的水平。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正是通过这些画面，将古蜀时代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内涵向我们做了精妙而生动的展现。

这里应该注意，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两件鸟首鱼纹金带，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器物。其中一件长21.1～21.6厘米，宽2.01～2.03厘米，厚0.02厘米；另一件长21.1～21.85厘米，宽2.01～2.03厘米，厚0.02厘米，共重11克。这两条金带尺寸较短，宽度相等，两端外倾，呈扁长的倒梯形。其形态与制作工艺都与金冠带十分相似，也是采用整块金片锤揲成形，并在上面錾刻了精致奇妙的图案纹饰。从使用功能看，它们也很可能是冠帽上的黄金饰物，或是供佩戴使用的装饰品。如果说金冠带是古蜀族统治者的专用物，那么这两件金带的使用者也许是地位稍次的古蜀族中的重要人物。金带上面刻画的图案纹饰也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相比较而言比金冠带上的图案要简单一些，没有刻画双圆圈形的圆日象征，也没有刻画长杆羽箭，只表现了一对鱼鸟合璧的奇特造型。金带图案显然缺少金冠带画面中的崇日观念和王者气概，主要展现的可能是奇妙的图腾崇尚与强烈的族属意识。

金沙遗址出土的两件金带

金带上奇特的鸟首鱼身线描图

金带上的图像粗看极其简明，两件金带的表面都刻画了一对鱼尾相对、鱼头向外的大鱼，按照单向对称排列，好像属于一种较为简单的图案纹饰。细看时就会发现，其实图像并非这么单纯，刻画的两条大鱼形态非常奇特，其身为鱼，前部却是鸟首和夸张的长喙，堪称前所未有的怪鱼。首先是鱼身较长，好似棒槌，背腹部均有鱼鳍，鱼尾较宽并作“Y”字形向两侧展开，鱼身没有刻画鳞甲却有几道水波纹以表明其快速游动之态。其次是前面夸张的长喙，形似鸟喙，却又与常见的鸟喙不同。其长喙前端上翘并略向后勾，长喙下缘为波浪形曲线，以显示其上面坚硬下面柔软，令人联想到鹈鹕之类鸟的嘴。其眼睛也很特别，呈橄榄状或梭状，前后皆有尖细的眼角，与常见的鱼眼和鸟眼都不一样。而与人眼或兽眼却有几分类似。再者是鸟首，因未刻画冠羽而与鱼头又颇为近似，接近鱼身处也刻作尖桃形的鱼鳃之状。总的来看，这种鸟首鱼身的造型在自然界中绝无实例，显得极为奇异，前所未见，令人惊讶。古代蜀人通过丰富的想象，采用艺术手法表现的这种鱼鸟合璧的独特造型当然不会是游戏之作，而可能赋予了特殊的象征含义。有学者认为，传说记载古蜀王朝谱系中的鱼凫很可能是以鱼和凫为祖神标志的氏族，其中凫氏应为崇鸟的蒲卑族，鱼氏应当是渔猎古族中的一支，这两个氏族联合组成的王族便称为鱼凫族^[39]。又认为鱼凫族可能是崇鸟而射鱼的古族，也可能“鱼凫”只是古代蜀人想象中的一种动物图案^[40]。

传世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代王朝，由于浸染了较多的传说色彩而显得扑朔迷离，但谱系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要探讨古蜀族群中氏族部落的渊源变化和弄清一些重要氏族部落的来龙去脉，古籍记载与出土资料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参照。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刻画的鱼鸟图案已向我们透露了古代蜀人强烈的族属意识。金沙遗址出土的鸟首鱼身纹饰金带则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这两件金带图案采用巧妙的富于想象力的艺术手法，将鱼和鸟两个氏族标志融合为一体，它是否象征着两个氏族的联姻，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蜀族标志呢？这种图腾意味很浓的鱼鸟合璧的奇特图案是否为了更加简明清晰、直截了当地表达古蜀族群中两个崇奉鱼鸟为祖神标志的氏族相互之间亲密无间的团结呢？组合形成的图像显得比较凶猛，是否就暗喻着两个氏族联盟后的强大有力呢？鱼尾相对长喙向外的排列方式是否也表达了两个氏族联盟后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含义呢？这种标新立异的鱼鸟连体图像是否象征着鱼族向鸟族的蜕变转化呢？扬雄《蜀王本纪》说鱼凫田于湔山，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到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41]，似乎就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总之，这种别出心裁的奇特图案包含着许多寓意，带给了我们丰富的联想。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切无误地断定其复杂的内涵，所做的只是初步推测探析，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这种鸟首鱼身、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奇异动物应是一种独特的古蜀“图语”。它是古代蜀人通过丰富想象而独创出来的一种图案纹饰，与其他地域考古发现揭示的文化特色迥然有别，展示了古蜀时代浪漫诡异、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

在彩陶上也曾发现有变体鸟纹，如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就“有一种变体的鸟纹与鱼纹共同组成的纹样，是以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游鱼连用一头”^[42]。这种彩陶纹样同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与金带上的鱼鸟合璧图像并不一样。此外彩陶上还有抽象化的变体鱼纹，如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人面鱼纹图案等，主要是为了表现用多条鱼举行鱼祭的含义^[43]。有学者指出，原始人在彩陶上描绘的变体纹样并不是一种理性思考后采取的表现技巧与艺术手法，而是一种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和希望的表达。这些图像“经过组合变形而表达较为复杂的意蕴，是原始先民已经意识到的一种表达方式”^[44]。相比较而言，商周时期古代蜀人雕造或刻画的图像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蕴含着复杂的意蕴和丰富的情感，而且体现了娴熟的艺术手法和高超的表现技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所揭示的，就是超越了原始先民而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图像。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中已出现了青铜人首鸟身像、残断的青铜鸟爪人像等组合雕像。青铜面具中的纵目人面像与兽面像更显示出糅合了人兽特征而加以组合变形的强烈意味，充分表明了古代蜀人在这方面的绝妙创意，说明这很可能是古蜀社会一个重要的传统习俗。《山海经·海内经》等古籍中就有“青兽人面”、“虎首鸟足”、“人首蛇身”以及“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氐人国“人面而鱼身”、禺虢“人面鸟身”、“陵鱼人面，手足，鱼身”等记述。《海内经》本就是出自古蜀国的作品，这些记载也透露了古蜀先民喜爱用组合图像作为氏族或部族标识的情形。这种情形在古蜀时代可能甚为流行，应是古蜀族群中的一种共同习俗。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的鱼鸟合璧图像可能就是当时古蜀族群中流行习俗的反映。这两件奇妙的金带图案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古代蜀人对鱼和鸟的大胆而奇妙的想象，而且意味深长地反映了古蜀历史传说记载中与鱼凫氏族有关的内容。无论是作为氏族或部族的标识，还是作为一种别出心裁的装饰，这两件金带鱼鸟连体图案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爪人像

综上所述，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与金带上的图案纹饰以及三星堆出土金杖上的图像都堪称古蜀“图语”中的绝唱。除了这些“图语”所展示的浓郁的族属意识，金杖与金冠带可能还蕴含有王权与神权的象征含义。如果说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蜀王和群巫之长的使用之物，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显然也只有古蜀族中身份显赫的权贵才能使用，而另外两件金带使用者的地位则可能要稍低一些。显而易见，它们都是古蜀王国或古蜀族群中统治阶层的专用品，这些精心刻画的图案纹饰很可能也具有专用的性质。这些精妙的图像和连贯的画面，除了前面分析的多层含义之外，似乎还隐约地向我们描述了洋溢着神秘色彩的古蜀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故事。而这也正是这些古蜀“图语”非同凡响的魅力之所在。解读其中的奥秘，将永远是一件引人入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