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的青铜与石头雕像：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同三星堆考古发现相比，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与石质人物造型，虽然体型较小，数量不多，却同样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石跪人像，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的一种特殊祭祀仪式，使我们对古蜀文明增添了新的认识，在四川的考古发现乃至中国的考古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与石跪人像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在文化内涵和整体风格特征上一脉相承，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这种古蜀地域文化特色与同时期的中原商周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楚文化和吴文化以及周边其他区域文化都不雷同，而是别具一格，洋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显得如此生动活泼而又绚丽多彩。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殷商王朝大量铸造各种各样的青铜礼器，发展出了一系列繁复精美的青铜纹饰。历年来出土的青铜鼎彝器物可谓洋洋大观，充分反映了殷商时期中原青铜文化的繁荣，同时也真实地揭示了青铜礼器所代表的等级制度和礼仪习俗。虽然中原地区商周考古也出土了一些青铜或玉石雕刻的人物造型，但在中原青铜文化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形态造型也比较单纯，说明它们在殷人的崇尚观念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原青铜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青铜礼器。那些采用娴熟的青铜冶铸技术精心铸造的沉甸甸的青铜礼器，显得如此华贵精美，透露出上层贵族社会享有的威严气象，同时也不免给人一种千篇一律、凝重有余而轻灵不足的沉闷之感。这种典型的中原青铜文化随着向周边的传播，对长江中游等地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同样传入了蜀地，但聪明好学充满活力的古代蜀人在接受和吸纳中原青铜文化影响的时候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传统，而是加以巧妙的借用和发挥，创造出了自成体系的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青铜文化。古蜀青铜文化的经典之作便是三星堆出土的千姿百态的青铜雕像群，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和石跪人像。它们作为古蜀族或古蜀王国群巫集团的象征，真实地说明了古蜀礼仪制度和祭祀方式都与殷商王朝迥然有别，别具特色。这也正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商周时期的中原文明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而成为世界东方青铜文化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则为之增添了更为灿烂丰富的内容。

具有特殊象征寓意的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像

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文明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一样，有着兴旺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繁荣的社会生活、昌盛的祭祀活动，以及与外界活跃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各方面都基本上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线上。这个时期的古代蜀人同样掌握了娴熟的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并没有像殷人那样花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铸造青铜礼器，而是对人物造型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铸造了数量众多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雕像，以此来张扬独特的崇尚意识，进行规模宏大的古蜀祭祀活动。虽然传世文献对古代蜀国的历史文化缺少记载，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却告诉我们，古蜀族或古蜀王国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祭祀仪式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昌盛的祭祀活动在古代蜀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对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古蜀族和古蜀王国的统治者就是通过这些祭祀活动来体现和行使他们执掌的神权与王权，达到有效统辖臣民和增强古蜀族群中各部落各氏族之间凝聚力的目的。换一种说法，古代蜀国的祭祀活动不仅是一种反映原始宗教意识的传统习俗，也不单纯是体现神权和王权的象征仪式，更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手段和聚合模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决定了古代蜀国与众不同的祭祀特点。于是，象征古蜀王国群巫集团的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和象征古蜀族巫师的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与石跪人像，便在古蜀时代昌盛的祭祀活动中应运而生了。它们既是古代蜀国独特祭祀方式的产物，也是古蜀先民在青铜文化已高度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智慧和创意的结晶。古代蜀人铸造和雕刻的这些人物造型与中原青铜礼器相比，显示出了更加生动活泼和绚丽多彩的特点。它们并不是古蜀祭祀活动中的简单道具，而是人神沟通的象征，在特定的祭祀场面中所代表的特殊身份和表现出的神秘力量无疑会产生一种震撼心灵的效果。

我们知道，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是古蜀王国统治阶层的写照和群巫集团的象征，表现的是以古蜀族为主体的西南地区各氏族部落举行盟会和大型祭祀活动的情形，这一看法已成为学术界许多学者的共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和石跪人像则可能是古蜀族群中栖居于金沙村一带的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巫师象征。它们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在文化内涵的一致性以及造型风格上的相似之处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它们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最为显著的主要有几点：一是体型大小方面的悬殊，二是形态表现上的差异，三是冠帽服饰的不同。首先说体型，三星堆青铜立人像通高达260.8厘米，金沙遗址铜立人像通高仅19.6厘米，显然是由于两者地位不同、身份有别的缘故。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象征的是蜀王与群巫之长，因而高大华美气势恢宏；金沙遗址铜立人像表现的可能是部族首领或氏族巫师，所以小巧袖珍风格简朴。其次是形态，请特别注意面部。三星堆高大的青铜立人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小人像，甚至包括人面鸟身像，大都被雕铸成戴面具的形象，而面具往往是和原始宗教与古代巫术联系在一起的神秘道具，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增添神秘的气氛，或反映了一种观念和习俗^[57]。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中也有少数为写实风格而不戴面罩的，如一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跪坐人像和一件充满青春女性之美的青铜人头像。金沙遗址铜立人像的面部五官和神态表情则完全是写实风格，看不出有戴面罩的迹象。金沙遗址石跪人像，雕造者采用了多种手法来表现，也是不戴面罩的形态。这说明在古蜀族与古蜀王国的群巫中有戴面罩的巫师，也有不戴面罩的巫师。或者说，在古蜀族与古蜀王国举行的祭祀活动中，有的巫师戴上了面罩，有的巫师则不戴面罩。这很有可能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古蜀族群中不同的氏族或部落在祭祀习惯方面的一些微妙差异。再次是冠帽服饰，也说明了古代蜀国各个氏族或部落有各自不同的喜好和表现方式。尽管有这些差异，但雕造者赋予它们的含义则是一致的，反映的都是古蜀时代的祭祀情形，表现的都是巫师形象。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洋溢着青春女性之美的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璋与线描图

金沙遗址小型铜立人像作为古蜀族以太阳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祭祀活动中的巫师形象，相信是没有什么异义的。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同样也是巫师的象征，表现的是古蜀族举行“暴巫尪求雨”之类特殊祭祀仪式的情景，这在前面已做了较多的探析。由于一些考古工作者曾对这些石跪人像的身份象征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再做一些分析探讨。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或玉石之类圆雕人物造型来看，表现的几乎都是与祭祀活动或丧葬习俗有关的上层人物形象，绝少有特意表现奴隶或地位卑贱者的例子。这可能与当时青铜资源宝贵、玉石硬质材料雕造不易有较大的关系。在三星堆出土的千姿百态的青铜雕像群中，塑造的全是崇奉偶像与群巫形象。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雕人物大都是上层人物的跪坐姿势和穿戴服饰，各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物上的人头或人面也都是与巫师或祭祀礼仪有关的人物形态。殷墟曾出土有两件陶塑的商代男女囚俑，但它们属于墓葬陶俑的性质，与青铜铸造和玉石雕刻的人物完全不同，在质地和内涵上均有很大的区别。玉石在古人心目中和青铜一样，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古代蜀人和殷人采集玉石大量制作玉璋、玉璧、玉琮、玉戈等用于祭祀礼仪便是最好的例证。我们还可以举出玉器线刻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比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刻画的便是沟通天地的群巫形象。由此可见，金沙遗址石跪人像作为古蜀族特殊祭祀活动中的巫师象征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传统习俗方面的例子来加以印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透露的信息，自远古以来古代蜀人就形成了大石崇拜的习俗。按照众多古籍史料中的说法，据传大禹兴于西羌，生于石纽。《淮南子·修务训》和《艺文类聚》卷六引《随巢子》中都有“禹产于石”的记载。《墨子·墨子后语》与《蜀典》等古籍则记述了“石破北方而生启”的传说。这些记载隐约地透露了早在夏代就有了石崇拜的心理观念，并说明了大禹与西羌和古蜀地域的关系。羌族史诗《羌戈大战》则记述了白石崇拜的由来，这种供奉白石作为神灵象征的原始信仰习俗至今仍在羌族中盛行不衰。《华阳国志·蜀志》记述古蜀时代最先称王的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也透露出了古代蜀人崇拜大石的原始宗教意识，这与夏族石崇拜观念的影响显然亦密不可分。古代蜀人走出岷山栖居成都平原之后，崇拜大石的传统习俗更为盛行。《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时期，“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即是很好的说明。古蜀时代流传下来的大石遗迹，除了著名的石笋，还有武担石、石镜、天涯石、地角石、五块石、支矶石等。据刘琳解释，这些巨石“均为古代蜀王墓前的标志”，“皆由数十里乃至百里外的山上开采运来”^[58]。童恩正先生也认为：“蜀族是中国土著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关于大石传说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成都“平原上的大石遗迹，全部是从西部的邛崃山脉中运出来的……蜀国的奴隶主企图树立这些大石来歌颂自己的‘功绩’，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劳动人民伟大创造力的纪念碑”^[59]。这些巨石大都附会有神奇的传说，自古蜀时代以来就成为成都平原的一种特殊景观。与四川邻近的甘肃、云南等地尚未发现类似遗迹，这说明石崇拜无疑是古代蜀人独特的一种崇拜象征形式^[60]。有着这种古老悠久传统习俗的古代蜀人，选用石材雕刻象征巫师身份的人物形象，用于特殊的祭祀活动之中，应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做法。栖居于金沙遗址的古蜀族雕刻这些石跪人像很显然就是这种崇尚习俗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石跪人像作为尊崇的偶像与特殊身份的象征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而在古蜀族祭祀仪式中身份最为特殊、最令人瞩目而备受尊崇的就是氏族或部落中的巫师了。值得注意的是，古蜀族雕刻的这些用于祈雨之类特殊祭祀仪式中的巫师形象采用了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将生活中的原型作为依据，而加以富有创意的构思和充满想象力的发挥，从而展示出了一种强烈的艺术真实效果。对石雕偶像的崇尚这一悠久的古蜀习俗在后世亦有很好的延续，汉代雕刻的李冰石像便是显著的例证。

金沙遗址石跪人像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古蜀族特殊的祭祀仪式，也不单纯是一种古老悠久的崇尚习俗，更多的则是一种精神观念的张扬。古代蜀人认为人神是可以沟通的，三星堆出土器物便对这一主题观念给予了充分的展示，金沙遗址石跪人像也同样是这个重要观念的生动展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祭祀活动在古代蜀人心目中既是祈祷诸神获得保祐的方式，也是人神沟通的重要途径。在古代蜀人的祭祀活动中，不仅洋溢着浓郁的巫术色彩，更贯注了强烈的虔诚情感。所以，青铜铸成的群巫可以是戴着面罩与神密语的神秘模样，石质雕刻的巫师也可以是赤身裸体双手反缚跪地祈祷、神态悲壮的形象。为了祭日或者祈雨，古代蜀人并不赞赏和模仿中原殷商王朝过于残酷的祭祀方式，而是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做法。巫师是氏族或部落的神权与王权的执掌者，为了祈雨并不会去焚烧或暴晒活人，而将象征巫师的石跪人像置于烈日之下同样起着“暴巫尪”的作用。在石跪人像的面部涂抹朱砂可能是巫术中的画龙点睛之术，象征着古蜀族给这些石雕偶像注入了神秘的力量，使之成了真正的巫师的化身。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质人物雕像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世界上的许多古老民族都有采用石材雕刻人物造型的传统。例如我们熟知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在石雕人像方面就蔚然大观，而中华民族在玉雕和石雕人物造型方面也独具特色。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石跪人像不仅反映了古蜀文明的灿烂，也为世界美术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当我们今天审视和观赏这些石雕人像时，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绚丽的内涵和神秘的魅力。

【注释】

[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37页。

[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43～46页图版。

[3]［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第9册，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第2991页。

[4]［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11册，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第3837页。

[5]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一版，第2页、3页、5页。又见《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7～10页。

[6]彭邦本《古城、酋邦与古蜀共主政治的起源——以川西平原古城群为例》，《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第18～22页。

[7]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30～31页。又见《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99～200页。

[8]王守谦等译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第84页。

[9]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191～192页。

[1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第3页。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62页。

[12]［苏联］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第39页。

[13]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第201页。

[14]蔡革《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看当时蜀人的服饰特征》，《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第19页。

[15]沈仲常《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立人像初记》，《文物》1987年第10期，第17页。

[16]钱玉趾《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考》，《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第52页。

[17]［澳］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雷雨、罗亚平译），《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0页；［美］罗伯特·W.贝格勒《四川商城》（雷雨、罗亚平译），《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72页；黄剑华《三星堆青铜造像》，《寻根》1997年第4期，第14页、18页注［2］。

[18]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99页。

[1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233页图一二九、第234页图一三〇、第236页图版八六、第237页图版八七。

[20]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上册第315页、375页，下册彩图二三、图版一六九、图版二〇三。

[21]陈德安等《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25～26页。

[22]王方、周志清《铜立人像》，《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47页。

[23]黄寿祺、梅桐生译注《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第17页、18页注［15］。

[24]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180页、96页，又见第137～143页表述。

[25]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261页。(www.xing528.com)

[26]陈德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第40～42页；陈德安等《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0～31页；范小平《广汉商代纵目青铜面像研究》，《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第61页；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19页、127页。

[27]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第315页、375页。

[28]张擎、周志清《石跪人像一》，唐飞、孙华《石跪人像三》，王方、刘骏《石跪人像四》，《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66页、176页、181页。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巴蜀书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10页、222页。

[2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74页、178页、188页、190页。

[30]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223页。

[31]林向《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14页。

[32]徐鹏章《我市方池街发现古文化遗址》，《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第91页。

[33]王毅、徐鹏章《方池街古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成都文物》1999年第2期，第46页。

[34]吴怡《成都方池街出土石雕人像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第19～21页。

[35]吴怡《成都方池街出土的石人初探》，《成都文物》1985年第1期，第49页。

[36]唐飞、孙华《石跪人像三》，《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76页。

[37]王方、朱章义、张擎《金沙村遗址出土石器》，《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64页。

[38]唐飞、孙华《石跪人像三》，《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76～178页。

[39]张擎、周志清《石跪人像一》，《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68页。

[40]王方、刘骏《石跪人像四》，《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1页。

[41]《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记述。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一版，第128页。

[42]王守谦等译注《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162页。

[43]《竹书纪年》卷六，《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第1067页。

[44]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第一版，上册第519页、541页。

[45]据参加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先生介绍说，这两件出土的陶人俑“穿着几乎完全遮住下肢的长袍”，认为“这两个陶人俑显然是囚犯，双手都戴着手铐，一个双手在前，另一人双手在背后。两人颈戴着枷锁，剃光了头”。见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219～221页，第222页图。可知表现刑罚者无需裸体。该陶人俑图可参见史岩编《中国雕塑史图录》第一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46]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81～87页。又见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108～133页。

[47]杨泓《说坐、跽和跂坐》，《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4～5页。

[48]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491页。

[49]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第2册，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初版，第479页、482页。

[50]《文选》卷十五张平子《思玄赋》注引，见《文选》（影印本）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第218页。

[51]《诗经全译》（袁愈安译诗，唐莫尧注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二版，第311～312页。

[52]王守谦等译注《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第277～278页。《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第803～804页。

[5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495页。

[54]郑振铎《汤祷篇》，《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第198～204页。

[55]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121页。又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262～263页。

[56]［英］詹·乔·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上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101～108页。

[57]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07页、121页。

[5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187页。

[59]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一版，第83页。又见《童恩正文集·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89页、90页。

[60]黄剑华《天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10～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