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铜像：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东方文明形态

青铜雕像是古蜀青铜文化最富有特色的灿烂杰作，也是商周时期古蜀文明最令人称奇的璀璨结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充分展示了瑰丽的神韵和丰富的内涵，真实地展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东方文明形态，成为中外考古史上举世轰动的重要发现。要了解金沙遗址，也让我们从出土的雕像开始。

据参加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统计，金沙遗址现已清理出土的铜器有470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35.69%，数量较多，品种也较丰富，大致可分为几何形、像生形、彝盛形三大类^[1]。但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物造型却极少，仅有小型铜立人像1件。这种情形与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千姿百态的青铜人物雕像群形成了明显的差异，究竟是什么缘故，颇使人费解。有人推测，金沙遗址的范围可能比目前勘探发掘的还要大一些，在整个遗址范围内很可能还会有类似的青铜人物雕像埋藏在地下某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都平原上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这种预测并非无稽之谈，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金沙遗址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古蜀之谜，是否还会给学术界和公众以更大的惊喜，这一切都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寻和考古发掘。

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这件小型铜立人像重641克，通高19.6厘米，其中立人高14.61厘米，插件高4.99厘米。其整体形态为圆雕造型，由立人像和插件相互连接组成。其铸造工艺与三星堆出土人物雕像相似，从残留的泥芯范土看，系制模后一次浇铸而成，然后在器表进行过打磨抛光处理。其造型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制作方面展示了娴熟而高超的制作技巧。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让我们仔细观赏一下这件珍贵的小型青铜人物雕像^[2]。立人做挺身肃然直立状，头戴奇异的环形冠帽，帽环周缘有十三道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等距离分布的弯曲象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阳闪烁的光芒。环形冠帽与弧形冠饰显示出的诡异飘逸的形态是如此匪夷所思，很可能蕴含着某种特殊的象征含义。立人的脸形较为瘦削，粗眉大眼，直鼻方颐，颧骨凸起，嘴巴微张，双目圆睁，瞪视前方，神态诡谲，表情肃穆。脑后有隆起并列下垂的三道发辫，长辫上粗下细，下边有宽带束之，直拖至臀部。身穿衣袍，腰间系带，其服装下端长过膝部，因锈迹较重，衣饰不详。其双脚不现脚趾，似穿有鞋袜，显得宽大厚实，站立于上端分开呈Y字形的插件之上。立人的两边耳垂皆有穿孔，胸腹前的腰带上斜插着一件器物，好像是一柄短杖，其杖头如拳，形态独特，或许是用于古蜀族祭祀活动的某种法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立人的双臂做出环抱举物的姿势，左臂屈肘于胸前，右臂上举与肩齐，双手虚握，中空的双拳上下呈斜线相对，显示出两手之间可能握有某种祭祀用品。这与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和一件残断的小型兽首冠青铜人像的双手姿势几乎完全一样，虽然体型大小不同，但都是具有典型古蜀特色的祭祀活动中的巫师造型。其浑圆的双臂在形态上也很相似，小立人像右臂有凸起的棱，看不清衣袖上是否有纹饰，不过很明显双手腕上各有宽约1.1厘米的箍形凸起，可能是套在手腕上的饰品，金沙遗址出土有玉箍形器，腕饰的形态与之非常相似。

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脑后的发辫

三星堆出土的兽首冠青铜立人像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小型铜立人像，无论是形态姿势、五官神情，还是冠帽服饰、脑后的长辫及腰间的法器都给人以神奇之感。从造型看，这件铜立人像与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可谓一脉相承，显示出了浓郁的古蜀文化的风格特征。从文化内涵方面看，更是无可置疑地说明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也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特点，比如体型大小上的悬殊、服饰的差异、所戴冠帽的不同等。这对我们深入探析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时间上的先后衔接，商周时期古蜀王国的社会结构和族属关系，古代蜀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习俗，以及古蜀文明的兴衰与发展脉络都是很重要的材料。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小型铜立人像虽然体型不大，却向我们透露了丰富的信息，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件小型铜立人像的身份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是它具有典型古蜀特色的双手环抱做虚握状的姿势，与三星堆体态高大衣冠华丽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以及另一件兽首冠青铜人像的形态如出一辙，在形貌神态上也高度一致，表现的都是献祭的情形，扮演的都是古蜀族与古蜀王国中的祭祀者的造型。也就是说，如果三星堆非同凡响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是古蜀王国盛大祭祀活动中的蜀王和群巫之长的象征，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小型铜立人像也同样具有古蜀族部落或氏族首领与巫师身份的含义。换一种说法，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不仅高大精美，而且华贵雍容，气度非凡，在青铜造像群中身份显赫，很显然应是群巫之长，代表的是神王和蜀王的身份。相比之下，金沙遗址这件铜立人像就显得过于小巧袖珍，缺少了那份华贵和气势，所以表现的很可能是氏族巫师或部族首领。尽管它们地位不同，身份有别，但献祭的姿势所展示的祭祀情形则是一致的。它们都具有诡异神奇的特点，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商周时期古蜀族与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盛行和巫风的昌炽，透露了掌握神权与王权的群巫集团在当时古蜀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古代西南地区有很多部族，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汉代司马迁对此曾做了真实的记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西其北又以什数，有的“皆鬼结，耕田，有邑聚”，还有的“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3]。汉代班固在《汉书》中也对此做了同样的记载^[4]。这是汉代的情况，上溯至商周时期，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部族数目可能更多。这种情形与西南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童恩正先生曾指出：“四川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祖先的劳动生息。”“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从远古的时候开始，这里除了汉族的先民以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在活动……以后在川东和川西建立起来的巴、蜀两个奴隶制王国，就是在这种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远古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除了文献记载，考古材料也对此提供了大量的例证。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便真实地展示了古蜀王国中的群巫集团与统治阶层是由众多部族或氏族首领兼巫师组成的，这种情形也可以说是商周时期古蜀社会结构与凝聚方式的生动写照。有学者认为，古蜀社会曾长期小邦林立，在古蜀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的政治局面^[6]。这是很有见地的一种观点。以此来看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在古蜀共主政治秩序下，由于古蜀统治集团内不同部族或氏族的兴衰与王朝的更替，从而导致了三星堆古城的衰落和金沙遗址的兴盛。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铜立人像便是长期聚居于金沙的古蜀部族或氏族的崇奉之物。

关于古蜀时代部族甚多、小邦林立的情形，无论是从文献记载或考古资料来看，确实是长期的客观存在。据学者们研究，在秦灭巴蜀之前，巴蜀境内至少有数十个小部落，这些部落首领也就是小诸侯，或称为“戎伯”。蒙文通先生认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可见巴、蜀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两个联盟的盟主。”^[7]这种多部族联盟的形式，正是古蜀王国与中原和其他地区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不同之处。秦惠王准备伐蜀的时候，司马错曾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认为蜀国具有地广财多容易攻取的特点^[8]。常璩《华阳国志》对此亦有记述^[9]。商周时期的古蜀王国，没有外敌威胁，各部族之间有着较好的联盟关系，神权和王权高度统一，保持着很好的共主政治秩序，社会繁荣，民族昌盛，成就了青铜文化的灿烂和古蜀文明的辉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便是对这个时期古蜀王国文明形态与社会情形的最好说明。古蜀王国各部族或氏族之间的发展情况不会完全一样，有的繁荣兴旺日渐强大，有的则由于种种原因而逐渐衰落了。强大起来的部族或氏族很可能会取代衰落者而成为新的共主，发生王朝更替也就在所难免了。值得注意的是，古蜀王国的众多部族与氏族在地域文化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而在崇尚与习俗方面又有一些各自的不同特点。金沙遗址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古蜀王国某个部族或氏族的栖息聚居之地，起初也隶属于三星堆古蜀都邑的共主政治统治之内，随着这个部族的日渐强盛，后来终于取代了三星堆古蜀都邑的地位。这个变化显然有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后被取而代之的结果与三星堆古蜀都邑发生突然变故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清楚这种变故的详细过程，但它最终导致了古蜀王朝的政权更替和三星堆古城的衰落。遭遇了变故的蜀人并没有将青铜造像群和珍贵器物搬运到金沙，不过并不排除有很多三星堆居民迁移到金沙的可能。这些都是很有意思且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想要说明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铜立人像应为长期栖居于此的古蜀部族所铸，所以它和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几乎完全一样却又有一些不同特点，将其放在古蜀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来探析也就不难理解了。

金沙遗址铜立人像最为显著的与众不同之处应是头上所戴的奇异冠饰。三星堆体型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头上戴的华美冠冕，被发掘者称之为“花状高冠”^[10]或“筒形冠”^[11]，实际上是冠帽合一的高冠样式。另一件残断的三星堆青铜人像头上戴的是兽首冠，或称象冠，冠顶两侧耸立着形态飞扬的两只兽耳，中间为昂起的卷曲象鼻，冠的上部还有一个平放的扁形容器，显得极其诡异奇特。这些冠帽样式神奇，内涵丰富，浪漫飘逸，可谓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独创。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上所戴的奇异冠饰同样风格诡谲，极富想象力，但样式并不一样。其夸张的冠饰为十三根弯曲象牙状的弧形饰物，组成一个令人注目的旋转状的圆环帽圈。这种别出心裁的冠饰戴在神情肃穆做祭献状的铜立人像头上，很显然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象征含义。由这件冠饰的形态样式，很容易联想到金沙遗址同时出土的一件太阳神鸟金箔饰，内层采用镂空手法表现的旋涡图案中有十二道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两者在造型构思上非常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铜立人像冠饰与太阳神鸟金箔饰的旋转芒一为十三，一为十二，但它们的形状与组成方式异常一致，都是等距离分布，形似略呈弯曲的象牙状，组合在一起如同神奇的旋涡，洋溢着夸张而强烈的动感，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便是太阳耀眼的光芒。关于太阳神鸟金箔饰，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做专文探析。这里先要指出的是，太阳神鸟金箔饰那金光闪烁的圆盘和耀眼的光芒，显而易见应是古代蜀人对太阳的一种富有创意的神奇表现，展示的是崇拜太阳的信仰观念。铜立人像头上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可能赋予了头罩太阳光环的特殊寓意，很显然也是古蜀族太阳崇拜观念的生动反映。(www.xing528.com)

神奇的三星堆青铜人面鸟身像

从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材料来看，太阳崇拜在商周时期曾是古代蜀人的一个主题观念，在古蜀王国昌盛的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与众多的铜鸟造型，学者们认为应是太阳神话的形象展现。此外，三星堆出土的铜太阳轮形器、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有圆日图像的青铜圆形挂饰、四面坡状神殿屋盖上的圆日图像，以及胸前有圆日图像的人面鸟身像等，都与太阳崇拜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件圆形铜挂饰在中间的圆日图像周围刻画了九道旋转芒，显然也象征着太阳耀眼的光芒。它们都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古蜀时代太阳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极其绚丽多彩的特色。学术界通常认为，太阳崇拜的产生与昌盛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太阳充当了农业丰产的赐予者，二是出于氏族部落中分化出来的贵族阶层与太阳神攀亲的需要。例如苏联学者谢·亚·托卡列夫就认为“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其萌生显然为农业经济趋于繁盛所致；据民间观察，太阳为丰饶的主要赐予者。另一方面，太阳崇拜又是社会分化的反映，氏族—部落贵族此时已分离而出——而依据可供类比的民族志材料推知，氏族—部落贵族自命为太阳神的后裔”^[12]。叶舒宪先生也论述说，人类进化到农牧定居阶段以后，原始宗教的重心便从狩猎巫术和图腾崇拜转向了自然崇拜，在各种自然现象中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因此，在大多数脱离了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化区域中，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的过渡的文明史进程，先民们留下的早期精神遗产之中，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仪式、礼俗、建筑、历法、象征文字、造型艺术、歌舞表演等等，几乎随处可见。”^[13]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王国在殷商时期以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为主要统辖之地，这个时期古蜀农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文明高度繁荣，社会阶层也已有了明显的分化，精神世界更是绚丽多彩，太阳崇拜也顺理成章地呈现出空前昌盛的情形。金沙遗址也不例外，同样有着强烈的太阳崇拜观念，从出土遗物来看，古蜀族的重要祭祀活动便与这一观念有关。

通过冠帽来表达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并非金沙遗址的独创，三星堆青铜雕像对此已有生动的展现。最为显著的是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所戴冠冕花瓣状的上部正中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圆日图案，顶部起伏的W形似含有山峦起伏或云蒸霞蔚的意味，两侧好像飞翔的翅膀可能象征着太阳神鸟的双翅，上面的纹饰图案更增添了华美尊贵的特点，这一切都透露出浓郁的太阳崇拜风格。正如有的学者认为，青铜立人像“头戴‘冕冠’，或可称为凫冠，似莲花似太阳，头戴凫冠犹如头顶太阳，以示神圣和尊贵”^[14]。根据《周礼·春官·司服》中的记述，可知古代不同的冠冕是和各种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三星堆青铜立人像作为蜀王与群巫之长的象征，头戴具有特殊含义的华美的冠冕，表达的可能正是对太阳的顶礼膜拜，由此可知对太阳的崇拜与祈祷可能是古蜀王国最隆重的祭祀活动。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戴象征太阳光环的冠饰，毫无疑问表示的也是对太阳的崇拜与祈祷，而且显而易见这也是古蜀金沙最重要的祭祀活动。

使人浮想联翩的三星堆青铜神坛线描图

金沙遗址铜立人像的冠饰不见花纹图案装饰，远不如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所戴冠冕那般华美，服饰也有明显的差异，加上体型的悬殊，有力地说明了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在雕铸的时候三星堆古城可能尚未衰落。换一个角度来说，既然古蜀王国有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作为群巫集团和统治阶层的化身，那么在共主政治秩序下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只允许雕铸小型的青铜人像。这也说明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并存与衔接关系。古蜀社会的发展和古蜀各部族的兴衰变化，才导致了三星堆古城的衰落，形成了金沙遗址的兴盛。尽管金沙遗址铜立人像体型较小，其内涵与寓意却和象征蜀王与群巫之长的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是一致的，都是重要祭祀活动中的崇奉化身。说得更明白一点，头罩太阳光环的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可能代表着古蜀族中地位显赫的贵族形象，并具有氏族巫师的身份。在古蜀族举行的祭祀活动中，铜立人像扮演的可能是光明的使者，承担着祭祀太阳祈祷丰年禳除灾害的职责；也可能作为太阳神的代表，起着沟通人神的作用。

金沙遗址铜立人像环抱于胸前做虚握状的双手究竟所执何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谜。三星堆青铜立人像那极度夸张的双手所执何物同样费人猜思，曾引起学者们的种种推测。有的认为是祭祀天地的玉琮^[15]，有的认为是某种法器^[16]，有的认为可能是象牙^[17]。通过近年来深入的学术研究，大家认为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双手握举外方内圆之玉琮的可能性不大，而执握弯曲的象牙或某种法器则有较大的合理性。以象牙实物的大小放置在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握成环形的大得出奇的双手之中，确实是比较吻合的。三星堆同时出土的另一件残断的青铜兽首冠人像体型较小，残高只有40.2厘米，双手同样环抱做虚握状，显然不能放置象牙实物，那么执握的又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从其双手相距较近，握孔明显错位来看，也有可能握的是两件东西，或者干脆就是一种手势^[18]。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残存神坛上有大小两种人像，两手也做环抱执握状，一种双手抱在一起握成圆形，另一种两手斜举虎口相对握成长方形^[19]。此外还有陕西宝鸡地区与古蜀文化关系极其密切的国墓葬出土的青铜人像，如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两件青铜人像，一件铜人（男相）双手举于右侧肩上前后相对握成夸张的圆形，另一件铜人（女相）双手干脆伸于左右两侧，好似做舞蹈状，一上一下握成巨大的环形^[20]。这些可供对照比较的出土实物说明商周时期古蜀王国或古蜀族雕铸的青铜人像在双手做执握状的造型方面确实有多种手势。无论执握为何物，或是约定俗成的特殊手势，表达的都是虔诚祭献之意。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小型持璋铜人像

这里还要提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几件小人像手中握有牙璋或象征瑞枝祥草的藤状物，有学者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参照，由此推测三星堆青铜立人像与兽首冠青铜人像双手执握的也许是性质类似的祭品或祭器^[21]。以此来看，金沙遗址铜立人像体型较小，双手虚握的拳孔亦小，而且两手拳孔并不上下对应，因而有的考古工作者推测认为，小铜立人像“手持物品要么左、右手各执一件，要么两手握着的就是像三星堆二号器物坑‘铜神坛’上铜人所持的弯曲的树枝”^[22]。执于铜立人像手中的弯曲的树枝当然不是普通的树枝，而是具有神话传说中迎送太阳的神树之枝的象征含义。此说似有一定的道理，与铜立人像所戴奇异冠饰的含义一致，表示的都是强烈的太阳崇拜观念。参照古籍文献记载，《楚辞·离骚》中便有“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的说法。扶桑是东极太阳升起的场所，若木是西极太阳下山的地方，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树。关于“拂日”，有学者解释是“折若木以拂日，犹挥戈以返日也”，是挡住太阳不让它下落的意思^[23]。当然也有另外的解释，萧兵先生就认为“《离骚》可能原是太阳神鸟的悲歌”，主人公在精神上“因为是太阳神后裔，他才能够这样随心所欲，颐指气使”，“乘坐由日御羲和所驾驶的太阳神车，盘桓于落日逍遥之所”^[24]。这些解释和看法，对我们探析金沙遗址铜立人像手执何物，以及其可能被赋予什么样的象征含义显然是有借鉴和启示作用的。正如孙华先生所说，铜雕巫师手持象征扶桑、若木的铜神树的树枝，“来迎送太阳的起落，或举行某种祭祀太阳神的仪式，这是完全可能的”^[25]。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上面所述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当然也有可能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双手所执是其他形态的某种吉祥物，或是用于献祭神灵或是用于人神沟通的某种祭祀器具或物品。总之，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探析，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金沙遗址这件小型铜立人像站立在插件之上，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插件略呈方形，上端分开，很像是农耕初期的一个倒置的耒形器。在分开的上部之间有两根支撑，并夹有布满铜锈的类似横梁的东西，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横梁状物体上面还残留有少量朱砂，很显然这是祭祀活动中留下的遗痕。清理出土时发现插件下端尚有一些残存的木质痕迹，据此推测当初古蜀族供奉或在祭祀活动中使用铜立人像的时候，下面可能有木质的基座，用插件插入木孔固定。这与三星堆铜立人像站立于纹饰华丽的双层方座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可能是因为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形体较小，所以需要安放在木质的基座上，以衬托和彰显其特殊的身份。将青铜雕铸的人像与木质部件结合起来使用，很可能是古蜀族与古蜀王国的一种传统，或者是商周时期蜀人的习惯做法。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人头像，颈下呈尖三角形，很可能就是装在木质身体之上的。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像，有的学者认为也可能是与木制或泥塑的身躯配合安装使用的^[26]。这些青铜人头像与人面像的地位均低于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可能代表着古蜀王国中的各氏族部落，这会不会就是它们使用木制身躯或木质基座的原因呢？除了地位关系上的原因，这与当时青铜的采矿冶炼生产数量也可能有较大的关系。总之，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中只有象征蜀王与群巫之长的青铜立人像高踞在铜铸的方形祭台上，其他身份较低的青铜雕像无一例外都是不能享有这种特殊待遇的。由此可见，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因为是古蜀族雕铸的巫师的象征，所以体型较小，只能和木质基座配合使用。

陕西宝鸡国墓地出土的两件小型铜人像

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和金沙遗址铜立人像配合安放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木质基座？会不会是古蜀族宗庙或神庙中的木质神坛或祭坛呢？因蜀地潮湿，木质易腐，数千年之后，这种古蜀族的木质神坛或祭坛已不见遗存，其样式大小等只有靠分析和想象去推测了。在陕西宝鸡国墓葬茹家庄一、二号墓地出土的两件小型铜人，一件铜人（男相）高17.9厘米，残重0.3公斤；另一件铜人（女相）高11.6厘米，重0.15公斤，它们的衣下缘有方孔，或背部有钉孔，下身有椭圆形銎口，说明“铜人应插在木质座上，出土时置于棺椁之间头向处”，“铜人可能跟祭祀或巫术活动有关”^[27]。它们的形态与体型同金沙遗址铜立人像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都插在木质基座上，其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使用方式自然也与国墓葬主人的地位身份有关。关于插件和基座，还应注意到金沙遗址出土的尖喙铜鸟与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铜鸟腹下有残断的柱形器，铜璧上有扁平短柄，可能都是插件，应是插在大型器物或基座上使用的。这也说明铜立人像的插件使用并非偶然现象，而是金沙遗址统治者特有的一种祭祀活动方式。如果和千里之外国墓地出土的铜人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的古蜀传统之一了。